当然,最初将鸦片带入这一地区的是对外贸易,在整个70年代,镇江(在大运河航 线上,这一地区使用镇江为其港口)"在鸦片贸易方面除了上海数第一"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79年,第2卷第79页。 到80年代末 ,市场上地方的鸦片制品明显增多,因而鸦片输入开始下降,徐州更加严重 同上,1889年,第2卷,第159页。 在90年代早期,砀山县(1896年 大刀会的重要起义均发生在此)的鸦片制品,在北方城市中是位于河南鸦片之后的最受欢迎 的产品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报告》,1891年,第2卷,第22页。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会对外国的 鸦片贸易带来损害,因为正如海关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报告的:"(从镇江运至)山东的鸦 片增长极为瞩目。 北方贸易之所以如此大幅度增长,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那些由于种植普通 谷物歉收而挨饿的人们,现在却因种植鸦片而变得富裕起来。 " 同上,1875年,第135页。 鸦片生产扩展的速度在90年代大大加快, 因为国际银价的下跌增加了进口的费用,据一份相当谨慎的估计数字显示,在徐州府,有十 分之一的土地是被用来种植罂粟的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辑,第4 59-462页。 在以习武和向权威挑衅为俗的鲁西南地区,随着鸦片种植的扩张,随着中国政府因腐败、叛 乱及外国侵略控制而日益衰弱,到90年代,这一地区的盗匪活动已达到如瘟疫般流行的程度 。 102 在有些地方,自然灾害频仍,特别是砀山县,那里的盐碱和风沙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计 贵筠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奏,《户部题本》第2649号,赵舒翘,光绪二十三年 二月十六日奏,同上,第2663号。 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地方卫戍部队开赴前 线时,"成群的盗匪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和恐吓" 爱德华兹:《山里人》,第95页。 传教士们报告说,规模更大、为 数更多的匪帮甚至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 薛田资:《韩理神甫的一生》,第90页。 在1895年的《清实录》中 ,累累皆是大股匪徒袭击苏、鲁、豫边境沿线的报告,清帝发布十万火急的谕令,责成地方 官立即加以镇压 《清实录》(光绪朝)卷363,第1-9、14页;卷365,第1、9页;卷367,第4页。 时曹州知府为满人毓贤(1899年义和团运动猛烈爆发的时候他升任山东巡抚), 在镇压土匪的过程中,他显得特别卖力,简直不分青红皂白。 由于他扮演的此种角色,《老 残游记》给了他一个"曹州屠夫"的恶名 刘铁云《老残游记》,哈罗德•谢狄克译本(伊塔卡:康奈尔1952年版),第45- 70页。 又见李秉衡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一日(1895年6月23日)奏,《清实录》卷369,第1-2页 ,《北华捷报》卷56,第123页(1896年1月24日)及卷56,第165页(1896年1月31日)。 我们对这种盗匪活动本质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有关文献几乎一成不变地来自"官方",我们 很难辨别出这些盗匪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匪帮"的范畴,所 谓社会匪帮是指在急剧的商业化和阶级两极分化时期致力于对社会的不公正进行原始抗议的 人们。 很清楚,匪徒们不在本村抢劫,亲缘邻里关系再加上当地受惠于抢劫所得这样一个事 实,使我们有理由假设匪徒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其乡邻心照不宣的支持。 因此,有些村 庄被看作为"匪巢"。 匪徒的袭击变质为村庄之间的纠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薛田资:《韩理神甫的一生》,第71、90页;《在华二十五年》第73页,《北华 捷报》卷62,第61、289页(1899年1月16日及2月20日)。 而传教士们则往往因 为匪徒们呼吁保护而卷入纠纷,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讨论山东的圣言会时涉及过。 然而,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江苏边境的法国耶稣会。 他们的教区史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令人瞠目的事 件。 有个传教士被诱骗到一个臭名昭著的匪巢,劫匪们对他殷勤照料,并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