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交换与死亡[试读]

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当然，象征作为社会构成自身的死亡仍在困扰着这些构成。这恰巧是因为象征不再管理社会形式，从此社会构成仅认识象征的困扰，象征交换的需求不断受到价值规律的阻碍。虽然从马克思开始，某种革命观念曾试图通过价值规律开辟一条道路，但这种观念早已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精神分析也是围绕着这种困扰展开的，但它改变了困扰的方向，将其限定在个体潜意识中，使其在父亲法则下沦为阉割和能指的困扰。总有法则。然而，除了所有这些在价值舞台上围绕着物质或欲望的生产而旋转的、里比多的、政治的形态学与经济学之外，还有一种建立在价值毁灭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方案，它的模式... 查看全部[ 1 ]

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当系统说“A是A”或“二加二等于四”时，它就接近了绝对的权力和彻底的滑稽，同时也就接近了立即可能出现的颠覆——只需再助一指之力就能让它崩溃。我们知道，当重言式重申那种对完美球形的向往时多么有力量（雅里［A.Jarry］剧本中的人物乌布［Ubu］的石丸）。 同一性是无法维持的：它就是死亡，因为它没能铭刻自身的死亡。那些封闭的或亚稳定的、功能的或控制论的系统就是这种情况，这些系统在一瞬间（而不再是通过长期的辩证作用）就受到嘲讽和即时颠覆的威胁，因为系统的全部惰性都在反对系统。双重性在威胁着那些最完善的系统，即那些像莱布尼茨的二元上帝一样成功地分裂了自... 查看全部[ 2 ]

索绪尔把语言的词项与货币相比，区分了词项交换的两个维度：一枚钱币应当可以交换某种价值的真实财产，另外它也应当可以被放入与货币系统各项的关系中。他越来越把价值一词专用于这后一个方面：各项之间的相关性，它内在于总系统，是由区分性对立构成的——这和另外一种可能的价值定义形成对照：每个词项与自己的指称物的关系，每个能指与自己的所指的关系，如同每枚钱币与人们在交换中可以获得的物品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对应于语言的结构维度，第二个方面对应于语言的功能维度。这两个维度是有区别的，但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而且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构成了语言符号“古典”形态的特征，即置于商品价值规律下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 查看全部[ 价值的结构革命 ]

我们处在生产的末期。在西方，生产这一形式是和商品价值规律的陈述同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和政治经济学的统治同时出现。此前，严格地说，什么都不是生产的：一切都是通过某种体制的恩惠（上帝）或奖赏（自然）演绎出来的，这种体制可能给予也可能拒绝给予财富。价值来自神圣性质或自然性质的统治（对我们而言，这两种性质在回顾中混淆了）。重农主义者也这样看待土地和劳动的循环：劳动没有自身价值。我们可以质疑是否存在真正的价值规律，因为这一规律是施与的，它的表达没能成为理性。它的形式没有摆脱束缚，因为它与无穷无尽的参照实体联系在一起。即使真有规律，有的也只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它与商品规律对立。 一种突变动摇了这座建筑——财富... 查看全部[ 生产的终结 ]

劳动力不是一种力，而是一个定义，一个公理，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真实”操作，它的“使用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定义在代码操作中的重叠。正是符号层面上，而从来不是能量层面上，存在着基本的暴力。资本的机制（而不是它的法则）依靠的是剩余价值——工资和劳动力的非等价关系。但即使两者之间有等价关系——剩余价值的终结，甚至即使工资被取消了（劳动力的出售被取消了），人类仍将带有这种公理的标志，带有这种生产命运的标志，带有这种像性别一样穿越他们的劳动圣事的标志。劳动者不再是人，甚至不再是男人或女人：他有自己特殊的性别，即这种把他指派给一个目的的劳动力，他带有这种劳动力的标志，如同女人带有性别标志（她的性别定义），如同黑... 查看全部[ 劳动 1 ]

在这个机制、科学机构、集体劳动者和“劳动科学组织”的阶段，“生产过程不再是一种劳动过程，这里的意思是劳动有可能构成这一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统一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再有“原初的”生产力，但有一种普遍的机制，它把生产力变成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一种制造生产力和劳动的机制。劳动的全部社会机构都由于这种操作而失去了作用：集体机制开始直接生产社会目的性，正是它在生产生产。 这是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霸权。原始积累就是如此：死的劳动不断积累，一直到它有能力吸收活的劳动——甚至：一直到它有能力为自己的目的而生产活的劳动。因此原始积累的终结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转折：向死的劳动所具有的优势的过渡... 查看全部[ 劳动 2 ]

正是在这一时刻，劳动者变成了“生产性要素”——术语的转变是有其重要性的：后者通过反用法指明了前者不再生产任何东西这种地位。熟练工人已经不再是劳动者了，而是面对着完全未区分的劳动的工人。他不再被一种劳动内容或一种特定工资所纠缠，而是被劳动的一般形式和政治工资所纠缠。随着“生产性要素”一起出现的正是最抽象的形式（比古老的、受到致命剥削的熟练工人抽象得多），正是劳动模特，这是劳动非现实原则的最小通用模块和基层侍者。这是巧妙的委婉措辞：人们不再劳动，人们“显示生产”：这是生产和劳动文化的终结，由此对立地出现了“生产性”一词。这种“生产性要素”的特征不再是剥削，不再是充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而是它的变动性... 查看全部[ 劳动 3 ]

劳动在自己的完成形式中，与确定的生产没有关系，同样，它与工资也没有等价关系。工资仅在劳动力数量再生产的视野中才是劳动力的等价物（它是仿造的、不公平的等价物，但这并不重要）。当工资是对劳动力身份的认可时，是服从资本游戏规则的符号时，它就完全不再有劳动力的等价物这个意义了。它不再与任何东西相等或成比例 ① ，它是像洗礼（或临终涂油礼）一样的圣事，这一圣事使你们成为资本政治社会的真正公民。除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构成的资本经济投资（这是作为剥削的雇佣劳动的结束和作为资本社会雇员股东制的雇佣劳动的开始——劳动者的策略功能逐渐转向消费这一应尽的社会义务），“投资”的另一个词义“赋予”在目前这个工资/身份的阶... 查看全部[ 工资 ]

索绪尔提出的劳动与所指之间、工资与能指之间的同构是某种母型，从这里出发，人们可以周游整个政治经济学。今天，这种同构从反面得到证实：能指与所指分离，工资与劳动分离。能指的游戏和工资的游戏在平行地攀升。索绪尔是对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语言，那种影响语言符号、使这些符号丧失参照身份的突变也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这种相同的过程在另外两个方向上得到证实：1.生产与一切社会参照或目的性分离，于是生产进入增长阶段。应该按照如下的意义理解增长：它不是一种加速，而是另一种事实上标志着生产终结的东西。它的特征就是生产和比较偶然、自主的消费之间存在的那种有意义的差距。但自从消费得到完全的引导，即它同时从神话和... 查看全部[ 货币 ]

从历史角度而言，罢工在生产系统中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它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暴力，从相反的资本暴力中争夺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争夺权力。今天，这种罢工已经死了： 1.因为资本能让任何罢工都腐烂——而这又是因为人们不再处于生产系统（剩余价值最大化）中。让利润死去吧，但愿社会关系形式的再生产安然无恙！ 2.因为这些罢工归根结底什么也不能改变：今天，资本在自我重新分配，这对它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罢工从资本那里争夺的，最多也只是资本按照自身逻辑最终总会让出的那些东西。因此，如果说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斗争已经陷入经过协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困境，那么很清楚，能够突破这种循环的，只有那些能够摆脱阶级的组织... 查看全部[ 罢工 ]

雷诺汽车公司1973年3—4月的罢工是这一危机的某种彩排。从表面看，它很模糊，不协调，受到操纵，而且说到底是一次失败（如果不算那个奇特的术语学胜利：“熟练工”一词从此变为禁忌，它被换成“生产员”！），但事实上，它是夹在基层与资方之间的工会的绝妙临终表演。最初，这是由移民熟练工人发起的一次未经批准的罢工。法国总工会现在有一种对付这类意外事故的现成武器：把罢工扩展到其他工厂和其他类别的人员中，由此抓住这种已经成为仪式的春季群众运动的机会。这种控制机制从1968年起便经受了考验，工会指望一辈子都依靠它，但事实上，这次它却摆脱了工会。甚至那些经过批准的基层人员（塞甘厂、弗兰厂、桑杜维尔厂）也是一会儿停... 查看全部[ 工会的剖析 ]

这种代表性危机是最近那些社会运动的关键性政治面貌。不过，这一危机单独而言可能对系统还不是致命的，我们在各处（在各种工会那里）都已经看到一种自主管理的普遍化方案对危机的形式超越（对危机的回收）。不再有授权，所有人都是享有全权的生产负责人！意识形态的新一代人站起来了！但他们将有很多事要做，因为这一危机与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相联系，而后者触及的是生产本身，是生产系统本身。在这方面，那些移民可能也间接地处于分析仪的位置。如同他们曾分析“无产阶级”与自身代表体制的关系一样，他们现在分析劳动者与自身劳动力的关系，分析劳动者与作为生产力的自身的关系（而不再仅仅分析他们与他们中间某些作为代表体制的人的关系）。... 查看全部[ 无产阶级的堕落 ]

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这种罢工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没有政治参照，它以对抗方式回应一种也没有动机、没有参照、没有社会使用价值，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生产——回应一种为生产而生产，总之回应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从此只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它在巨大的劳动过程重言式中围绕着自身旋转。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暴露了这种与价值规律的最高阶段相符的资本新形式。罢工终于不再是一种影响政治力量关系和权力游戏的手段，不再仅仅是手段，它成为一种目的。它通过彻底戏拟目的，在自己的场所本身，否定这种从生产变来的无目的的目的性。为生产而生产中不再有浪费。“浪费”一词在紧缺经济中是有... 查看全部[ 为罢工而罢工 ]

