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西方人无法通过创造仁慈的法律、良好的制度的方式为贫困国家设计使市场运作良好的自下而上的全面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规则的形成，都要经过对改革反映巨大的社会规范、关系网络、正式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考察。如果这些规范、网络和制度在改革后的情况下也发生变化，颠覆了历史的规律，那么这会使改革更加失败。很多政治哲学家，例如伯克、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对这些社会的相互影响力有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太复杂，以至于试图一次性改变所有规则的自上而下改革只会带来负面结果，并不能达到良好的结局。 理论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用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表明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带来预期外的不良后果。假设一个社会主要依靠网络促成市场交易。在这样自我实施型的网络中，骗子会被驱逐出而永远失去未来的商机。现在假设世界银行干预政府，让政府建立起受立法机关监管的正式管理体系，并且假设这样的平行体制至少部分有效，可以使一些商机在这样的管理中成功。这样的话，在非正式网络中欺诈的人可以退出网络体系后继续在正式的体系中经营。这样的社会可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网络体系瓦解影响先前的贸易，而正式体系仍在有缺陷地运行，限制了新贸易的发展。这样看来，拥有两套管理体制通常要比单一体制的情况更糟糕。逐步引入正式规则来加强现存网络体系的改革要强于用新体制彻底代替原有网络的改革。在西方一个似乎合理的制度演变的方式就是让非正式网络的规范和关系逐步加强为正式的规则（这样的正式规则仍会得到非正式体系的支持）。52 虽然这只是纸上谈兵，但是迪克西特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前苏联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会是一场灾难，以及为什么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市场改革如此不尽如人意。即便是在市场严重畸形的状态下，市场参与者也会形成相互贸易的网络和义务，这可以使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试图一次性快速引入市场自由化的规则只会打破原有的维系关系，同时新的正式体制并不足以使自由市场正常运转。逐步的市场自由化改革才能使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并调整他们的相互关系和贸易。 这主要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的机遇要依靠全社会的选择，而这正是计划者们通常不了解的（也不试图了解）。调查者更加尽力（正如这一章中提到的调查者），就有希望看到有贫民中的调查者带来的点滴改革与及时的效果。 决策者放弃并称之没有希望，可事情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复杂。尽管计划者造成了破坏，但贫困人民还是有能力有办法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