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这是另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其方法就是对生命和死后生存进行讹诈。今天,对我们而言,这种形式存在于各处,“安全力量”包括人寿保险、社会医疗保障、共和国保安部队,甚至包括汽车安全带。当然,安全是一个工业企业,如同生态学是工业企业在人种层面上的扩展:死亡、事故、疾病、污染在各处都具有可兑换性,可以兑换成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但安全尤其是一种最坏的压制,它要剥夺你们的死亡,即剥夺每人都在生本能深处所梦想的那种死亡。必须剥夺每人向自己馈赠死亡的最终可能性——即生命被系统包围时的最后“避难所”。在这种挑战自我和挑战生命的象征短路中,遭到穷追猛打的仍然是交换—馈赠。这并非因为交换—馈赠有可能表现个人的非社会性反抗(个人或成千上万人的缺席在任何方面都没违反系统的法则)——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承载着一种与我们的社会压制原则根本对立的社会性原则。所以当人们在相反的安全神话下埋葬死亡时,必须杀死的正是交换—馈赠。 死亡的要求必须被杀死。这是为了让人活下去吗?不是:这是为了让人只能以系统准许的死亡方式去死——活人与自身死亡分离,他们在全部保险的影响下,只在交换自己的死后生存形式。交通安全就是如此。司机在安全带等各种安全标志中变成木乃伊,被捆绑在安全神话中,他从此只是一具尸体,被禁闭在另一种非神话的死亡中:这种死亡像技术一样中性而客观,它是沉默的、手工业的。司机和机器紧密相连,他被钉在机器上,他不再冒死亡的风险,因为他已经死了。这就是安全的秘密,如同玻璃纸包裹的牛排:为了不让你死,用一口棺材围住你 ① 。 我们的整个技术文化创造了一种人为的死亡环境。不仅武器在各处仍然是物质生产的范型,而且我们周围的机器和任何最小的物品也都构成了死亡视野,这是一种不再可能化解的死亡,因为它已结晶,已处在打击范围之外:这是死亡的固定资本,死亡的活的劳动冻结在这种资本中,如同劳动力冻结在固定资本和死的劳动中。或者说:全部物质生产都只是一副巨大的“个性盔甲”,人类希望以此威胁死亡。当然,其实是死亡本身悬置在人类之上,把人类封闭在他们以为可以保护自己的这副盔甲中。在这里,在整个文明的维度上,我们再次看到了汽车棺材的形象:安全盔甲正是微型化的死亡,它成为你们自己身体的技术延伸。身体的生物学化和环境的技术化在同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中并行不悖。技术环境正是我们对易损的、可老化的污染性物品的超量生产。因为,生产的全部逻辑和策略都连接在易损性和老化性上。一种生产牢固的产品和好东西的经济是难以想像的:经济只能通过分泌危险、污染、磨损、失望、困扰而发展。经济只能依靠自己在物质生产中维持的这种死亡悬念而生存,只能通过更新已有的死亡储备而生存,哪怕是通过一种抬价的安全——讹诈和压制来消化这种库存。死亡在物质生产中最终被世俗化了——正是在这里,死亡像资本一样得到扩大再生产。我们的身体成为生物学机器,它模仿这种无机身体的同时,也就成为一个坏东西,注定要经历疾病、事故和死亡。 因为资本通过生产死亡而生存,所以资本生产安全时是有利可图的:生产安全和生产死亡是一回事。安全是死亡的工业延伸,如同环保是污染的工业延伸。这只不过是在棺材上多捆了几道绳子而已。我们那些构成民主荣耀的伟大体制也是一样的:社会医疗保障是对一个死亡社会的整形(“社会医疗保障就是死亡!”——1968年5月),即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象征齿轮,失去了自己的互惠与义务的系统,以前由于这个系统的存在,安全概念和“社会性”概念甚至没有意义。“社会性”是随着负担死者的费用而出现的。这与那些被摧毁的文化是相同的剧本,人们再现这些文化,当做民俗来保护(参见塞尔托[M.De Certeau]:《死者之美》)。人寿保险也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的家庭变体,这个系统在各处都通过先设,使死亡成为公理。这是群体死亡的社会表达——每人相对于他人都只能作为一种按照自身死亡计算的社会资本而具体化。以持续的侮辱为代价的死亡威慑:这就是安全的悖谬逻辑。在基督教语境中,苦行也扮演过相同的角色。