目前的系统再生产的，是最严格定义上的资本：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资本，而不是通俗词义上的作为金钱、利润和经济系统的资本。人们一直把再生产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这种扩大再生产由生产方式决定。现在也许应该把生产方式设想为再生产方式的一种形态（不是惟一的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物质生产率的领域）也许只是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可能的情况之一，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是相对的。再生产是一种远远超越了经济剥削的形式。因此生产力的游戏并不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历史上，“无产阶级”（工业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难道首先不是监禁、集中、社会排斥的地位吗？ 制造业的监禁是福柯所描写的17世纪监禁的神奇扩大化。“工业... 查看全部[ 生产的系谱学 ]

从生产过渡到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造成的最初冲击波是“1968年5月运动”。它触及的首先是大学，首先是人文科学学院，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事情变得非常明显（尽管没有清晰的“政治”意识）：人们在这里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人们在这里只是再生产（再生产教师、知识和文化，这本身也是总系统的再生产因素）。正是被当成完全的无用性、无责任性、降级（社会学家有什么用？）的这一切引发了1968年学生运动（不是因为缺少出路——再生产中总有足够多的出路——从此缺少的是真正生产某些东西所需的场所和空间）。 这一冲击波还在延续。随着一些社会领域从生产力的行列完全跌入简单而纯粹的再生产力的地位，这一冲击波只可能传到系统的终端。虽然这... 查看全部[ 1968年5月：生产的幻觉 ]

从此，对我们而言，政治经济学就是“真实”，也就是说，它恰恰就是符号中的参照：它是一种已故秩序的视野，但这一秩序的仿真保护了整体的“辩证”平衡。真实，“因此”就是想像。因为这两个过去不同的范畴现在已经融合而且一起漂移。代码（价值的结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价值的有限商品规律）作为我们社会的真实/想像而系统地复活，价值的有限形式的显现等价于它的根本形式的遮蔽。 利润、剩余价值、资本机制、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话语都是作为参照话语上演的。价值的神秘性是在舞台上生产的（当然，神秘性简单地更换了价值：是结构价值变得神秘了）：所有人都同意经济的“决定性体制”，这一体制因此而变得“淫秽” ① 。这是挑... 查看全部[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1 ]

这不再是生产的危机，而是再生产的危机（所以不可能确定这种危机中真相和仿象的状况）。生态学，这就是生产在短缺的幽灵中重新找到源泉，生产重新发现自然必要性，重新锻造价值规律。但生态学太慢了。一次突发的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将成为更有效的治疗。石油越少，人们越能意识到生产的存在。当原材料再次占据突出位置时，劳动力也将再次占据自己的位置，整个生产机制也将重新变得可以理解。这将是另一圈的重新开始。 因此无需恐慌。当劳动力的密集调动和劳动力的伦理都有瓦解的危险时，物质能源的危机将及时赶来阻止生产目的性真正灾难性的毁灭，把这种毁灭变成一种简单的内在矛盾（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正是依靠自己的矛盾生存的）。ˇ 还有一... 查看全部[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2 ]

这不再是戏剧和想像——这是一种中和化的残酷战术，它没有给拿破仑三世那种类型的滑稽表演留出什么位置，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真实的历史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这种历史闹剧。仿象是另外的东西，恰恰是仿象抛弃了我们，同时也抛弃了历史。马克思在系统的革命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一种总体的幻觉。他清楚地看到了已经在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中游荡的东西，即资本“加速”侵蚀自身基础的一种能力。他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企图减少劳动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清除的话），并且企图代之以一种死的巨型劳动力。但由于他认为活的劳动力是客观的、历史的、必要的资本基础，所以他只可能认为资本因而在挖掘自己的坟墓。这是幻觉。资本埋葬了劳动力，但这是以一种更为精... 查看全部[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3 ]

挑战具有致命的效应。除了我们的社会，所有的社会都知道或曾经知道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在重新发现这一点。抉择性政治的道路就是象征效应的道路。 这就如同一个修炼中的苦行者向上帝挑战，认定上帝永远不能用等价物回报他。上帝做出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声誉、精神能力，甚至世俗霸权的形式“百倍”地回报了他。但苦行者内心的梦想是达到一个极高的修炼境界，以至在那里连上帝都不能接受挑战，不能抹去这一债务。那时他将战胜上帝，他将成为上帝。所以苦行者总是很接近异端和渎圣，所以才会受到教会的审判，教会在这里的存在正是为了让上帝避免这种象征的“面对面”，避免这种致命的挑战，在这一挑战中，上帝为了接受苦行者的挑战而被勒令死亡，被... 查看全部[ 作为仿真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4 ]

其他社会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赌注：关于出生与亲属关系的赌注、关于灵魂与身体的赌注、关于真与假的赌注、关于实在与表象的赌注。政治经济学把这一切归为惟一的赌注：生产——但此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暴力和希望都过度了。今天，这已经结束了：系统掏空了生产的所有真实赌注。但一种更为根本的真相显露出来了，而且正是系统的胜利本身让人可以隐约看见这一基本赌注。现在甚至变得有可能以回溯方式把整个政治经济学当成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东西来分析。把它当成生与死的赌注。一种象征赌注。 所有赌注都是象征的。从来都只有象征赌注。正是这个维度隐蔽地存在于各处的结构价值规律中，即存在于各处的代码中。劳动力建立在死亡之上。一个人必须正在... 查看全部[ 劳动与死亡 1 ]

工资则是这种带毒礼物的标志，是概括全部代码的符号。它认可了这种单向的劳动馈赠，或者说，工资象征地补偿了资本通过劳动馈赠而实施的统治。同时，对资本而言，这样也就有可能把操作限定在契约范围之内，使对抗在经济中稳定下来。另外，工资还使雇佣劳动者变为“财产接受者”，这和他的“劳动接受者”的身份相重叠，加重了他的象征亏损。因此，拒绝劳动，否定工资，这就是对馈赠、赎买和经济补偿重新提出诉讼，就是暴露象征的基本过程。 今天的工资不再需要争取。人们仍然“给予”你们工资，但不是作为劳动交换，而是为了让你们花费，这是另一类型的劳动。工资接受者在消费中，在物品的使用中再生产的，恰巧是和他在劳动中所经历的缓慢死亡完全... 查看全部[ 劳动与死亡 2 ]

仿象的三个等级平行于价值规律的变化，它们从文艺复兴开始相继而来： ——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 ——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 第一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第二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第三级仿象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 查看全部[ 仿象的三个等级 ]

仿造（以及时尚）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种姓社会或等级社会没有时尚，因为有全面的规定，而根本没有阶级的变动。一种禁忌在保护符号，保障符号的完整清晰性：每一个符号都没有歧义地指向一种地位。礼仪中不可能有仿造——除了作为魔法和渎圣的仿造，所以符号的混淆才受到惩罚：作为对事物秩序本身的严重违反而受到惩罚。如果我们还梦想一种可靠的符号世界，梦想一种强大的“象征秩序”——尤其是在今天——那么我们就该丢掉幻想：这一秩序曾经存在，但它是一种残暴的等级秩序，因为符号的透明和符号的残忍总是并驾齐驱的。在种姓社会、封建社会、古... 查看全部[ 仿大理石天使 ]

一个世界分隔了自动木偶和机器人这两种人造生物。前者是对人的戏剧性、机械性、钟表性仿造，其中的技术完全屈从于类比和仿象效果。后者则受到技术原则的支配，是机器占有优势，随着机器而建立的是等价关系。自动木偶扮演宫廷里的人或有教养的人，它在大革命前参与戏剧和社会的游戏。机器人则如同其名指示的，它在劳动：戏剧结束了，人的机体登场了。自动木偶是人的类比物，而且仍然是人的对话者（它可以和人下象棋）。机器则是人的等价物，并且在操作过程的统一性中把人作为等价物占为己有。这是第一级仿象和第二级仿象之间的根本差异。因此不应该在“形象”相似性上出错。自动木偶是对自然、对灵魂是否有秘密、对表象和存在的二难推理的发问——... 查看全部[ 自动木偶与机器人 ]

新一代符号和物体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这是一些没有种姓传统的符号，它们从没经历地位限制，因此永远不需要被仿造，它们一下子就被大规模生产。它们的独特性和来源的问题不复存在：它们来源于技术，它们只在工业仿象的维度中才有意义。这也就是系列，也就是有两个或n个同一的物体这种可能性本身。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型与仿造的关系，既不再是类比，也不再是反映，而是等价关系，是无差异关系。在系列中，物体成为相互的无限仿象，而且生产物体的人也是如此。只有消除原型参照，才能带来普遍的等价法则，即生产的可能性本身。所有对生产的分析都动摇了，因为人们在生产中再也看不到一种原始过程，甚至看不到所有过程的起源，相反，看到的是... 查看全部[ 工业仿象 ]

“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中看到了创世的形象本身。他相信，最高存在的统一性通过二进制功能在虚无中的操作，足以从中拉出所有的存在。” ——麦克卢汉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象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张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结构和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是非决定论和代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工业仿象只是运作）。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莱布尼茨的上帝），脱氧核糖核酸则是它的先知。事实上，“仿象的起源”今天正是在遗传密码中找到了自己的完美形式。人们在参照... 查看全部[ 代码的形而上学 1 ]

在实践中，在历史上，这一切意味着用那种通过预测、仿真、不确定的突变达到并通过代码管理的社会控制，取代一种通过目的达到的社会控制（而且那个或多或少有点辩证的天意在关注这一目的的实现）。人们面对的不是按照理想发展而定向的过程，而是模式生成。人们有权得到的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种“登录”。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不同的只是控制的模式变了，不可思议地变完善了，这点是必须说明的。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了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这就是突变，代码生物学理论化给了它武器。这种突变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它是整个历史的结果，在这一历史中，上帝、人类、进步以及历史本身都为了代码... 查看全部[ 代码的形而上学 2 ]

