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欧文的例子告诉我们,用乌托邦式的方法解决西方以外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历史上,它从来就是西方与其他地区间的主旋律。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有朝一日要实现外资援助和军事干预的大计划。大多数实践侧重于从殖民主义向外国援助及善意的军事干涉的转变,当然,在对待西方的态度和政策上也有了重大改变。时至今日,这个主旋律仍能持之以恒,这是很有建设意义的。从最初开始,与富人们的虚荣心相比,他们对穷人的兴趣就是微不足道的。西方世界自娱自乐地幻想着,"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要去拯救其他地方。由此就产生了白人的责任。白人们自封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角色--古老版本的哈利·波特。 启蒙运动使西方以外的世界成了一块白板,他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制度体制,让西方可以在这上面实践先进的理念。正如布丰(Comte de Buffon)所言:"文明降临到欧洲,恰恰因为它的优越,文明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去改造这个世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说:"这片荒芜的土地,只需要我们的援助,就能变得文明开化。"30 虽然西方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比如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展开的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但白人的傲慢绝不会这么快就消失。英国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在184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除非白人停止奴隶交易,否则他们永远不会使非洲人相信"欧洲同胞们的优越性"。31 正如反奴隶运动的一位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说:"难道我们不能……努力让这些可怜的人们摆脱现在悲惨的境地吗?"321810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说道,"为了印度人的利益",英国人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33 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殖民者们像小孩子们抢糖果一样瓜分了欧洲,即便如此,会议还是充满着无私与利他的言论。签字者是"为了指引原住民,给他们带去文明的福佑"。34 马克·吐温是罕见的反对者。1901年,他这样嘲讽了这种教化的努力:"文明的福佑,它在那昏暗的灯光中,真是再好不过了……灯光中隐约可见一堆堆货物,它们装点着令人望眼欲穿的展品:法律、秩序、自由、荣耀的交易、对弱者的保护、教育……这难道不好吗?先生,它是一块蛋糕,它会把傻子引进来,他们就坐在四处的黑暗之中。"3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国际联盟许诺道,"尚无法自立之人的福祉和发展,构成了文明的神圣职责"。因此,"对这些人的托管,应交予先进国家之手"。36只有少数人质疑,这样的托管,也许是"对受压迫民族原始剥削方式的一项变本加厉的实验"而已。3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言论(同样是思想)发生了改变。什么种族优越论、落后民族需要托管、人们尚无法自治,统统被扔进了垃圾筒。自治与反殖民成为一项全球通行的准则。西方把老旧的种族主义换了说法,"欠文明"摇身一变成了"欠发达";"原始民族"也变成"第三世界"。摒弃种族主义,尊重人人平等,这是真心的转变。但是一份家长式的强迫手段依旧残存。当今世界的"国家建设"中存在一部殖民史,本书后续章节将剖析它所带来的教训。 与此同时,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西方企业有了一个新名字--外国援助。外国援助始于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1949年1月20日,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为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们必须着手一项大胆的、新的项目。全世界一半以上人民生活条件困苦……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用人性支配着知识与技能,去为这些人解除痛苦。"杜鲁门忽略了从前那些西方化的尝试,仿佛听众们都是林荫大道婚礼上的呆头亲属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知道了如何去帮助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 杜鲁门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不久又诞生了所谓发展专家--传教士和殖民官的继承人。在杜鲁门宣布"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两个百分点"之后不久,一批联合国专家就要求"一年3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1960年,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他的畅销书《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声称:"人们会要求增加4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以使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有正常的增长,人均年收入约增长1.5%左右。"这其中有些利己的成分。罗斯托那本书的副标题叫做"一部非共产主义宣言"。西方(第一世界)同共产主义者(第二世界)争着要给第三世界引领一条道路。西方竭力证明,在自由条件下(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条件下,帮助"其他地区"去实现物质的富足是切实可行的。有时西方不得不动用武装力量,来确保"其他地区"留在通向富足的道路上。冷战将在下面的几十年中影响西方的努力,正如今天的反恐战争也在影响着外国援助一样。 罗斯托曾是约翰·肯尼迪的顾问。肯尼迪在1961年宣布"现有的外国援助远不能让人满意,我们要在下一个发展的十年中,改变世界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命运,使有朝一日,人类不再需要所谓的外国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实施这项正义的事业,各种援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美洲开发银行(IDB)、非洲开发银行(AFDB)、亚洲开发银行(AD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更多的组织。 在这个转变其他地区的正义运动中,不仅仅涉及了外资援助,西方人还推广建议、外交关系和军事干预。冷战分子派出间谍、士兵,拿出武器到贫困国家,试图将他们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实行资本主义。 一个名为"发展经济学"的新领域由此诞生。波兰裔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要通过"大推进"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为第一世界。政治和社会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开始研究贫困国家的"发展"。 1956年,作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说计划是解决贫困的出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欠发达国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统一计划……在发达国家的鼓励性的祝贺性的掌声中。"缪尔达尔用了一种很戏剧性的语言来表达对计划的支持,这种语言直到今天还耳熟能详:如果不进行英雄式的尝试,就是继续默认经济和文化的停滞或倒退,而这在目前来看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英雄式的计划既没能结束经济低迷也没能满足最低需求。 虽然自那以后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推动当前白人继续援助的仍然是这些理念。早期一位很少见的反对者是匈牙利-英国的经济学家彼特·鲍尔(Peter Bauer),他在40年前就预测到通过外国援助的"发展"计划会失败。39 这种计划的逻辑谬误就在于,因为我就处于一个繁荣和平的社会,所以我知道如何让别的社会也如此繁荣和平。正如我的朋友阿普里尔说的,这就像认为赛马可以负责建造赛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