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史上,长期以来有关社会变革的哲学争议的最新表现,便是计划者与调查者在西方援助问题上的纷争。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巧妙地将其描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民主改革"。19这种划分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9世纪后期描述的"革命"与"改革"十分接近。从那时起,社会工程试验就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背景之下,比如将坦桑尼亚人安置于国有村落中;以及在苏联及东欧发展工业化的五年计划。讽刺的是,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采用"休克疗法"而抛弃了"渐进式疗法"的社会工程又一次被证明是肤浅之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工程出现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名为"结构调整"的全方位改革。当代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极致,是武装干涉推翻邪恶的独裁者,再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模式构建社会体系。要终结全球贫困的计划处处彰显着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自命不凡。 民主政治应该一步步地找寻解决方案:某个当地组织通过政治活动,为公共服务事业(如垃圾回收)造势,某位政治家意识到这是赚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于是帮助这个组织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赢得该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即便我们的政治家们不那么敏锐,成熟的民主制度也会发挥作用。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布隆(Charles Lindblom)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将富国政治描述成"摸着石头过河的学问"。他提出在成熟的民主中,"具体政策实施是在有限的对照中逐渐推进的过程,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试验、发现错误、再进行试验的递进"。20换言之,富国的政治家们是本国的调查者。 伯克和波普尔认识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注定了任何企图终结全球贫困的计划都无法成功,也没有哪个富国通过计划可以终结贫困。当富国的政客们关注非本国选民时,他们只可能成为计划者。这给予我们有关计划的又一个启示:外来者更容易成为计划者,而内部人士往往在同胞们的促使下成为调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