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与可问责,是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有了它们,调查就能奏效;没有它们,计划终究要失败。调查者们清楚,事情要想成功,唯有底层的人们给予反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调查者们必须贴近底层的消费者,而不是居高临下地俯瞰世界。消费者通过购买告诉厂商,"这东西物有所值";或他们认为产品毫无用处而要求退货。选民们告诉当地政客们"公共服务糟透了",然后政客们去尝试解决问题。 缺乏反馈是现有援助中最大的不足之一。它的产生,是由于无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援助机构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造成的。本书其余部分将谈到如何开始应对这一不足,包括雇用当地"监督员"对援助项目进行监督,以及对援助项目进行独立评估。 当然,必须有人听,反馈才能奏效。缺乏可问责性的反馈就像我在某个大车上看到的一位车技很差的司机,"觉得我开得不好?打电话投诉啊!扁死你"!一旦调查者们开始实施调查,他们要对最后的成果负责。追逐利润的公司制造那些有高需求的产品,同样他们要对产品负责:如果产品使消费者中毒了,责任就是他们的,或至少,他们从这个行业中出局了。政治改革家要对改革的结果负责。如果哪里出了错,他要付出政治代价,也许会丢了乌纱帽。如果改革成功,他会赚取政治资本。 虽然所有的政府都有官僚作风,但在发达的民主政府中,官僚们似乎分工更明确,他们要为某个具体的结果对公众负责。通过林布隆所说的"杂乱的渐进主义",官僚们逐渐改善他们的工作。活跃的民间组织和政治游说团体自下而上地追究领导人和官僚的责任,矫正他们错误的举措,并对正确的行动给予奖赏。富有的选民们报怨,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为他们递送《哈利·波特》后,地方垃圾处理人员没有处理废弃的邮包。政客和官僚们为赚取政治资本,愿意去弥补有关垃圾处理工作上的不足。反馈引导民主政府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服务,也引导政府组织相应机构进行工作。 在更高的层面,要想激发整个组织或政府启用调查者,可问责性是必须的。相反,只要可问责性缺乏,计划者就会到处泛滥。外部人缺乏可问责性,所以他们往往成为计划者;而内部人有更多的可问责性,于是更可能成为调查者。 当可问责性增强,权力由计划者向调查者转移时,我们将会在援助中看到一些有益的变化。援助机构可以对具体任务负责,而不是追随着种种职责不明的宽泛目标。目前,援助人员多是低效率的万金油型人员,明确责任可以把他们变为高效率的专业人员。 归根到底,富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是因为富人可以将自己的需求反馈给政治经济方面的调查者,还可以通过具体行动追究调查者的责任。穷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因为穷人没有钱也没有政治权力让别人了解他们的需求,也无法让别人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承担责任。他们受困于计划者们。第二个悲剧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