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弗洛伊德,人们从哲学死亡,从意识悲剧,过渡到作为冲动过程的死亡,这一过程铭刻在潜意识的秩序中——人们从焦虑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冲动的形而上学。一切都仿佛是死亡摆脱主体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客观目的性地位:这是死亡的冲动能量或精神运作原则。 死亡在变成冲动时,仍然是一种目的(甚至是由此出发的惟一目的:死亡冲动的命题意味着大量简化各种目的性,因为就连生本能也从属于死亡),但这一目的性得到深化,甚至铭刻在潜意识中。然而,死亡在潜意识中的这种深化与统治系统的深化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对劳动和生产的大规模压制性动员,死亡同时成为我们社会组织的“精神运作原则”和“现实原则”。或者还可以说:正是在一般生产系统过渡到纯粹简单再生产的时候,弗洛伊德在客观确定性的中心通过死亡冲动建立了重复过程。只要我们不仅注意死亡冲动概念的元心理学地位,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概念的系谱学,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吻合是不寻常的。死亡冲动是一种抹去所有其他发现的人类学“发现”吗(此时它就可以被当做普遍的解释原则:人们可以把全部的政治经济学都想像成是死亡冲动统治并生成的)?或者这个概念是在某个特定时期,在与某个系统形态的关系中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激进性便仅仅是系统本身的激进性,这个概念只不过认可了一种死亡文化,赋予这种文化一个超历史冲动的标签。这种操作是一切唯心主义思想共有的操作,但我们却拒绝承认弗洛伊德那里也是这种操作。由于有了弗洛伊德(如同有了马克思),西方理性似乎会停止合理化,不再把自己的原则理想化,不再通过自身“客观性”的批判效果把现实本身理想化——它似乎会最终指明那些不可超越的、冲动的或经济的结构:例如作为永恒的欲望诉讼的死亡冲动。但为什么这一命题就不能也是二次加工过程呢? 在最初阶段,死亡冲动确实与西方思想发生了决裂。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再到存在主义:死亡或者被果断地否定并升华,或者被辩证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死亡或者已经在阶级的存在中被征服,或者作为历史否定性被整合。更一般地讲,在西方,对自然的统治以及生产和积累中对进攻性的升华,所有这些实践仿佛都具有一种建设性生本能的特征:生本能利用升华的进攻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死亡的否定性以顺势疗法的剂量,在变化(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变化)中得到精炼。甚至那些“为死亡而存在”的现代哲学也没能让这种倾向逆转:在这些哲学中,死亡被当做主体的悲剧性振兴,它巩固了主体的荒诞自由 ① 。 在。”这是理性的表演,它从来不是对生命的过度放纵或对死亡的热情接受的结果:人文主义寻找的是死亡的自然理性,是一种以科学和启蒙思想为基础的智慧。 这种对死亡的理性主义形式超越之后是辩证理性——死亡成为否定性和变化运动,即黑格尔。这种漂亮的辩证法描绘出了政治经济学的上升运动。 后来,这种辩证法出现了问题,被死亡的不可还原性、不可超越的紧迫性代替了(克尔恺郭尔)。辩证理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坍塌了:它呈现出主观的、非理性的样子,一种荒诞、绝望的形而上学的样子,但它仍然是意识主体的辩证法,意识主体在其中找到一种悖论式自由:“既然死亡不可超越,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因为荒诞——帕斯卡尔离这种现代的死亡夸张也并不远)。加缪说:“荒诞的人用一种激情的关怀注视着死亡,这种迷恋使他获得解放。” 死亡焦虑成为真理的考验。人的生命为死亡而存在。海德格尔说:“以死亡为目的的真正存在,即时间的有限性,这是人类历史性的隐蔽基础。”(《存在与时间》)死亡成为“真实性”:相对于致命的系统本身,这里有一种令人眩晕的抬价,有一种挑战,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服从。 这是一种通过死亡获得真实性的恐怖主义:它仍然是一种次级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以一种辩证的杂技方式回收自己那作为命运的“有限性”。焦虑成为现实原则和“自由”原则,但这仍然是一种想像,它在当代阶段用死亡之镜代替了不朽之镜。但这一切仍然颇具基督教意味,而且不断地与“存在主义的”基督教发生关系。革命思想则摇摆于作为否定性的死亡的辩证化和消除死亡的理性主义目标之间:依靠科技战胜死亡,如同战胜一个与资本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障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超越历史,走向人类的不朽。死亡,如同许多其他事物,只不过是一种上层建筑,它的命运将由经济基础的革命所决定。 有了弗洛伊德之后,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不再有升华,甚至不再有悲剧性升华,不再有与死亡冲动相关的辩证法。死亡第一次显出与生本能对立的摧毁性原则的面貌。这一切都没考虑主体、阶级或历史:这是两种冲动的不可简约的二元性,即生本能与死本能,这种二元性以某种方式唤醒了摩尼教的古老版本的世界,即善恶两种原则永远对立的世界。这是一种来自古代崇拜的极为强大的幻象,古代崇拜中还有对恶和死亡的特殊性的基本直觉。对教会而言,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幻象,教会用了几个世纪来消灭它,并最终确立了善(上帝)的原则的优势,把恶和死亡降低为一种否定性,这种否定性以辩证的方式从属于另一个原则(魔鬼)。但是,恶的大天使,路济弗尔(Lucifer)带来的自主性噩梦(各种形式的民间异端邪说和迷信——它们总是倾向于从字面上理解恶的原则的存在,因此倾向于崇拜恶的原则,直到妖术和冉森派理论,更不用说卡塔尔派了),日日夜夜都在困扰着教会。教会把辩证法当做制度理论和威慑武器,反对激进的死亡思想和善恶二元论思想。历史将看到教会和辩证法(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与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发生了深刻的决裂。 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二元性更符合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的立场。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二元性最终成为只有死亡冲动的循环。生本能从此只是文化在走向死亡时经历的一个巨大迂回,死亡让一切都从属于自己的目的。但最后这个版本并没回到二元性的范围,并不走向一种反向辩证法。因为这里只有建设性变化的辩证法,只有生本能的辩证法,其目的是“建立一些越来越大的统一体,连接并组织各种能量”。死亡冲动在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上与此相对立: 1.死亡冲动分解那些集合体,释放各种能量,拆散有机的生本能话语,让一切事物重新回到无机性中,回到“游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乌托邦中,使之与有组织的、建设性的生本能场所相对立。这是死亡的熵,是生本能的负熵。 2.这种分裂、解体、“背叛”的力量意味着彻底的反目的性,其形式是一种向先前的、无机状态的退化。重复的强迫性或“复制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会让过去一些丝毫未给人满足感的事件重现),首先就是复制这个最典型的非事件,这个非事件对任何有生命的存在而言都是先前的、无机的状态,即死亡。因此,死亡总是作为一种重复循环来摧毁各种建设性的、线性的或辩证法的生本能目的性。这是粘着的死亡冲动,是灵巧的无机性,它处处都在胜利地抵抗着生命的结构化。
象征交换与死亡——死亡冲动 1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