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精神分析有相似之处吗?如果说诗歌形式(散播、可逆性、语料的严格限制)与语言形式(能指/所指的等价关系、能指的线性、无限的语料)显然不可调和,那么相反,它与精神分析形式(初级过程:置换、凝聚,等等)却似乎是吻合的。在梦、口误症状和笑话中,在潜意识工作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和弗洛伊德一起看到能指/所指关系的扭曲、能指线性的扭曲、符号任意性的扭曲,看到初级过程作用下的这种话语扭曲,这种语言过度,这种语言违反,在这里,幻想在游戏,快感被标记。但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是什么样的呢?里比多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诗歌中的欲望和潜意识呢? 诗歌不能和精神分析混淆。象征模式不是潜意识工作的模式。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考察诗歌,这也就是根据象征来考察精神分析——永远需要反向的分析,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通过复归,避开理论,即避开权力的无条件行使。 弗洛伊德对笑话的分析可以作为我们的线索,因为在他那里,准确意义上的症状场与作品场、“艺术创作”场之间没有理论化的区别(我们知道,“升华”这个概念不够严谨,带有继承的唯心主义缺陷)。这一点已经很重要了:尽管诗不是口误,更不是笑话,但潜意识理论缺少一种可以对此加以说明的东西。 索绪尔并不在意诗的乐趣,甚至也不在意他所描述的东西是否有任何原因或目的。相反,弗洛伊德的分析则是功能性的,是一种快感理论。在他的分析中,能指的工作总与欲望的满足相联系。另外这种快感理论也是经济学的。笑话通过捷径和短路更快地走向自己要说的东西。笑话言说一些东西,“释放”一些意义,如果没有笑话,这些意义就需要通过一种巨大的有意识的理性努力才能释放出来——这种心理距离的省略正是快感的源泉。或者说,笑话实现解禁和迂回,“释放”那些与超我和压抑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能量。情感的“释放”——停止对潜意识或前意识表象的投入——停止对心理压抑机制的投入——无论如何,快感来自一种剩余,一种添加,一种通过笑话操作而变得可以支配的差异能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简练或相同材料的不同方式的再使用成为笑话的基本特征——永远是省力原则:一个能指在许多层面上意指,最少的能指得出最多的意义(有时是矛盾的意义)。我们没有必要强调笑话与诗歌模式的许多相似之处,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同材料的再使用让人想到索绪尔的易位书写和配对规则,想到对语料的必要限制以及尼采所说的“符号能量中的最大值”。弗洛伊德也谈到过诗人,他说:“多声部的协调使诗人能够在清醒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这三个方面都发出信息。”到处都有相对于普通投资分配系统而“节省”下来的能量。在心理机制的这种力量多边形中,快感仿佛是由某种捷径引起的,更准确地说,是由笑话的横贯性引起的,笑话用一条对角线打通了心理机制的不同层面,以更少的代价达到目标,甚至毫不费力地达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目标,因而留下一种能量剩余价值,它是快感的“奖金”,是“快乐的利润”。 这种能量计算带有一点资本的味道——这是一种节省(弗洛伊德一直使用这个词),在这里,快感从来都只是通过减少和节省而来自一种投资剩余或盈余,从来都不来自超支——或者说它不来自任何其他地方:只来自一种相反的消耗过程,一种取消能量和目的性的过程。我们先不谈“能指的工作”本身,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个层面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他的里比多经济学建立在潜意识内容(情感和表象)上,建立在压抑和被压抑内容的生产上,建立在各种能量的连接和分离上,建立在一种投入计算上,这种投入计算对生产进行调节,以便达到平衡(消除压力)。弗洛伊德的快感是通过力量和能量的词项构成并言说的。在笑话中,或者在梦中,能指的游戏本身从来都不是快感:它只是为一些幻想的或压抑的内容开辟道路。它是一个“中介”,它本身从来不是“信息”,因为从严格的场所论和经济学角度讲,必须有某种类似欲望的东西通过能指的声音来言说那个正在言说的“本我”。能指的游戏永远只存在于欲望的字里行间。在这里,围绕着这种潜意识的“生产方式”(和再现方式),里比多经济学及其批判的全部问题出现在快感的视野中,这种快感本来可能与经济毫无关系。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谈到口误:“读者的欲望使文本变形,读者在文本中引入自己感兴趣和关注的东西……这时只要文本的词语和替代词语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读者就可能在他所希望的意义上进行改造。”这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压抑的内容,它等待着涌现的机会,“利用”逻辑话语中的奇思异想、缝隙和弱点喷发出来。它在话语层面上,相当于身体层面上的“依托”概念:欲望“利用”生理满足的需求,以里比多?方式填充身体的某个部位:单纯的功能(机体的逻辑)改变方向,转向欲望的满足。是的,但问题恰恰在于:需求和欲望的连接从来没有被澄清过。这两个词项未经审判就在这里了,一个是确定的功能满足,另一个是不确定的冲动满足(相对于对象而言),在它们之间,依托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联系性概念,它实际上什么也不连接。在这里,里比多经济学和纯粹经济学一样,也因为与需求概念“拼合”在一起而受到损害:主体和客体之间有“需求”——需求和欲望之间有“依托”。连接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些词项的位置错了,它们的位置本身是不成立的。肯定在某个方面,欲望相对于需求的自主化,能指相对于所指的自主化,主体相对于客体的自主化,都只是一种科学效应。但从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学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不会放弃这些调整好的对立关系,它们依靠这些对立关系而生存:欲望/需求、潜意识/意识、初级过程/次级过程……快乐原则本身不正是精神分析的现实原则吗? 不过可以肯定,精神分析确实使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在接近诗歌的方向上发生的。能指不显示所指的在场,能指处在与所指相反的关系中:它根据一种从未出现在语言经济学中的否定性来意指所指的缺席和压抑。能指处在与所指的必然关系(不是任意关系)中,但这就像在场与缺席是必然关系一样,这是意指那个失去的对象并占据这个对象失去的位置。勒克莱尔在《精神分析》中写道:“在精神分析中,表象这个概念也许不应该定位在一个客观现实和这个现实的意义形象之间,而应该定位在一个幻想的现实(即一个失去的、令人满意的对象在记忆中的形象)和一个替代对象之间,不论这个替代对象是幻想那样的形式对象,还是偶像那样的工具对象。”语言学的等价关系消失了,因为能指处在另一个已经不存在或从来不存在的东西的位置上。因此,能指也从来不是它自己:在摇摆的同一性中,物恋对象只不过是隐喻了一个从没被承认的东西:菲勒斯在母亲身上的缺失,性别的差异。
象征交换与死亡——笑话或弗洛伊德的经济学幻想 1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