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所有这些观察者的倾向性对他们的描述有很大影响 。 历史学家们的十八般兵器在这里全都得使上,这包括辨伪、考证,以及对那些与具倾向性 史料相矛盾的信息予以特别的关注。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我相信,在义和团起源问题上提出新见解的时机已经成熟。 英文著作 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力作是出版于1963年的维克特•珀塞尔(Victor Purce ll)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 自该书出版以来的20多年间,北京和台湾的清代档案 都已向学者开放。 台湾的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出版了多卷本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那些年代 的《教务教案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出现了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大量出版物,其中 最为关键的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山东省政府出版的两卷档案集。 这一出版热潮至今仍未显示有 下降的迹象。 当作者此书正准备送交出版社时,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宣 布,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另一部档案集很快将要出版。 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1979年底。 那时,我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呆了一 年。 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的支持与合作,我的这一研究工作绝不可能完成。 对我来说尤为重 要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 他们在1960年和1965 -1966年间深入鲁西,在这一闹过义和团运动的地区内遍访老农。 这些历史调查已有一卷选 编出版。 但我能得以查阅这些调查的最原始手稿记录。 在这些手稿中,访问者记下了当年的 义和团成员以及旁观者对义和团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 山东大学历史系向我慷慨提供的这些 记录稿,比公开发表的资料选编更为完整,它对我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的早期历史成了不 可缺少的材料。 正是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 民运动。 山东大学两次安排我去闹过义和团的乡村地区旅行。 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基础 上,我又作了进一步的采访。 再加上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观察,使得原 先那些材料对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这些访问价值无量,它帮助我理解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地 区差异(常常在同一县域之内也大有差异)的重要性,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 所有这些新的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不仅使我们能够更为详尽地观察义和团 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还使我们重新检验那些为人接受已久的有关义和团的观念 成为可能。 例如,珀塞尔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力图说明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义和团由 反清到扶清立场的转变,后来的大多数教科书和二手论著在描述义和团思想转变时皆追随珀 塞尔。 但是,最新的证据,尤其是口述历史,无可置疑地说明,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 场勤王运动,它从未经历过反朝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