这种根据遗传密码模式进行的调节完全不局限于实验室效果或理论家的狂热幻想。这些模式占据了最平常的生活。数字性就在我们中间。正是这种数字性在纠缠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信息，一切符号，它最具体的形式是测试、问/答、刺激/反应。所有内容都被一种连续的程序中和，这种程序是由诱导性提问、需要解码的裁决和最后通牒构成的，它们这次不再出自遗传密码深处，但在策略上具有相同的不确定性——意义的循环无限地缩短为问/答、比特或微少的能量/信息这种返回出发点的循环，因此这种循环描绘的只是相同模式的永恒重新现实化。代码完全中和了所指，这种中和的等价物就是时尚裁决或每个广告信息、每个传媒信息裁决的即时性。到处都是供应在吞食需求... 查看全部[ 触觉与数字 1 ]

所有这些分析都直接涉及麦克卢汉的名言：“中介是信息。”事实上，正是中介，正是剪辑、切割、质问、煽动、勒令的中介方式本身在调节意指过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麦克卢汉在电子大传媒时代看到了触觉传播时代。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更接近的是触觉世界，而不是视觉世界。在视觉世界中，间离效果更明显，反思总是可能的。当触摸对我们而言失去感官和肉体价值的时候（“触摸主要是感官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皮肤和物体的简单接触”），它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传播界的图式——但这是作为触觉和策略仿真场的图式，在这里，信息使自己成为“信息”，成为触手般的煽动，成为测试。人们到处都在测试你们，触摸你们，方法是“策略的”，传播领域是“触... 查看全部[ 触觉与数字 2 ]

他们说，老师就是爸爸，这很好玩，他们表演乱伦——最终是为了非性化。”同样，教师也表演自己的俄狄浦斯节目，表演自己的诱惑节目，以“你”相称，摸你，压你——但这不是欲望，而是欲望的仿真。这是仿真的俄狄浦斯心理剧（对此而言，它既不缺少真实性，也不缺少戏剧性）。它完全不同于知识和权力的真正的里比多赌注，甚至完全不同于知识或权力的真正的失物效果（如同1968年后的大学里发生的那样）。现在是绝望的复制阶段，赌注为零，仿象为最大值——极端戏拟的仿真——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像精神分析一样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精神分析： 移情与反移情的历史需要增加整整一章的内容：仿真清除移情与反移情。这是不可解决的移情，不可能的... 查看全部[ 触觉与数字 3 ]

悖论之处在于，假如只有一座大楼，垄断就可能没有得到体现，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垄断稳定在二元形式上。符号为了变得纯粹，必须在自身重叠：符号正是通过重叠，才能真正地结束自己所指称的东西。沃霍尔（A.Warhol）的全部作品都在这里了：梦露面孔的大量复制既是原型的死亡，也是代表制的终结。世贸中心的两座塔楼是一个系统在重叠的眩晕中结束的明显符号，而其他的摩天大楼，每一座都是一个系统在危机和挑战中不断超越自身的原始时刻。 这种重复中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两座塔楼尽管如此之高，尽管比其他大楼都高，但却意味着垂直的终止。它们无视其他大楼，它们和其他大楼不是一个血统，它们不再向其他大楼挑战，它们不再和其他大楼比较... 查看全部[ 触觉与数字 4 ]

所有这一切定义了一个数码空间，用模式的极化、散射和引力定义了一个代码磁场，它永远永远都有最小选言单位的通量（问/答细胞，它就像意指的控制论原子）。应该好好测量一下这个控制场与传统的镇压空间的差异，与过去那种对应于表意暴力的警察空间的差异。人们可以在“狂轰式”广告和30年代的政治宣传中大量发现这种条件反射空间，它效法于巴甫洛夫的循序渐进反复刺激装置。这是手工业和工业的暴力，目的在于诱发恐惧和动物般的顺从行为。这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了。官僚集权的图式始于商品价值规律的时代。等价系统强制建立了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因而也就有了总过程的集权化。相对于仿真的合理性而言，这是一种陈旧的合理性：在仿真中，起调节作用... 查看全部[ 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 1 ]

它也躲藏在签名中：这是绘画和全部再现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符号，在这个边界上，绘画把自己当做原型（“纯粹的目光”），在代码的强制重复中旋转。 真实的定义本身是：那个可以等价再现的东西。这个定义和科学是同时代的，科学的公设是一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准确地再现；真实的定义和工业合理性也是同时代的，这种合理性公设了一种普遍的等价系统（古典再现不是等价关系，而是转写、阐释和评论）。在这个复制过程的终点，真实不仅是那个可以再现的东西，而且是那个永远已经再现的东西：超真实。 那么：真实和艺术由于相互总体吸收而全都终结了吗？不：超级现实主义是艺术的顶点和真实的顶点，它在仿象层面上，通过那些使艺术和真实合法化的特... 查看全部[ 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 2 ]

1972年春天，一场涂鸦浪潮突然在纽约涌现，它从贫民窟的围墙和栅栏开始，最终占领了地铁和公共汽车、卡车和电梯、走廊和纪念建筑，到处都是或简陋或精巧的字迹，内容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色情的：只不过是一些来自地下连环漫画的名字和绰号：DUKE SPRIT SUPERKOOL KOOLKILLER ACE VIPERE SPIDER EDDIE KOLA，等等，后面还有街道名称号码：EDDIE135WOODIE110SHADOW137，等等，或者还有罗马数字，这是他们的派系或家族的标志：SNAKEⅠSNAKEⅡSNAKEⅢ，等等，这个数字可以达到五十，按照图腾名称是否被新来的涂鸦者接纳而变化。 所有这... 查看全部[ 冷酷的杀手或符号的起义 1 ]

这些名字要求的并不是一种同一性，一种人格，而是这个宗派、团伙、群体、种族或年龄段的根本专有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专有权正在成为名字的归属，正在成为对这个名字、这个图腾名称的绝对忠诚，尽管这一专有权直接来自地下连环漫画。这种象征性名称的形式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所否认的，这种结构强加给每人一个专名和一个私有的个性，以抽象而普遍的城市社会性的名义粉碎了一切关联性。相反，这些名字，这些部落名称负有一种真正的象征责任：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在匿名中无限地相互给予、相互交换、相互传递、相互接替，不过这是一种集体匿名，在这种匿名中，这些名字就像从一人到另一人的秘传词语，如此完美地相互交换，以至就像语言一样，不是... 查看全部[ 冷酷的杀手或符号的起义 2 ]

然而，建筑与城市规划，尽管被想像改换了面貌，但却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因为它们自己也是大众传媒，哪怕在最大胆的构思中也是如此，它们再生产的是大众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说，它们让人集体地没有反应。它们可以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活跃气氛，就是参与，就是回收城市，就是最广义的工业设计，即交换与集体价值的仿真，游戏与非功能空间的仿真。如同儿童游乐场、绿化区、文化馆一样，“城墙”和争议墙是言语的绿化区。 涂鸦则对建筑毫不在意，它弄脏建筑，忘记建筑，穿越建筑。墙绘艺术家尊重墙就像尊重自己的画架框一样。涂鸦却从一栋房跑到另一栋房，从大楼的一面墙跑到另一面墙，从墙面跑到窗户或门口，跑到地铁车窗玻璃，跑到人行道，它跨界，呕... 查看全部[ 冷酷的杀手或符号的起义 3 ]

时尚令人惊异的特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时尚中，世界的消解是最终的消解。能指惟一的差异游戏在这里加速，变得明显，达到一种仙境——丧失了一切参照的仙境和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形式，是消除商品线性的循环。这些时尚符号不再有内在确定性，因此可以自由地、无限地替换，对调。它们在这种闻所未闻的解放的终点，似乎逻辑地开始一种疯狂而精细的反复。这是对服装、身体、物品的时尚而言的——即在“轻巧”符号的范围。在“沉重”符号的范围——即政治、道德、经济、科学、文化、性爱——这种替换原则在各处也都同样自由地发挥作用。我们也许可以用递减的“仿真”等级给这些不同的领域分类，但无论如何，这些领域都在快... 查看全部[ 常见的轻浮 ]

现代性的框架内才有时尚。这也就是说，决裂、进步、革新的图式中才有时尚。在任何文化语境中，新旧总是有意义地相互交替。但对我们而言，从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以来，却只存在着变化和危机的历史论战结构。现代性似乎同时设置了一种线性时间和一种循环时间，前者即技术进步、生产和历史的时间，后者即时尚的时间。这是表面矛盾，因为事实上现代性从来都不是彻底决裂。同样，传统也不是旧对新的优势：传统既不认识前者也不认识后者——两者都是现代性同时杜撰的，所以现代性永远都既是新生的，也是追溯的，既是现代的，又是过时的。它是决裂的辩证法，它很快就成为大杂烩和再循环的动力。在政治、技术、艺术、文化方面，现代性是由系统在毫不改动基... 查看全部[ 时尚的“结构” ]

时尚与政治经济学是同时代的，它像市场一样，是一种普遍形式。所有符号都来到时尚中相互交换，如同所有产品都来到市场上发挥等价作用。时尚是惟一可以普遍化的符号系统，所以它重新控制其他一切系统，如同市场排除其他一切交换形式。时尚领域之所以没有可定位的一般等价物，这是因为时尚从一开始就处在比政治经济学更形式化的抽象中，它所处的阶段甚至不再需要明显的一般等价物（黄金或货币），因为从此只有一般等价物的形式继续存在，这就是时尚本身。或者还可以说：价值的数量交换需要一般等价物，而差异交换则需要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是某种类似一般等价物的东西，它通过散射成为母型，支配着各个分化的时尚领域。这些模式是时尚的开关、媒介、... 查看全部[ 符号的浮动 ]

如果欲望本身是流行的时尚，那么，时尚传递潜意识和欲望，人们试图以此解释时尚——这一切就都毫无意义了。事实上，有一种时尚的“冲动”，它与个体潜意识没有多大关系——它是某种非常强烈的东西，任何禁令都从没能制止它。这种冲动就是废除意义、投入纯粹的符号、走向野蛮的直接社会性的欲望。与媒体化、经济化等社会过程相比，时尚保留了某种激进社会性，这不是在内容的心理交换层面上，而是在符号分配的即时层面上。拉布吕耶尔（J.La Bruyere）早就说过：“好奇心不是对善的东西或美的东西的爱好，而是对少的东西、对一些人有而另一些人无的东西的爱好。它不是对完美的东西的依恋，而是对流行的东西、时髦的东西的依恋。它不是一... 查看全部[ 时尚的“冲动” ]

