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即形式问题,为什么这次反洋排外运动采取了义和团这种形式?部分问题可以从 上述大刀会与神拳所反映的鲁西南和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找到答案。 但社会结构并不能完全 解释这一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探讨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变动的历 史变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结构的存在并非一日,从历史角度观察,它含有相当的稳定因素。 而社会运动,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常常采取突变的形式,是历史变化的一种。 因此,解释义 和团运动,实际上是在解释历史的变化过程。 这也是本书在理论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在 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剧烈的历史变迁中,寻找到内在的合理的理论联系。 解答历史变化的通常说法都是首先指出外来因素,即存在于社会结构之外的事实--如自然 灾害、战争、外国入侵等等。 这些事实固然重要,因为它们的冲击的确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某 些变化。 例如,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传教士)渗透,传统的 社会体系发生了动摇,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这只解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帝国主义 这一外来因素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为什么华北农民采用了 义和团这种〖ZZ2〗形式来对抗,却没有满意的回答。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时 也参考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主观与客观条件等学说。 关于"基础"这个范畴 ,本书的研究中包括了所有形态的经济活动,商业、政治、社会以及村社结构。 第一章对义 和团运动的社会基础--鲁西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做了具体的描述。 在其上存在的"上层 建筑"包含鲁西所有的重要文化领域 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词,从广义来讲是人类学中泛指的人的社会行为,包括人 们日常的风俗习惯,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各种仪式(宗教与非宗教的),以及流行于社会中 的民间宗教。 它与中国知识分子惯常用的"文化"--书本知识和文学修养等等在意义上迥 然不同。 为解决这一由字面带来的涵义上的差别,本书以"民间文化"一词来加以区别。 。 马克思本人认识到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文中他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 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03 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的文化概念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 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某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相似,他们将一切现代中国的弊 病都归因于传统文化所谓的落后与不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