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料中的、等待中的、家庭中的老年死亡——从亚伯拉罕到我们的祖父辈的传统集体,都把这种死亡当做惟一有完整意义的死亡——为什么它在今天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呢?它甚至不再感人,它几乎是可笑的,无论如何都没有社会意义。相反,非正常死亡、事故死亡、偶然死亡,对以前的群体而言是无意义的(这种死亡在过去是令人畏惧的,受到诅咒的,就像我们对自杀的态度一样),为什么它对我们而言却有如此多的意义呢?它是惟一充斥报刊专栏的死亡,是惟一迷人的、打动想像力的死亡。再一次如帕斯所说,我们的文化是事故的文化。 传媒在卑鄙地利用死亡吗?不是,传媒只不过是满足于以下事实:惟一不需要计算和迂回就能立即对所有人都产生意义的事件,是那些以某种方式使死亡成为赌注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最卑鄙的传媒也是最客观的传媒。在这方面,用个体压抑冲动、潜意识施虐等术语做出的阐释是浅薄的,毫无意义,因为这里是一种集体激情。非正常死亡或灾难性死亡并不能满足被丑陋的大众传媒操纵的小小的个人潜意识——这种死亡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骚动,只是因为它把群体本身变成了赌注,把群体对自身的激情变成了赌注,它以某种方式在群体的眼中改变并赎买这种激情。 “自然”死亡没有意义,因为群体完全没有参与。这种死亡是平庸的,因为它与平庸的个人主体相联系,与平庸的家庭细胞相联系,因为它不再是集体丧事和集体欢乐。每人都是自己埋葬自己的死人。原始人没有“自然”死亡:任何死亡都是社会的、公共的、集体的死亡,群体应该消除的永远都是一种敌对意志的作用(没有生物学)。这种消除是通过节日和仪式进行的。节日是意志的交换(我们看不出节日怎么可能消除生物学事件)。邪恶意志和赎罪仪式在死者身上进行交换。死亡进入游戏,它以象征方式获胜——死者赢得自己的地位,而群体则多了一个合作者。我们的死亡则是某个人滚蛋。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交换的了。他在死前就已经是残余物了。在生命积累的终点,他从总数中被减去:这是经济运算。死者不会成为肖像:他至多也只是给活人充当不在场证明,证明活人具有对死人的明显优势。这是平淡无奇的死亡,是单向的死亡,是生物学过程的终结,是债务的清算:“断气”就像轮胎撒气,没有内容的容器。多平庸啊!于是全部激情都逃入非正常死亡,只有它才显出某种类似牺牲的东西,即类似集体意志带来的真实变化。死亡原因究竟是事故、罪行或灾难,这无关紧要——一旦死亡摆脱“自然”理性,一旦死亡成为对自然的挑战,它就再次成为集体事务,要求得到集体的象征回应——总之,它会造成人为的激情,这同时也是牺牲的激情。自然是平庸的,没有意义,不应该把死亡“还给自然”,不应该只留下一个“自然”残余物,而应该让死亡按照严格约定的礼仪进行交换,应该让死亡在集体中引起反应,即被集体吸收并消耗。我们已经没有吸收死亡及其断裂能量的有效仪式了,我们只剩下牺牲的幻想,只剩下死亡暴力的幻想,所以我们才会对交通事故中的死亡感到强烈的集体满足。死亡事故中令人着迷的东西,正是死亡的人为性。死亡是技术的,不是自然的,因此是有意的(有时是出于遇难者本人的意愿),因此再次成为有趣的——因为有意的死亡是有意义的,正是死亡的这种人为性像牺牲一样在想像中带来了美学重叠和快感。“美学”当然只对我们才有价值,因为我们注定要欣赏。牺牲对原始人而言不是“美学”,但它总是标志着对自然的生物学接替的拒绝,标志着一种秘传性质的介入,一种受到控制的、经过社会整理的暴力——这种反自然的暴力,我们只能在偶然的事故和灾难中找到。因此我们把这些事故和灾难当做极为重要的社会象征事件来体验,当做牺牲仪式来体验。归根结底,只对公认的理性而言,事故才是偶然的,即荒谬的——而对从未离开我们的象征要求而言,事故永远是别的东西。 扣押人质也属于相同的剧本。它受到一致的谴责,带来恐慌,但也带来一种深深的快乐。政治由于人们的无动于衷而崩溃,在这个时候,扣押人质正在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人质的象征效益比交通事故高一百倍,而交通事故的象征效益已经比自然死亡高一百倍了。这是因为人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了一种牺牲时间,一种处决仪式,这是集体期待的死亡临近性——这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死亡,因此是完全人为的死亡,因此从牺牲的角度而言就是完美的死亡。仪式主持人,即“罪犯”,一般都会同意用自己的死亡来赔偿,这符合象征交换规则,我们大家对这种规则的赞同远远超过对经济秩序的赞同。 劳动事故则属于经济性质,没有任何象征效益。它对集体想像和资本家而言都同样无关紧要,因为这是一种机器故障,而不是一种牺牲。它在原则上是拒绝的对象,反抗的对象,这一反抗建?在生命和安全的权利上——它不是游戏性恐怖的对象,也不是其原因 ① 。我们知道,只有工人在拿自身安全冒险,工人太容易受到工会和老板的左右了,而工会和老板却完全不懂这种挑战。我们都是人质,这就是扣押人质的秘密所在,我们都梦想自己不是傻乎乎地死于衰弱,而是接受和给予死亡。因为给予和接受是一种象征行为(是最典型的象征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消除死亡在资本的“自然”秩序中对我们而言所具有的全部冷漠的否定性。同样,我们与物品的关系也已经不再是生死的关系,而是工具的关系——我们不再摧毁这些物品,我们不再期待从中获得我们的死亡——因此这些物品确实成为死亡物品,它们最终会杀死我们,但方式与劳动事故相同,就像一个物品压坏另一个物品。只有交通事故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牺牲的平衡。因为死亡是某种相互分享的东西,我们应该懂得同我们的物品一起,同其他人一起分享死亡。死亡只在被给予、被接受时才有意义,即只在被交换行为社会化时才有意义。在原始秩序中,一切都是为此而安排的。在我们的文化秩序中则相反,一切都是为了让死亡永不降临到任何其他人身上,都是为了让死亡作为非人格化的身体期限而仅仅降临到“自然人”身上。我们把我们的死亡当做一种记录在我们身体中的“真实”命定性来体验,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把死亡记录在象征交换仪式中了。各处的“真实”秩序,身体“客观性”秩序,如同政治经济学秩序一样,都来自这种交换的中断。甚至我们的身体也是由此而开始存在的,我们的身体成为不可交换的死亡的监禁场所,我们最终相信了身体的生物学本质,死亡守护着这种本质,科学守护着死亡。生物学孕育了死亡,生物学描绘的身体孕育了死亡,任何神话都不再可能从死亡中解救身体。神话——能够从这种科学霸权中解救身体的仪式,已经丧失了,或者还没有找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力把其他人、我们的物品、我们自己的身体限定在一种工具性的命运中——以便永远不再从中接受死亡。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对死亡和对其他事物一样:由于我们不再愿意给予和接受死亡,于是死亡便把我们围困在我们自己身体的生物学仿象中了。
象征交换与死亡——自然死亡与牺牲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