性特征包围了服装、化妆品，等等，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不确定的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改变的性特征在时尚层面上起作用。尽管对时尚的责难显出清教派的暴力，但它针对的也仍然不是性本身。禁忌针对的是无价值性，是对无价值性和人为性的迷恋，这种迷恋也许比性冲动更为根本。在我们这种与功利原则紧密联系的文化中，无价值性像违抗像暴力一样起作用，而时尚之所以受到责难，这是因为它自身具有这种无意义的纯粹符号的力量。与这种否定我们全部文化基础的原则相比，性挑衅就是第二位的了。 当然，相同的禁忌针对的也是“无价值的”、非生殖的性行为，但我们聚焦在性上，就有延续清教主义计谋的危险，这种计谋就是努力把赌注转移到性问题上—... 查看全部[ 改变的性别 ]

历史告诉我们，时尚批评（比尔日兰［O.Burgelin］）在19世纪是右派思想，但它在今天，从社会党开始，已经变为左派思想。一个思想来自宗教，另一个思想来自革命。时尚腐蚀了风俗，消除了阶级斗争。然而，时尚批评转向左派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的转折：它也许仅仅意味着，从道德和风俗方面看，左派接替了右派，以革命的名义继承了道德秩序和古典偏见。自从革命原则像绝对命令一样进入风俗之后，全部政治秩序，甚至是左派的政治秩序，都变成了一种道德秩序。 时尚是不道德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各种权力（或者那些梦想权力的人）都必然会仇恨时尚。曾经有一段时期，从马基雅维利到司汤达，不道德获得认可，例如，曼德维尔这样的人在18世... 查看全部[ 不可颠覆性 ]

身体的全部当代史就是它的分界史，标记和符号的网络覆盖身体，分割身体，在差异性和基本二重性中否定身体，以便仿照物体领域，把身体组织成交换/符号的结构材料，把身体的游戏潜在性和象征交换潜在性（这还不是性欲）化解为性欲，这种性欲被当成了决定性体制——完全围绕着菲勒斯偶像化组织起来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菲勒斯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在当代词义的性欲的氛围中，即在“解放”的氛围中，进入了一个诉讼过程，这个过程的运作和策略正是政治经济学的运作和策略本身。时装、广告、裸体照、裸体戏、脱衣舞：到处都是勃起与阉割的舞台剧。这是一种绝对的丰富与单调。有长靴、皮裤、大衣下的短裤，有直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大腿上的袜带、眼睛... 查看全部[ 标记的身体 ]

任何身体或身体部位都可以在功能上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只要它服从相同的色情戒律即可：它必须是而且也只需是尽可能地闭合，尽可能地光滑，没有断裂，没有洞口，没有“缺陷”，一切性感差异都被指称（并且设计）这个身体的结构障碍所消除，这种障碍在服装、首饰、脂粉中可见，在完全的裸体中不可见，但永远在场，因为此时它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包裹身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无所不在的广告话语十分典型，例如“近似裸体”、“裸而不见，仿佛你在从前”、在紧身袜中“你比自然更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调和“直接”感受身体的自然主义理想和剩余价值的商业需求。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最有趣的地方是真正的裸体在这里发现了自己作为次级裸体的定义... 查看全部[ 次级裸体 ]

贝纳丹（Bernardin），即吕伊，疯马夜总会经理，说： “我们既不脱，也不舞……我们在戏拟……我是个骗子：我们给人那种展现赤裸裸的真理的印象，骗局不可能走得更远了。“这和生活正相反。因为她裸体时，比穿衣时装饰更多。身上抹了极美的特殊底霜，皮肤光滑如缎……她的手套勾勒出手臂，总是很美，绿色、红色或黑色的长袜衬托出她的小腿和大腿…… “梦想的脱衣舞需要空中的女人。她在空中跳舞。因为女人移动得越慢就越色情。所以，我相信，一个失重的女人才能达到顶峰。 “海滩上的裸体和舞台上的裸体毫无关系。在舞台上，她们是女神，她们是不可接触者……裸体时尚，不论是在剧场还是在别的地方，都很肤浅，它局限于精神行为：我... 查看全部[ “脱衣舞” 1 ]

这是难以想像的缺席——这种经验后来作为每一次“启发”、每一次“暴露”的起因（特别是作为“真理”的性地位的起因）而长期存在——洞穴困惑变成了相反的菲勒斯魅力。这道裂缝的秘密被否定，被阻挡，但从中出现了整整一群偶像（物体、幻想、身体/对象）。女人的身体本身通过偶像化，也来阻挡这个缺席的位置，用自己的全部色情出场阻挡这种诱惑，“这是战胜阉割威胁的迹象和对这一威胁的预防”（同上）。 一层层幕布之后，空无一物，从来都空无一物，其实，为了发现这一点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运动就是阉割的过程——不是对缺失的承认，而是对这种虚无实体的迷恋。西方的全部活动都通向一种令人眩晕的写实强迫症，都受到“斜视阉割”的影响：人们以... 查看全部[ “脱衣舞” 2 ]

这一切促使我们从社会控制的角度重新提出自恋问题。弗洛伊德的一段文字曾提到我们所谈的东西（《自恋导论》）：“有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女人自我满足，这可以补偿社会拒绝给予她们的选择对象的自由。严格地说，这样的女人只爱自己，程度几乎和男人爱她们一样强烈。她们的需要不是使她们倾向于爱，而是倾向于被爱，她们喜欢能满足这种条件的男人……这样的女人对男人最有魅力，这不仅是出于美学原因——因为她们一般都是最美的女人，而且也是出于各种有趣的心理原因。”然后他谈到了“儿童、猫和某些动物”，“我们羡慕孩子和动物所处的无懈可击的里比多期”，因为“孩子和动物表现出了一致的自恋”。然而，在当前的色情系统中，问题不在于这种... 查看全部[ 受到诱导的自恋 ]

目前的身体“解放”必然经历这种自恋。“被解放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规和禁令作为自恋变量在其中内在化的身体，这些法规和禁令在过去是从外部审查性行为和身体的。外在的约束变为符号的区域，变为封闭的仿真。如果说过去那种清教派的法规首先以父亲的名义，以暴力的方式，作用于生殖的性行为，那么目前的阶段则对应于所有这些特征的突变：——法规不再是暴力的：它是一种温和的压制。 ——法规基本上不再针对生殖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已经在风俗中正式化了。在这个更为微妙、更为彻底的压制与控制的阶段，它针对的东西是象征本身的层面。这也就是说，压制超越了次级有性化（生殖性和两性社会模式），达到了初级有性化（性感差异和双... 查看全部[ 乱伦的操纵 ]

1.对医学而言，参照的身体就是尸体。换句话说，尸体在自己与医学系统的关系中是身体的理想边界。医学在完成的活动中，在保护生命的氛围中，生产并再生产的正是尸体。 2.对宗教而言，身体的理想参照是动物（“肉体”的本能和欲念）。身体像藏尸所，死后复活者像肉体的隐喻。 3.对政治经济学系统而言，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机器人是身体作为劳动力的功能“解放”的完成模式，它是绝对的、无性的、理性的生产率的延伸（这可以是一个智能机器人：计算机总是劳动力智能的延伸）。 4.对符号政治经济学系统而言，身体的样板参照是时装模特（包括所有变种）。模特与机器人是同时代的（这是科幻作品中的理想伴侣：《太空英雌芭芭丽娜》），... 查看全部[ 身体的模式 ]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逐渐普及或价值规律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同一种巨大突变笼罩了物质财富、语言和性行为（身体）。 1.产品成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产品一方面属于“满足需求”这种抽象的目的性；另一方面属于那种调节它们的生产和交换的结构形式。 2.语言变为交流手段和意指场所。它被分成能指和所指。如同商品在参照目的性中分解一样，语言作为中介，目的是表达：它分解为所指的秩序和一种调节能指交换的结构形式：语言系统的代码。 在这两种情形中，向功能目的性的过渡，向“客观”内容（使用价值或所指/参照）的理性归属，都强化了向一种结构形式的归属，这种结构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本身。在“新资本主义... 查看全部[ “菲勒斯汇兑本位制” ]

在性革命的影响下，冲动变为革命养分，潜意识变为历史主体。解放那种作为社会现实的“诗歌”原则的初级过程，解放那种作为使用价值的潜意识：这就是体现在身体口号中的想像。人们可以看出，为什么身体和性承载着所有这些希望：因为身体和性在我们的“历史”社会曾经有过的任何秩序中都受到压抑，它们变成了彻底否定性的隐喻。人们想让它们离开隐喻，进入革命事实的状态。错误：支持身体，这是一个圈套。人们无法站在初级过程一边，这仍然是一种次级幻觉（利奥塔尔）。 身体充其量将永远保持二重性，而且这也只是理论上的。客体与反客体：身体穿越并废除那些企图统一它的学科——在场与不在场：身体既是潜意识的在场又是主体的不在场，等等。当代... 查看全部[ 身体的煽动性 ]

“啊，为什么最后有两种性别呢？”“你抱怨什么？你是想要十二种还是一种？”——《现代小说》 我们可以拓宽这个差距：为什么不是零性别或无限多性别呢？这里的“数量”问题是荒谬的（而人们却可以合乎逻辑地发问：为什么每只手不是六根指头？）。它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所谓有性化，恰恰就是这种穿越每个主体的划分，因此“一”或“几”都是无法想像的——但“二”也是无法想像的，因为“二”已经是数量了（而且上面这段荒谬的对话所依赖的也正是作为数量的“二”）。然而，性在自己的基本词义中，既无法达到整数的阶段，也无法达到可数的阶段：它是一个差异，而差异的“两端”不是“两项”，不能相加，也不能构成一个数列。它们不能被当做单位来... 查看全部[ 寓 言 ]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导大 ，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 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 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庄子•养生主》） 这是分析的完美例证，是分析的非凡操作性，这种分析超越了饱... 查看全部[ 庄子的屠夫 ]

