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罪犯重新纳入社会,使之成为等价的人、正常的人吗?不,正相反。如让蒂(R.Gentis)所说:“问题不是让疯子回归社会的真相,而是让社会回归疯病的真相。”(《疯人院之墙》)全部人道主义思想在这种要求面前都显得软弱——这种要求在以前的社会中得到了公开的实现,它在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但很隐蔽,而且受到粗暴的压制(因为罪行和死亡总是带来秘密的、堕落的、淫秽的快乐)。 如果说在最初阶段,资产阶级秩序通过清除或关押而摆脱了罪行和疯病,那么在第二阶段,资产阶级秩序则在治疗的基础上中和了这一切。这个阶段通过医学和心理学的迂回,逐渐宽恕了罪犯,并且把罪犯作为社会存在来回收。但必须看到,这种自由转向的基础是一个整体上具有压制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正常机制吸收了以往属于特殊机构的那种压制功能 ① 。 自由主义思想声称:“刑法应该朝社会预防医学和社会治疗援助的方向发展。”(《通用百科全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刑法作为刑罚应该消失。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刑罚制度本身将在治疗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大回收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刑罚暴力将在再社会化和再教育中(在其他地方,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可能是在自我批评或悔过自新中)找到自己更微妙的等价物——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每人都在正常生活中被传讯: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 ① 。 在这样的社会中,死刑和刑罚暴力不仅可能消失,而且应该消失,那些死刑废除论者恰恰是走在系统的方向上,但与他们自己完全矛盾。他们希望废除死刑,但不想废除责任(因为没有责任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人的尊严,也就没有自由主义思想)。这不合逻辑,这尤其是无济于事:因为责任早已死亡。责任是启蒙时代的个体遗迹,它随着系统变得更为合理而被系统本身清除了。 对于一种建立在业绩、创意、个人事业和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而言,需要一种责任理想,因此也需要压制性等价物:不论是好是坏,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罪犯,每人都会得到对自己的业绩的认可。对于一种建立在官僚程序和计划实施之上的系统而言,需要的则是一些不必负责的执行者,因为整个责任价值系统都自行崩溃了:它不再具有可操作性。人们是否为了废除死刑而斗争,这无关紧要:因为死刑毫无用处。同样,正义也崩溃了:到处都是豁免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官僚结构的借口,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审判,甚至不再接受整个社会的审判。甚至集体责任问题也成为一个伪问题:因为责任干脆消失了。清除人道主义价值的第二个好处是压制性机构的解体。这些机构建立在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这种可能性就是“在意识中”区别善与恶,并且根据这一标准来审判和定罪。但秩序聪明地放弃了死刑,它仍然是赢家,而且监狱可以开放了。因为死刑和监狱是一个仍然分裂的异质社会的社会司法权的真理,而治疗和回收则是一个正常化的同质社会的社会司法权的真理。右翼思想主要参照前一种社会,左翼思想主要参照后一种社会——但两种思想服从的都是同一个价值系统。 而且两种思想使用的是相同的医学语言:右翼说,切除腐烂的肢体;左翼说,治疗患病的器官。不论在哪一方,死亡都在等价关系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原始社会的程序只有互惠性:以部落还部落——以死还死(以礼还礼)。我们则只有一种等价系统(为死而死),它处在同经济交换中的情形一样抽象的两个词项之间:社会与个体,处在“普遍”的道德机制和法律的裁判权之下。 右翼说,为死而死,礼尚往来,你杀了人,你就得死,这是契约法则。左翼说,这是不能接受的,罪犯应该得到饶恕:他并非真的负有责任。等价原则没有受到损害:只是其中的一个词项(责任)趋向于零,另一个词项(惩罚)也趋向于零。环境、儿童时代、潜意识、社会状况描述了一种新的责任方程式,但使用的依然是因果关系和契约的术语。根据这个新的契约,罪犯从此只应得到(基督教的)怜悯或社会保障。因此,左翼思想在这里也只不过是发明了一些更微妙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压制扩散了,就像剩余价值在其他地方也扩散了。但是,精神病学治疗和生物工艺学治疗涉及的确实是死亡的等价物。个体在这里被当做功能幸存者和回收对象——人们用治疗和关怀围绕他,占据他,但这些治疗和关怀都说明了他的异常。他所享受的宽容和我们看到的对野兽的宽容属于同一种性质:这是社会秩序驱逐并控制自身困扰的一种操作。系统能让我们大家都不负责任吗?只有在确定一类众所周知的不负责任者并且对他们进行这方面治疗的情况下,这才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将由于反差效果而使我们恢复责任的幻觉。罪犯、儿童、疯子将承担这种临床手术的费用。 ˇ 我们用“唯物主义”概念(利润与阶级)简单考察一下死刑的演变过程,就可能让那些希望废除死刑的人感到困惑。从历史角度看,死刑的减少总是由于发现了更为有利可图的经济替代方式,这些替代方式后来又通过合理化变得“更为人道”。例如,得到赦免而成为奴隶的战俘、罗马盐矿中的罪犯、17世纪的对决斗的禁止、强迫劳动改造的制度、从纳粹集中营到劳动疗法的不同程度的劳动力榨取。任何地方都没有奇迹:当系统出于某种原因而认为有利可图时,死刑就会消失或减少(1830年,在涉及一个资产者的案件中,第一次出现了减轻罪刑的情况)。这里没有社会征服,也没有理性进步:只有利润逻辑或特权逻辑 ① 。但这种分析是不充分的:它只是用经济合理性替代了道德合理性。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这是一种“沉重”的假设,与此相比,唯物主义解释似乎是一种“轻巧”的假设。因为利润可以是资本的结果,但这从来都不是社会秩序的深刻法则。对生命和死亡的逐步控制才是它的深刻法则。因此它的目标也是让死刑摆脱彻底的差异性,让死刑服从等价法则。人道主义思想(不论是自由的人道主义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天真之处就在于,它没有看到,从根本上讲,自己对死刑的拒绝与系统的拒绝相同:即拒绝某种不受价值规律约束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才是一种恶。但人道主义思想却把死亡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恶,从这一点出发,它陷入了最严重的矛盾。格莱芒(C.Glayman)在《世界报》上论述处决比费(Buffet)和邦唐(Bontemps)的事件时说:“任何人都无权故意制造死亡。这是不可救药的人类情感(‘不可救药’是某种口误:人道主义者未必会对这一明证感到不可抵抗的信服)……生命是神圣的,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人们也对此深信不疑……在一个趋向于消灭稀有物的消费社会中,我们大概可以说,死亡更成为不可接受的(生命如同消费资料,死亡如同稀有物:难以置信的陈词滥调——但共产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也许会同意这个等式)……这里占上风的仍然是某种永久的中世纪的印象……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我们走向什么样的海岸?等等。因为不应该背离生命!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准确地讲,“倒退着”进入死亡是虔诚心灵的基本原则——这些心灵也倒退着进入革命,同时也仍然背离生命,这种难以置信的杂技是逻辑思想为了拒绝死刑而向自身的扭曲。
象征交换与死亡——死刑 2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