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京畿秘密宗教不同,单县刘氏宗教曾将武术吸收进来,这大约发生在18世纪末叶。 河南、 山东、安徽边界地区的许多八卦教均来源于这一教派。 从其流传的地点来看,似乎也可以说 明鲁西南风行练拳的一个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练拳的记载,都是在发生1771年官府镇 压秘密宗教、逮捕处决其头领一事以后。 事实上,最多提到义和拳的文献总是与1786年八卦 教为营救被关在单县城的刘姓人一事有关。 看起来,官府铲除了这一教门中纯粹的宗教头目 ,同时还没收了经文。 失去世袭的宗教领袖以及经书指导,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应运而生,并 带给秘密宗教一个新方向。 由于亟须(也可能只是借口)营救刘氏后代,因此强调习武可以说 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不过,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这一情况的产生。 在边界地区,武艺高 超的年轻人最有可能领导陷于困境的秘密宗教 参阅《义和团源流史料》第11-13页 和第27-29页上有关刘氏家族的材料。 我看过的材料证明,韩书瑞关于"念经型"和"坐功 运气型"秘密宗教的区分有些问题。 韩书瑞把刘氏宗教作为后者的源流,这种组织上的继承 关系当然重要,但是刘氏宗教本身在1771年官府搜捕后发生了变化,这似乎也很清楚。 在17 71年前,这种秘密宗教确有经文,一些头目还买了官爵,从未提到练武或谋反。 实际上,官 府的迫害似乎把"念经型"秘密宗教变成对练拳非常感兴趣的"坐功运气型"秘密宗教。 该 地区秘密宗教和练武习俗初期的不同特点,在下列1740年的一份奏折中亦有表述:"豫省民 情强悍,非学习拳棒,好勇斗狠,即崇信邪教,拜佛求神。 "很明显,练武和异端信仰是两 种选择,不是同一习俗中两个有联系的因素。 雅尔图乾隆五年一月十七日奏,《康雍乾时期 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20页。 18世纪70年代,在同一地区,王伦靠行医教拳吸收信徒。 虽然王伦的斋禁活动为一新加进的 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宗教与刘氏的八卦教有渊源关系。 王伦似乎把练武活动系 统化,并将其信徒分成"文"、"武"两种,前者集中节食和气功训练,后者重点练拳 《义和团源流史料》,第22页。 韩书瑞:《山东起义》,第186页;佐藤公彦:《乾隆三 十九年王伦清水教起义简论--义和团研究入门》,第326-327页。 另外,王伦 的练拳不仅仅包括练习拳术:很多文献记载都提到习练者要"学拳念咒", 51 练拳经常和气功 相连。 这里明显的是,习拳练武进入到秘密宗教的仪式活动中,二者形成了相对密切的关系 关于王伦徒弟"学拳念[诵]咒"和"学拳运气"的材料,参阅《义和团源流史料 》,第14-21页。 在这方面,王伦代表了与京畿不含武术因素的秘密宗教截然相 反的另一极端。 可以说,没有比王伦这样更清晰的实例让我们看到习武与宗教结合的初始了 。 这种不同寻常的密切结合关系可能有助于解释王伦起义的一个意外现象,即当时当地都没 有出现导致起义的社会或经济危机。 看起来,即使是在缺乏严重的生态或政治危机的情况下 ,似乎练武和秘密宗教完整结合本身就足以导致起义。 但是,有关秘密宗教中的文武之分,1774年王伦起义并不是惟一的例子。 1813年林清起义在 某种程度上把八卦分成了四个"文"卦和四个"武"卦,后者由冯克善负责 牛亮臣 供词,那彦成嘉庆十九年二月初十日奏,《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42,第18页;冯克善供 词,刑部奏,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5,第1页;宋树得供 词,[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二,《义和团源流史料》,第75页。 "文""武" 卦是由像冯克善这样特殊的人物联结在一起的,据说,他曾在直东边界传播"文武教门" 同兴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奏,《义和团源流史料》,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