起初，野蛮人仅把自己部落的成员叫做“人”，此后，“人”的定义得到极大扩展：它变成一个普遍概念。这甚至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今天，所有人都是人。普遍性的基础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只存在于这种重言和重叠中：正是在这里，“人”获得了道德法和排他律的力量，因为“人”当下就确立了自己的结构副本：非人。人甚至只是这种对非人的确立；人类进步，文化进步，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歧视，这些歧视不断地使“他人”成为非人，即宣布“他人”无效。对那些自称为“人”的原始人而言，他人是其他东西。相反，对我们而言，在作为普遍概念的人这个符号下，他人什么都不是。在其他地方，成为“人”，如同成为绅士一样，是一种挑战：这一资格，这一地位，... 查看全部[ 死人的引渡 ]

应该说，被活人驱赶、与活人分离的死人，迫使我们这些活人处于一种等价的死亡中：因为无论如何，不论好坏，象征义务的基本法则都会发挥作用。比如，疯病从来都只是疯子和正常人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即正常性与疯病共同分享的那条线，正常性借以定义自身的那条线。任何监禁疯子的社会都是一个被疯病深深浸透的社会，最终只剩疯病在正常性的合法符号下到处进行象征交换。疯病对监禁疯子的社会所起的这种长期作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今天，疯人院的高墙被拆除了，这不是因为某种奇迹般的宽容，而是因为疯病对这个社会所起的正常化作用已经完成——疯病成为氛围，尽管它仍被禁止居留。疯人院被吸收到社会领域的内部，因为正常性达到完美之点，与疯人... 查看全部[ 死后的生存或等价的死亡 ]

随着对死人的隔离，不朽性的概念成长起来了。因为，在死亡彼岸，这种标志着“灵魂”和“高级”精神的卓越地位，只是一种虚构，它掩盖了对死人的真实引渡和与死人的象征交换的中断。当死人在场时，他们虽然有差异，但还活着，还是活人在多种交换中的伙伴，此时他们不需要成为不朽者，也不应该成为不朽者，因为这种奇异的品质会破坏一切相互性。只是随着活人对死人的排斥，死人才渐渐变成不朽者，这种理想化的死后生存只是他们遭到社会流放的标志。 必须摆脱如下观念：宗教进步从万物有灵论过渡到多神论，再过渡到一神论，此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一个不朽的灵魂。其实，死人正是随着被监禁才被赋予不朽性，这有点像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中的情况，在预期寿... 查看全部[ 墓外贫民窟 ]

因此，我们可以把死后生存的出现当做权力诞生的基本操作来分析，不仅因为这一机制可以让人提出牺牲现世生命的要求和索取来世报偿的讹诈——这是祭司阶层的全部策略，而且因为它建立了一条死亡禁令，同时也建立了监督这条禁令的体制：权力。切断死人和活人之间的纽带，切断生命和死亡之间的交换，分离生命和死亡，排斥死亡和死人，这就是最初的社会控制显露点。死亡不再自由，死人受到监视，整个生命都等待着将来的监禁，只有在这个时候，权力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根本的法则，而权力则是这一法则的捍卫者。根本的压抑不是潜意识冲动的压抑，不是某种能量的压抑，不是里比多的压抑，不是人类学的压抑，而是死亡的压抑，它是社会性的，因为正是这种压... 查看全部[ 死亡的权力 ]

野蛮人没有关于死亡的生物学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生物学事实——出生、得病、死亡，所有这些被我们赋予必然性和客观性特权的自然事实，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意义。这些事实是绝对的混乱，因为它们不能进行象征交换，而不能进行象征交换的东西对群体构成致命的危险 ① 。这些事实是未和解的、未补赎的、巫术的、敌对的力量，它们在灵魂和肉体的周围游荡，窥伺着生者和死者，窥伺着群体在交换中没能控制的已故宇宙能量。我们则把死亡非社会化，把死亡转移到生物人类学规律中，赋予它科学免疫力，使它作为个人命定性而自主化。死亡的物理实在性由于我们赋予它的那种“客观”声望而使我们瘫痪，但它却无法阻挡原始人。原始人从没把死亡“自然化”，... 查看全部[ 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 ]

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像的对立。 秘传行为与我们的现实原则相反。它表明，出生的现实仅仅来自出生与死亡的分离，生命的现实本身仅仅来自生命与死亡的分离。因此，真实效果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二项分离的结构效果，我们那著名的现实原则及其规范性和压制性，只是这种分离代码在所有层面上的普遍化。自然的现实，它的“客观性”、“物质性”，仅仅来自人与自然的分离——用帕斯（O.Paz）的话说，就是来自身体与非身体的分离。身体的现实本身，它的物质地位，来自一种精神原则的分离，来自灵魂与肉体的区别，等等。象征终结了这种分离... 查看全部[ 象征、真实、想像 ]

真实的死亡事件属于想像的范畴。在这种想像造成象征混乱的地方，秘传仪式恢复象征秩序。乱伦禁忌在亲子关系方面所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情：群体用女人交换联姻系统来回应真实的、自然的、“非社会的”生物学血缘事件。重要的在于一切都可用于交换（此处是女人，别处是出生和死亡），即一切都要置于群体的裁决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乱伦禁忌与秘传仪式相关并互补：在秘传仪式中，接受秘传的年轻人在活的成人和死的祖先之间流通——他们被馈赠并归还，由此获得象征承认。在乱伦禁忌中，女人在流通：她们不是被父亲或兄弟留作自用，而是被馈赠并接受，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地位。“任何东西也不馈赠的人必死无疑，哪怕他馈赠的是自己的女儿或... 查看全部[ 不可避免的交换 ]

这种生与死的相互性（生与死不是按照生物学的线性或幻想的重复相互分离，而是在社会循环中相互交换），这种禁忌的消除（禁忌隔离活人和死人，并且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影响活人）——所有这一切都对潜意识的先设本身提出了质疑。 “杀父娶母”是什么意思？奥尔蒂格（E.Ortigues）在《非洲的俄狄浦斯》中提出这个问题。“‘娶’这个动词在两种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社会心理内容。至于‘杀’这个动词，它看上去如此清晰，但我们能肯定它没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含义吗？在祖先与活人如此接近的国度，什么是‘死了的父亲？’……一切都变了，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每个词项的含义。” “在一个遵从祖先法则的社会里，个体没有任何可能杀死这个... 查看全部[ 潜意识与原始秩序 1 ]

今天，这种本性的（潜意识和精神分析的）神圣性，它的里比多神圣性在成功地与神和宗教的神圣性竞争。食人族却根本没打算生活在自然状态中或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他们只想通过食人习俗生活在集体中。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他们吃他们自己的死人。这不是出于求生需要，也不是因为他们从此不重视这些死人，正相反——这是为了向死人致敬，为了不把死人抛弃在腐化的生物秩序中，为了避免他们脱离社会秩序，避免他们转而反对群体，纠缠群体。这样的食人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象征行为，目的是维持与被吃的死人或敌人的关系网——无论如何，他们知道这个被吃的人是有价值的人，他们不是随便吃什么人，吃人总是一种尊敬的标志，这个被吃的人因此而变得神圣。... 查看全部[ 潜意识与原始秩序 2 ]

化身的形象与死亡形象、巫术形象密切相关，它本身就提出了心理学阐释或精神分析阐释的所有问题。 原始社会的化身是阴魂、幽灵、影子、影像，是一个几乎可见的物质精神，它一般被视为灵魂和意识的粗糙的前形象，它遵循一种递增的升华过程和德日进（T.de Chardin）所说的精神“人类化”过程，走向独一无二的上帝和普遍道德的顶峰。然而，独一无二的上帝与统一的政治权力形式密切相关，与原始诸神则毫无关系。同样，灵魂和意识与主体统一原则密切相关，与原始化身则毫无关系。相反，正是“灵魂”的历史性降临结束了与鬼怪和化身的大量交换——结果这又导致了另一种化身形象的出现，它魔鬼般地穿行在西方理性的字里行间——它再次与西方... 查看全部[ 化身与人格分裂 ]

“人死不是因为必须死：人死是因为不久前的一天，人们曾经强迫意识服从这个习惯。” “对诸神而言，死亡从来只是一种偏见。” 尼采 死亡作为人类境况的普遍概念，是从有了对死人的社会歧视时才开始存在的。死亡的体制，如同来世和不朽的体制，是教士阶层和教会的政治唯神论很晚才征服的东西：教会正是通过对死亡这个想像领域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至于宗教来世的消失，这是国家政治理性主义更晚才征服的东西。当来世被“唯物主义”理性的进步抹去时，来世就干脆转移到生命本身中了：国家正是通过对作为客观来世的生命的管理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国家比教会更强大，国家及其抽象权力不是在对来世的想像上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对现世本身的想... 查看全部[ 政治经济学与死亡 1 ]

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矛盾吗？不，共产主义也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因为它的目的也是消除死亡，它遵循相同的进步和解放的幻想，遵循相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永恒性的空想提纲。只是因为共产主义对死亡完全无知（除了把死亡当做一种要用科学技术去征服的敌对视野之外），所以它至今为止才避免了更糟糕的矛盾。因为，如果人们想在消除价值规律的同时消除死亡，即把生命作为绝对价值保留下来，那么这一切就毫无用处了。生命本身应该走出价值规律，应该能与死亡交换。唯物主义者几乎不考虑这些事情，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驱逐了死亡的、最终从双重性中“解放”出来的生命的唯心主义 ① 。 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一种巨大的努力，目的只是分离生命和死亡，驱逐... 查看全部[ 政治经济学与死亡 2 ]