苦难和惩罚的积累所起的作用与那种个性盔甲、那种防止堕入地狱的保护性棺材所起的作用相同。我们对安全的强迫性顽念可以解释为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苦行,一种提前来到生命本身中的死亡:通过一层层的保护,一层层的防守,通过各种司法、体制和物质的现代设置,生命从此只是一笔暗淡无光的账目,封闭在各种保险的棺材中。死后生存的账目代替了生命和死亡的基本账目。 我们的系统依靠生产死亡而生存,但它却声称要制造安全。这是根本转变吗?根本不是。这仅仅是转向的两端相连而造成的扭曲。一个汽车制造公司为了安全而转向(如同工业为了防止污染而转向),但并不改变自己的系列、目标和产品,这表明安全只是词项替换问题。安全只是系统达到某个扩展阶段时的内在再生产条件,如同反馈只是系统达到某种复杂程度时的内在调节程序。 因此,在赞美了生产之后,今天就必须使安全英雄化了。“在任何人都可能以任何速度驾驶任何汽车丧生的时代,真正的英雄是拒绝死亡的人”(广告:“让我们杀死某种对死亡的赞美”)。然而这是很难的,因为人们对安全漠不关心:当福特汽车公司在1955—1960年间向人们提出安全建议时,人们并没有接受。到处都需要强迫实行。这是不负责和盲目吗?不是:应该把这种抵制与历史上到处都曾发生的传统群体对“理性的”社会进步的抵制联系起来:疫苗接种、医学、劳动保护、学校教育、卫生、计划生育以及许多其他事物。这些抵制几乎总是遭到粉碎,所以今天人们可以谈论对安全和我们的文明生产出来的所有这些好东西的“自然”、“永恒”、“自发”的需求。人们受到自卫和安全的毒害,以至人们会为了获得这种病毒而进行殊死的斗争。其实,事情更为复杂:人们为之奋斗的,是安全的权利,这完全属于另一个范畴。至于安全本身,大家都不在乎。只是经过一代代的毒化,人们才最终相信自己“需要”安全:这种成功是“社会”的征服和殖民的重要方面。曾经有整个整个的群体宁愿死去,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结构被医学、理性、科学和中央政权的恐怖主义介入所破坏,这就是在“生本能”的普遍道德法则之下被忘记、被贬低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总是重新出现,哪怕是在那些拒绝遵守车间安全规范的工人们那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不就是为了保留一点对自身生命的控制吗?尽管这需要他们承担风险,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加重他们受到的剥削(因为他们生产得更多,更快)。他们不是“理性”的无产者,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战斗。他们知道经济剥削不如这个“被诅咒的部分”重要,知道尤其不能让人夺走这一小块被诅咒的部分,它是对安全的挑战和对自身生命的挑战,同时也是象征挑战。老板可以拼命剥削他们,但不能真正主宰他们,除非老板能使每人都认同自己的个人利益,并使每人都成为自身生命的会计和资本家。只有这样,老板才会真的成为主人,工人才会真的成为奴隶。只要一个被剥削者通过这种对安全道德秩序的极小反抗而保留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权,那么他就将在自己的强项上,即在象征领域中获胜。汽车司机对安全的抵制也属于同一种性质,这种抵制作为不道德行为必须被消除。自杀之所以在任何地方都遭到禁止或谴责,是因为它首先就意味着社会无法接受的一种挑战,所以它确立了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优势。永远是被诅咒的部分——个人为了挑战社会秩序而从自己的生命中取出的那个小东西——个人为了馈赠而从自己的身体上取出的那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可以是他自己的死亡,只要个人向自己馈赠死亡——这个小东西就是象征交换的全部秘密,因为它被馈赠,被接受,被归还,所以它不会被占统治地位的交换所攻破,它不能还原为这种交换的法则,它对这种交换而言是致命的:事实上,它是这种交换的惟一对手,是这种交换应该消灭的惟一对手。
象征交换与死亡——安全的讹诈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