由于弗洛伊德，人们从哲学死亡，从意识悲剧，过渡到作为冲动过程的死亡，这一过程铭刻在潜意识的秩序中——人们从焦虑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冲动的形而上学。一切都仿佛是死亡摆脱主体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客观目的性地位：这是死亡的冲动能量或精神运作原则。 死亡在变成冲动时，仍然是一种目的（甚至是由此出发的惟一目的：死亡冲动的命题意味着大量简化各种目的性，因为就连生本能也从属于死亡），但这一目的性得到深化，甚至铭刻在潜意识中。然而，死亡在潜意识中的这种深化与统治系统的深化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对劳动和生产的大规模压制性动员，死亡同时成为我们社会组织的“精神运作原则”和“现实原则”。或者还可以说：正是在一般生产系统过... 查看全部[ 死亡冲动 1 ]

因此，死亡冲动的命题，不论是在它的二元形式中还是在重复的、不断摧毁的反目的性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无法还原为任何西方思想理性机制的东西。说到底，弗洛伊德的思想本身就像是西方理论世界中表演的死亡冲动。但赋予它建设性的“真理”地位，这当然是荒谬的：死本能的“现实”是不成立的——为了忠实于死亡冲动的直觉，就必须让死亡冲动一直处在解构的假设中，即处在它对先前一切思想所进行的解构的边界之内，但此时它本身作为概念也应该立即被解构。无法想像解构原则是惟一可以逃脱死亡冲动的东西——除非作为理性的最后遁词。 捍卫死亡冲动，就必须反对所有那些在新的建设性结构中重新使它辩证化的企图。马尔库塞是很好的例子。他曾谈到死亡压... 查看全部[ 死亡冲动 2 ]

就心理学意义而言，问题也是一样的——在这里，整个精神分析都将受到质疑。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我们的系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生产“心理现象”。“心理现象”的自主化是新近的事情。这种自主化在更高的层面上重复了生物现象的自主化。这次的分界线出现在有机性、身体性与其他事物之间。心理现象只出现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以后重新连接整体时的困难正是由此产生的——冲动的概念正是由此产生的，这一概念企图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它其实只具有两者的专断性特点。在这里，冲动的元心理学同灵与肉的形而上学汇合了：它是在更先进的阶段对灵与肉的形而上学的重写。 心理的分离秩序来自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的“内心深处”中被系统禁止进行集... 查看全部[ 死亡冲动 3 ]

精神分析的死亡观，即使在它的激进性中，也仍然是一种缺省的观点：对重复的冲动限制、无机连续体中的最终平衡远景、按照向最底点的退行而取消差异和强度、死亡的熵、冲动的保守主义、涅 的缺省平衡：这一理论确实与政治经济学有相似性。例如，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其目标也是抵抗死亡。政治经济学只以缺省的方式存在：死亡是其中的盲点，是困扰所有计算的缺席。只有死亡的缺席才能让价值的交换和等价关系的游戏得以进行。只要稍微注入一点死亡，就会立即造成一种过度和一种双重性，以致整个价值游戏都会崩溃。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死亡经济学，因为它省略了死亡，它用自己的话语埋葬了死亡。死亡冲动落入相反的话语：它是死亡的话语，仿佛是不可超... 查看全部[ 巴塔耶作品中的死亡 1 ]

它像巴塔耶所说的那样，确实以一种连续性为目标，但不是人种的连续性——人种的连续性只是一种生命秩序的连续性。这种牺牲性死亡追求的是彻底的连续性，即那种让主体在性和死亡中沉没的连续性，它永远意味着秩序的奇异损耗。它不依赖生殖行为，就像欲望不依赖需求，就像奢侈的消耗不是对满足需求的延伸——它在情欲中否定这种生物学功能性。到人种法则中寻找牺牲、牺牲性摧毁、游戏和消耗的奥秘，这仍然是使所有这一切都功能化。这两者之间甚至没有类似性。在情欲的过度和性的生殖功能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死亡的象征过度和身体的生物学损耗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① 。 都在游戏。 维斯曼说：躯体是要死的，遗传质是不死的。原生动物具有... 查看全部[ 巴塔耶作品中的死亡 2 ]

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生理死亡的不可逆性及其客观性和准时性是科学的现代事实，是我们的文化特有的事实。所有其他文化都认为，死亡在死亡之前开始，生命在生命之后延续，不可能区分生命和死亡。我们不应该把一方看成是另一方的终点，我们应该努力看到生命和死亡的根本不确定性，看到它们在象征秩序中自主化的不可能性。死亡不是到期付款，而是生命的色调变化——或者说生命是死亡的色调变化。但我们的现代死亡观却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再现系统所支配：即机器与功能的系统。一部机器或者运转，或者不运转。同样，生物机器或者是死的，或者是活的。象征秩序中没有这种抽象性。即使生物学承认人一出生就开始死亡，这... 查看全部[ 准时死亡与生理死亡 ]

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合理性的死亡悖论。将死亡设想为自然的、世俗的、不可逆的，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标志本身，但它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合理性原则产生尖锐矛盾——这些原则就是个人价值、科学的无限进步、在各方面都主宰大自然。通过中和，死亡成为“自然事实”，但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丑闻。这正是帕斯在他的事故理论中所做的精彩分析（《联接与分离》）：“现代科学战胜了各种瘟疫，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其他自然灾害的可接受的解释：自然不再代理我们的罪恶感，同时，技术也延伸、扩展了事故的概念，赋予这一概念完全不同的性质……事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幽灵纠缠着我们的失眠……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和逻辑学上的哥德尔证明就... 查看全部[ 事故与灾难 ]

与死亡的生物学定义和理性的逻辑意志相对应的是一种理想而标准的死亡形式，即“自然”死亡。这是一种“正常”死亡，因为它出现在“生命的终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推迟生命期限的可能性中产生的：活着，这成为一种积累过程，科技在这种数量策略中发挥了作用。科技并不满足一种尽可能活得更久的原始欲望，但通过对死亡的象征剥离而从生命到资本生命的过渡（即到一种数量估价的过渡），却带来了延长生命的生物医学科技。因此，自然死亡并不意味着接受一种“合乎情理”的死亡，它意味着系统地否定死亡。自然死亡是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的死亡，它的使命就是让自己被科学消灭。这清楚地意味着：死亡像尚未得到驯服的自然那样（西方的“自然”概念总是一... 查看全部[ “自然”死亡 ]

在这一问题上也是一样的，科学对死亡的征服与系统的合理性发生了矛盾：第三年龄成为社会管理的巨大负担。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金钱和道德价值）都耗费在这里，却无法找到一个意义。社会的三分之一就这样被置于经济寄生和隔离的状态。死亡长征所征服的这些土地从社会角度讲是荒芜的。现代的老年作为新近的殖民地沉重地压在这个社会上，就像过去那些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一样。第三年龄确实说出了自己要说的含义：它是某种第三世界。 第三年龄只是一个生命阶段，在极限情况下，它是边缘的，非社会的，它是少数民族隔离区，是缓刑，是通向死亡的缓坡。准确地说，这是对老年的清理。随着活人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活人“战胜”死亡，从象征角度而言，... 查看全部[ 老年与第三年龄 ]

预料中的、等待中的、家庭中的老年死亡——从亚伯拉罕到我们的祖父辈的传统集体，都把这种死亡当做惟一有完整意义的死亡——为什么它在今天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呢？它甚至不再感人，它几乎是可笑的，无论如何都没有社会意义。相反，非正常死亡、事故死亡、偶然死亡，对以前的群体而言是无意义的（这种死亡在过去是令人畏惧的，受到诅咒的，就像我们对自杀的态度一样），为什么它对我们而言却有如此多的意义呢？它是惟一充斥报刊专栏的死亡，是惟一迷人的、打动想像力的死亡。再一次如帕斯所说，我们的文化是事故的文化。 传媒在卑鄙地利用死亡吗？不是，传媒只不过是满足于以下事实：惟一不需要计算和迂回就能立即对所有人都产生意义的事件，是那... 查看全部[ 自然死亡与牺牲 ]

“直到18世纪，人们还在依法判决那些造成一个人死亡的有罪动物之后，将它们吊死。人们也吊死马匹。” 无名氏 我们对惩罚动物很反感，这肯定是有特殊理由的，因为审判一个人，让他受罪，这应该比审判一个动物，让动物受罪更严重，更可憎。然而，在我们看来，不论用什么方式吊死一匹马或一头猪就更可憎，如同吊死一个疯子或一个儿童就更可憎，因为他们是“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人”。由于司法中这种隐秘的意识平等，被审判者总能保留一种特权，即否认别人对他有审判权，这种可能的挑战不同于辩护权，它恢复了最小限度的象征对等关系，但这种挑战在动物或疯子的情况中就完全不存在了。在禁止任何象征回应可能性的情境中使用象征礼仪，这就使这类惩... 查看全部[ 死刑 1 ]

应该把罪犯重新纳入社会，使之成为等价的人、正常的人吗？不，正相反。如让蒂（R.Gentis）所说：“问题不是让疯子回归社会的真相，而是让社会回归疯病的真相。”（《疯人院之墙》）全部人道主义思想在这种要求面前都显得软弱——这种要求在以前的社会中得到了公开的实现，它在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但很隐蔽，而且受到粗暴的压制（因为罪行和死亡总是带来秘密的、堕落的、淫秽的快乐）。 如果说在最初阶段，资产阶级秩序通过清除或关押而摆脱了罪行和疯病，那么在第二阶段，资产阶级秩序则在治疗的基础上中和了这一切。这个阶段通过医学和心理学的迂回，逐渐宽恕了罪犯，并且把罪犯作为社会存在来回收。但必须看到，这种自由转向的基础... 查看全部[ 死刑 2 ]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道主义的争议出发点：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人道主义是这一系统的最终完成。加缪说：“社会的自卫本能，也就是个体的自卫本能，要求有个体责任性的先设。”但这些先设恰恰在我们这个受等价法则支配的系统中决定了生命和死亡的平庸无奇。在这个系统之外，人并不需要自卫本能或责任本能（这是抽象的理性主义主体观中两种互补的偏见），死亡将重新具有祭献交换、集体时刻、主体强烈解脱的意义。培根说：“没有哪种激情会如此脆弱，以至不能面对也不能驾御死亡的恐惧。”但这话说得太轻巧了：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激情。在这个层面上，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消失了：“杀人的欲望经常是与自杀或自我毁灭的欲望同时出现的，”——“人希望生存，... 查看全部[ 死刑 3 ]

谋杀、死亡、犯罪这些行为即使不是在各处都合法，至少也是得到认证的，惟一条件是它们按照劳动媒介化的相同程序兑换成价值。只有某些死亡，某些实践才摆脱了这种可兑换性，只有它们才具有颠覆性，它们经常属于社会杂闻的范畴。 其中之一是自杀。自杀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一种不同的外延和定义，它甚至在死亡的进攻可逆性范围内成为颠覆形式本身。监狱里的处决越来越少，但监狱里的自杀却越来越多：这种行为是对制度性死刑的侵吞，是转而反对系统：个体通过自杀来审判社会，以自己的方式，通过颠倒法庭程序来给社会定罪——个体在可逆性完全消失的地方重新建立了可逆性，从而重新获得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监狱外的自杀也是政治性的（自焚只... 查看全部[ 死刑 4 ]

安全，这是另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方法就是对生命和死后生存进行讹诈。今天，对我们而言，这种形式存在于各处，“安全力量”包括人寿保险、社会医疗保障、共和国保安部队，甚至包括汽车安全带。当然，安全是一个工业企业，如同生态学是工业企业在人种层面上的扩展：死亡、事故、疾病、污染在各处都具有可兑换性，可以兑换成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但安全尤其是一种最坏的压制，它要剥夺你们的死亡，即剥夺每人都在生本能深处所梦想的那种死亡。必须剥夺每人向自己馈赠死亡的最终可能性——即生命被系统包围时的最后“避难所”。在这种挑战自我和挑战生命的象征短路中，遭到穷追猛打的仍然是交换—馈赠。这并非因为交换—馈赠有可能表现个人的非社会... 查看全部[ 安全的讹诈 ]

“由于不断地清洗，抹肥皂，擦拭， 刷净，梳理，揩干，抛光，剔除，擦亮， 被清洗的东西上的污垢有时就会传到有生命的东西上。”雨果 死亡就是如此：由于不断地清洗并揩干，剔除并擦亮，否定并驱逐，死亡有时就会传到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上。我们的全部文化都是卫生文化：它力图从生命中清除死亡。在任何一次清洗中，洗涤剂针对的都是死亡。不惜一切代价让死亡绝育，让它固化，让它冷冻，让它降温，打扮它，“设计”它，追捕它，就像对待污垢、性、生物废料或核废料一样顽强。这是死亡的化妆：雨果的话让人想到美国的殡仪馆，人们在那里立即让死人离开丧事，不和活人混杂，以便按照国际销售学的最纯正法则，高水准地、面带微笑地“设计”死人。... 查看全部[ 殡仪馆与墓室 ]

死人崇拜减少了。墓地有时效，再没有永久墓地了。死人进入了社会流动性。对死亡的尊敬主要保留在大众阶层和中产阶级中，但它在今天更像生活水平的变数（如第二住宅），而不像部落的虔诚。人们谈论死人的时候越来越少，人们长话短说，人们保持沉默——死亡失去了声誉。庄严的、得到详细陈述的死亡结束了：人们死在医院——这是死亡的治外法权。垂死者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包括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权利。死亡是猥亵的，令人尴尬的——丧事也变成这样，掩盖丧事才是高雅品位：因为这会令人不快。礼节禁止一切对死亡的指涉。火化是这种秘密清除和最少残留的极限。再没有死亡的眩晕了：这是疏远。有关丧葬的大规模生意不再属于虔诚的性质，它是疏远的符号... 查看全部[ 疏远的死亡 ]

无论如何，人们从此不死在自己家而死在医院。这是因为一大堆“物质”理由（医学的理由、城市的理由，等等），但这尤其是因为：垂死者或病人作为生物学身体，从此只在技术环境中才有自己的位置。人们在治疗的借口下，把病人放逐到一个功能性时空，这个时空负责中和疾病和死亡的象征差异。 恰恰在这个以消除死亡为目标的地方——医院（以及笼统而言的医学），人们把病人当成潜在的死人对待。治疗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意味着身体的彻底客体化，意味着对病人的社会歧视，因此也意味着一种侮辱过程。身体的医学系谱学的逻辑结论是：“医学通过尸体而跨入现代……医学第一次关于个体所发表的话语不得不经过死亡，这一事实对我们的文化而言也许将具有决定性... 查看全部[ 疾病的交换 ]

谈论死亡让人发笑，发出一种痉挛而猥亵的笑。谈论性则连这样的反应也没有了：性是合法的，只有死亡才是淫秽的。社会解放了性，在秘密礼仪和基本禁忌的功能中逐渐用死亡代替了性。在以前的宗教时期，死亡得到揭示，得到承认，性则是禁止的。今天正相反。但所有的历史社会都千方百计地使性和死亡分离，用一方的解放反对另一方的解放——这种方式把两者都中和了。 这种策略中有精确的天平吗？或者两者之一占有优先权吗？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仿佛是，对死亡的排斥占有优先权，这和对性的赞美策略有关：整个“性革命”都在单向情欲和快乐功能的氛围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另外，这也构成了性革命的天真、夸张和伤感，同时也构成了它的“政治”恐怖... 查看全部[ 性化的死亡与致死的性 ]

死亡在各处都受到追捕和压制，但它在各处都重新出现。它不再是那种在某些时代困扰生动想像的启示录民俗——它恰恰被掏空了全部想像物质，进入最平庸的现实，对我们而言，它显出合理性原则本身的样子，这种合理性支配着我们的生命。死亡，这就是一切都在运转，都在为某种东西服务，就是塔蒂（J.Tati）的电影《游戏时间》中那种绝对的、信号论的、控制论的城市环境功能性，就是卡夫卡作品中那种按照功能对人的绝对指数的计算：那个公务员的年龄是一种死亡文化的年龄。死亡就是完全程序化的幻想，就是这种在有形事物和欲望满足中的变本加厉的预见性、精确性和目的性。总之，死亡与价值规律混淆在一起，尤其是与结构价值混淆在一起，一切都通过... 查看全部[ 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

言领域也存在着象征交换模式，这一模式似乎是反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消除价值和法则的场所：这就是诗歌语言。在这个反话语性的、超越语言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索绪尔的《易位书写》构成了最基本的发现。正是索绪尔自己为语言科学提供了概念武器，但在此之前，他曾在他的《易位书写笔记》中揭示了一种非表达性语言的对立形式，这一形式超越了语言学建立的种种规则、公理和目的性——这是语言的象征操作形式，即它不是通过符号再现的结构操作，而且恰恰相反，它是符号和再现的解构。索绪尔并没想到他揭示的这种诗歌运作原理具有革命性。为了证实这一原理是吠陀文、日耳曼文、农神体诗等远古文本所具有的确切、自觉的结构，为了确认这一原理的证据，... 查看全部[ 易位书写 ]

1.索绪尔的第一条法则，即配对法则，根本不是谐音法则或某个音素的无限表达性冗余，他自己一再强调了这一点。“Pour qui sont ces serpents qui sifflent sur nos t tes？”（“这些在我们头上的蛇是为谁而嘶叫的？”） 这些响尾蛇属于一种能指重复和积累的语言学，这种语言学总被某种说不清楚的所指效果目的化：“sˉsˉsˉs”，能指也在嘶叫——“s”音越多，叫声就越响，威胁就越大，“表达”就越好。再如：“...the faint fresh flame of the young year flushes from leaf to flower and flo... 查看全部[ 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1 ]

这对我们而言是如此“自然”，我们甚至不再思考我们对话语的滥用，然而这正是我们与所有其他文化的区别。我们不受礼仪、宗教或诗歌的任何限制，完全“自由地”使用和滥用词语、音素、能指，对我们随意“生产”出来的大量材料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以自我“表达”的名义，无休止地自由使用和汲取声音材料，只考虑自己要说什么。这种话语“自由”，这种掌握话语、使用话语，却从不归还话语、从不为话语负责、从不牺牲话语的哪怕任何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而以前人们则要牺牲原始财富的一小部分，以保证原始财富的再生产），这种把语言当做一个无所不能、取之不尽的媒介的语言观念（语言仿佛是已经实现了“各取所需”这种政治经济学空想的地方... 查看全部[ 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2 ]

到化解。由于实现了二重性，这个原始符号，这个“有效的”符号没有潜意识。它很清晰，与它所显露的操作相等。它不是间接地或通过类比的方式对压抑的表象或潜意识的表象发生作用（而列维-斯特劳斯在与精神分析做比较时，明显倾向于这个含义——巫师及其巫术、整个精神分析人类学也倾向于这个含义）。它是自身的操作，没有剩余，它以这种方式对世界发生作用，它就是世界的直接作用。 诗歌正是这样。诗歌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界定：它作用于一个有限的能指语料，力图完全消解这个语料。正因为诗歌（或语言的原始仪式）的目的不是生产所指，而是精确地消耗、周期性地消解能指材料，所以它必然要给自己规定一个有限的语料。在此，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约... 查看全部[ 作为价值毁灭的诗歌 3 ]

整个语言科学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散播操作和文字消解操作的抵制。到处都有同样的企图，企图把诗歌简化为一种“想说”，让诗歌重新回到意义的庇护下，粉碎语言的乌托邦，让语言重新回到话语的场所论中。语言学用话语性秩序（等价和积累）来反对文字性循环（可逆性和散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反击在各种有关诗歌的阐释中展开（雅各布森、福纳吉、埃柯——参见下一节“语言学的想像”），我们将讨论的精神分析阐释也属于这种抵制，因为象征的极端性是如此彻底，以至所有那些企图中和象征的科学或学科都反过来被象征所分析，都被打回它们的无知状态。因此在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假说这个问题上，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所有原理都将受到牵连。索绪尔提出的这一... 查看全部[ 易位主题的终结 1 ]

我们可以假设，快感与这种消解一切实际指涉的做法直接相关。在所指立即作为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地方，即在“正常”的交流话语中，在线性的、稳定的、全力投入解码过程的言语中，快感的程度最小。只要超越这种话语——快感的零度，各种组合就都成为可能，其中有一种与所指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种破译，而不再只是纯粹而简单的解码。比如传统的易位构词法，或带谜底的文本，或漫画期刊《捕蝇纸》中的文本（弗洛伊德借用过这个文本，利奥塔尔又在《梦的工作不思考》一文中对此做了分析），在这里，在一个连贯的或不连贯的显文本的背后，藏着一个有待找回的潜文本。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所指或事情真相都发生了偏差，拉开了距离，都通过能指绕道而行，德... 查看全部[ 易位主题的终结 2 ]

在克拉克（A.Clarke）的短篇科幻小说《九十亿个上帝之名》中，一群迷失在西藏的喇嘛用他们全部的生命来诵读上帝之名。这些名字数量庞大：有九十亿个。当它们全被说出时，当变格全被完成时，世界就将结束，世界就将走完一个完整循环。通过耗尽上帝的全部能指的方式，一步一步地、一词一词地走到世界的尽头：这就是他们的宗教谵妄——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死亡冲动的真理。 但这些喇嘛辨读的速度很慢，他们的任务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时他们听说西方有一些神秘的机器，能以神奇的速度记录和辨读。于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订购了一台性能强大的计算机，以便加速完成他们的任务。美国技术人员来到西藏的高山上安装计算机，为... 查看全部[ 九十亿个上帝之名 ]

现在我们必须撇开索绪尔，看看语言学家们究竟怎样处理诗歌以及诗歌怎样对他们的“科学”提出疑问。说到底，他们对危险的防范与政治经济学的信奉者（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以往社会和我们社会中的象征抉择的防范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决定区分并调整他们的范畴，却丝毫不改变他们的合理性原则——丝毫不改变那种使他们把话语秩序和生产秩序放在普遍概念中加以实体化的武断和想像。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秩序的，因为它们是秩序的捍卫者。 比如语言学家们承认，在诗歌中，符号的任意性稍微被打乱了——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肯定没有被打乱，因此等价规则和再现功能也肯定没有被打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 查看全部[ 语言学的想像 1 ]

因为诗歌的特征以及它与话语性的区别似乎仅在于含混性：“含混性是一切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的不可剥夺的内在属性，总之它是诗歌的必然结果。”燕卜荪（W.Empson）说：“含混性的诡计是诗歌的根基。”雅各布森还说：“诗歌功能对指涉功能的支配地位不会使指涉（外延）消失，但会使它变得含混。与一个有双重含义的信息相对应的是一个双重化的受话者、一个双重化的发话者以及一个双重化的指涉。”这样一来，话语交流的所有范畴都可以在诗歌中游戏（所有范畴，但很奇怪，只有代码除外，雅各布森没有谈到代码：代码变成什么了？也变得含混了吗？但那会是语言的终结和语言学的终结）。含混性并不危险，它丝毫不改变同一性和等价原则，不改变作为... 查看全部[ 语言学的想像 2 ]

然而，诗歌既不建立在音素层面的自主分节上，也不建立在词语或句法的自主分节上。诗歌并不是用第二分节反对第一分节 ① ，而是取消对分节的分析性区分，这种区分正是语言的话语性和作为表达手段（以及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操作自主性的基础。无论如何，为什么音素的层面就应该比词汇概念或句子的层面更“唯物”呢？音素一旦被当做最小限度的物质，那么它们就像原子一样，也是一些唯心的参照。随着原子物理的出现，科学所做的仅仅是深化自己的实证主义合理性，它丝毫没有让自己接近另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分别消灭科学客体和科学主体的立场。今天科学也许到达了这个边界，同时也到达了唯物主义理论的全面危机，但却无法跃过这个危机的阴影... 查看全部[ 语言学的想像 3 ]

因此几乎可以说，非科学性的日常实践，不论是语言的还是社会的日常实践，都是革命的，因为它不做这样的区分。日常实践从来不区分灵魂和肉体，而全部的主导哲学和主导宗教却只靠这种区分而生存；同样，直接的、“野蛮的”社会实践，即我们大家的社会实践，也不区分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来自它自身，未经讨论，它是横贯的实践，它处在合理性之外，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不对这种真正的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它分析的对象是它为自己规定的，它把这种真正的社会实践分解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它通过区分理论和实践而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社会场。它永远不会与这... 查看全部[ 语言学的想像 4 ]

诗歌与精神分析有相似之处吗？如果说诗歌形式（散播、可逆性、语料的严格限制）与语言形式（能指/所指的等价关系、能指的线性、无限的语料）显然不可调和，那么相反，它与精神分析形式（初级过程：置换、凝聚，等等）却似乎是吻合的。在梦、口误症状和笑话中，在潜意识工作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和弗洛伊德一起看到能指/所指关系的扭曲、能指线性的扭曲、符号任意性的扭曲，看到初级过程作用下的这种话语扭曲，这种语言过度，这种语言违反，在这里，幻想在游戏，快感被标记。但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是什么样的呢？里比多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呢？ 诗歌不能和精神分析混淆。象征模式不是潜意识工作的模式。根据弗洛伊... 查看全部[ 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1 ]

莫诺尼清楚地表述了精神分析意义与语言学的界限（《想像的钥匙》）：“我们通过引入能指而使意义发生变化，但这不是因为能指会随身带来一大堆所指——某种传统语义学也许可以找到这些所指，而是因为我们以如下的方式解释索绪尔的省略：省略仿佛保留了所指的空位，这个空位只能在不同的话语中得到填充，这样一来，同一个能指就成为不同话语的共同部分……我们也让能指摆脱所指的重量，但这不是为了让能指回到语言学在一切显性话语中发现的那些规则中，而是为了能够说明能指遵循初级过程的规则。通过初级过程，能指摆脱了显性话语的限制——尽管这只是短暂的踉跄，而显性话语即使在利用歧义性时，也总是趋向于单义性。”这段话很精彩，但是这个不断... 查看全部[ 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2 ]

“语言学产生于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那条分界线，看来它很可能会因为这两者的结合而死亡”（莫诺尼）。精神分析也产生于它根据阉割和压抑的法则在被说出的东西和沉默的东西之间或“在一个幻想的现实和一个替代对象之间”（勒克莱尔）建立的那条分界线，它也很可能会因为这两者的结合而死亡。没有剩余，这不仅意味着不再有能指和所指，不再有藏在能指后面的所指，不再有一条把它们分配到两边的结构分界线——这也意味着不再有精神分析阐释中那种处在压抑机制下面的被压抑机制，不再有处在显意下面的隐意，不再有一个和次级过程玩捉迷藏的初级过程。没有诗歌生产的所指——不论是什么样的所指，没有池在诗歌文本后面的“梦的思想”，没有能指的... 查看全部[ 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3 ]

弗洛伊德在各处都谈论过笑话的“技巧”，他把这种技巧与基本过程区别开来：“笑话的技巧就是以两种方法使用同一个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完整形式，第二次像猜字谜一样把这个词分解为音节”，——但这只不过是“技巧”而已。相同材料的再使用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技巧都可以概括为一个范畴：凝聚：“凝聚仍然是所有其他范畴隶属的范畴。一种压缩的趋势，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节省的趋势支配着所有这些技巧。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看来一切都是经济问题……”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发现的是，笑话的“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源泉。他虽然肯定过这一点（《笑话以及它与潜意识的关系》），但他马上补充说：“我们开始明白了，我们当做笑话技巧来描述的东西，其... 查看全部[ 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4 ]

我们看到，对梦、笑话、神经官能症的精神分析阐释以及扩展到诗歌方面的精神分析阐释，都显露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语言理论。潜意识把词语当做物来处理，这使初级过程的工作成为可能。能指逃离了所指的视野和目的，重新变成可供另一种工作使用的纯粹材料——可供初级过程的褶皱、漂移和混杂运动使用的“原材料”。语言的声音实体具有了物质的内在性，它重新处于第一分节（意义单位）之外（如果这样的表述还有意义的话），甚至处于第二分节（区别单位）之外。于是语音（甚至字母）被认为是实体的原子，与物质没有区别。 这里似乎有一种不可超越的语言彻底性。把词语“当做物”来处理，这也许会被认为符合语言的深层操作原理，因为当人们终于清理出... 查看全部[ 反唯物主义语言理论 1 ]

但是，认为语言之所以让人看到火、气、水、土（或潜意识工作），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元素，是与所有其他物质直接相通的基本物质，这种观点虽然比任何心理自然主义的“动机”都更彻底——但离真理相差甚远。这里还差一种完全的翻转：只有认为火、水、土、气既不是价值，也不是实证元素，而是价值连续消解的隐喻，世界象征交换的隐喻——认为它们不是实体，而是反实体，反物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当语言摆脱了符号和价值的逻辑时，就与火、水、土、气汇合了。这就是古代的元素神话所表达的意思，这也就是赫拉克利特和尼采的变异神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神话才具有诗性，远远高于任何精神分析阐释。精神分析阐释把这种消解转换成... 查看全部[ 反唯物主义语言理论 2 ]

问题如下：潜意识这种能量，这种情感潜力，在自己的压抑中，通过自己的工作，构成了打乱话语秩序、拆散话语“表达”的基础，它用自己的初级过程对抗次级过程——对于这样的潜意识，有必要假设它在诗歌过程中的存在吗？显然一切都可以成立：如果潜意识就是这种不可逆机制，那么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二元性本身就不可还原，意义的工作就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的重新涌现，只可能是这个压抑内容在话语的压抑机制中的隐约显现。在这方面，诗歌与神经症，诗歌与口误没有区别。我们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的彻底性：如果各种初级过程“存在”，那么它们就会到处都起作用，到处都具有决定性。但反过来说，只要假设一个不同的秩序，一个省去了潜意识、禁忌和压抑... 查看全部[ 超越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