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诗歌既不建立在音素层面的自主分节上,也不建立在词语或句法的自主分节上。诗歌并不是用第二分节反对第一分节 ① ,而是取消对分节的分析性区分,这种区分正是语言的话语性和作为表达手段(以及作为语言学对象)的语言操作自主性的基础。无论如何,为什么音素的层面就应该比词汇概念或句子的层面更“唯物”呢?音素一旦被当做最小限度的物质,那么它们就像原子一样,也是一些唯心的参照。随着原子物理的出现,科学所做的仅仅是深化自己的实证主义合理性,它丝毫没有让自己接近另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分别消灭科学客体和科学主体的立场。今天科学也许到达了这个边界,同时也到达了唯物主义理论的全面危机,但却无法跃过这个危机的阴影:即使是在科学危机的高潮时期也不存在科学与某种超越科学的东西之间的“辩证的过渡”,科学无法挽回地与这种超越科学的东西相分离,因为科学正建立在对这种东西的否认上(不是辩证的否定,而是否认)。即使是最严格的唯物主义也永远不会超越价值的合理性原则。 ˇ “泰凯尔派”的分析在符号的解构中走得更远,一直走到了能指的完全“解放”。所指和信息的假设结束了,“多义性”没有了,只剩下多元的能指。不再有信息的“含混性”,只有能指的互文性。能指在它的纯粹的“物质”逻辑中自我连接,自我生产。意指过程作为准书写的无限文本,是真正的语言生产性的层面,是一种超越价值的生产性,它与被生产的符号意义相对立。 克利斯特瓦在“诗歌与否定性”(《符号学》)中最接近于承认诗歌的形式,尽管“唯物主义的意义生产”的迷信仍然使她没能把诗歌当做激进的抉择,让诗歌又回到了符号学范围。 她假定诗歌的所指具有二重性(而不单纯是含混性):诗歌的所指既是具体的,又是一般的,它同时包含(逻辑上的)肯定和否定,它表述了可能和不可能的同时性——它不是假设“具体对一般”,而是取消了这种概念的断裂:二值逻辑(0/1)被二重性逻辑消除。因此诗歌具有非常特殊的否定性。二值逻辑,即话语逻辑,以内在于判断的否定为基础,它确立了概念以及概念与自身的等价关系(所指就是自身)。诗歌的否定性则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性,它针对判断逻辑本身。某个东西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这是所指的乌托邦(本义上的乌有之邦)。事物与其自身(当然也包括主体与其自身)的等价关系消失了。因此在诗歌所指的空间里,“非存在与存在以极为令人困惑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但危险仍然存在——它在克利斯特瓦本人的理论中也清晰地显露出来。危险在于仍然把这个“空间”当做场所,仍然把这种“纠缠”当做辩证法。危险在于用各种替换修辞格来填充这个空间:“隐喻、转喻以及所有的语义修辞格都包含在这个由双重语义结构划出的空间里。”隐喻的危险在于它仍然是实证的隐喻经济学。作为例子,克利斯特瓦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肉感的家具”。在这里,诗歌效果并非来自一种附加的色情价值,一种附加的性幻想游戏,也并非来自一种隐喻或转喻的“价值”,而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两个词的短路中,家具不再是家具,肉感也不再是肉感——家具变得肉感,肉感变成家具——两个相互分离的价值场中,什么东西也没剩下。两个词中任何一个词本身都不是诗歌的,它们的综合也不是诗歌的,只有当它们相互消除时,它们才是诗歌的。(诗歌的)快感和本义上的肉感没有任何关系。在情爱的快乐中,肉感只是肉感——肉感一旦化为家具,它就变成了快感。被肉感消除的家具也是如此:同样的复归夺走了每个词所属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兰波的那句名言才是适用的:“这是真的,在本义上,也在所有的意义上。” 隐喻还仅仅是从一个价值场转移到另一个价值场,直到“把大量的文本(意义)吸收到信息中”(克利斯特瓦)。诗歌则意味着一个场对另一个场的可逆性,因此也意味着它们各自价值的取消。在隐喻中,各种化合价在“和谐的”游戏中(在语言的“隐秘和弦”中)相互混合,相互包含,相互文本化。而在诗歌快感中,这些化合价相互取消——极端的二重性是非化合价。 因此在克利斯特瓦那里,极端的二重性理论返回到了互文性或“多元代码”理论中。此时,诗歌和话语的区别仅仅在于“诗歌代码的无限性”——诗歌是一种“多元话语”,而话语则只是独白话语的极限情况,即只有一个代码的话语。因此这两种类型的话语在总体符号学中都有一席之地:“言语(话语)的符号实践只是各种可能的符号实践之一。”(《符号学》)符义分析学必须把这些符号实践毫无例外地全部考虑进来,既不忽视诗歌的不可化简性,也不因此而化简符号逻辑。符义分析学必须建立一种“关于符号实践的多元性的非简化的类型学”。不同的意义逻辑相互交错:“言语的运作中满了准书写法,同样,诗歌语言的运作也受到言语法则的限定。”(同上)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斯塔罗宾斯基对索绪尔的暧昧态度:以语言普遍规则的名义(在此是以一种叫做符号学的“真正唯物主义”科学的名义)对诗性和话语性分别表示宽容。这其实是一种简化的、倒退的立场。因为诗歌与话语的区别并不是从一种意义分节到另一种分节的区别,而是根本的对立。诗歌不是“能指性的基础结构”(难道逻辑话语就是这种基础结构的“上层建筑”吗)。而话语或逻各斯也不是代码无限性中的一个特殊情况:话语正是结束无限性的那个代码,是结束诗歌、准书写和易位书写的那种封闭性话语。反过来讲,正是在肢解和摧毁话语的基础上,语言才能与“无限”的可能性恢复联系。事实上,“代码的无限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它允许人们在文本的“数学”中把“一”和“无限”混杂在一起,使它们分布在同一条语链上。我们应该采用极端不兼容性和对立的观点:正是在这种价值话语的摧毁的基础上,语言才与可能的二重性恢复联系——这才是诗歌对话语的革命,前者只可能是后者的死亡。 符号学的事业中和了诗歌的彻底性,挽救了(被重新命名为符号学的)语言学的霸权,只不过它的方式更加微妙,不再是通过简单而纯粹地兼并进行的,而是躲在“多元”的意识形态后面进行的。 ˇ 诗歌对语言的颠覆还不止于此:它引导人们考虑语言规则是否真的适合它所炫耀的那个语言场,即交流活动的主导领域(同样,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先前社会时的失败也促使人们反过来考虑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我们究竟还有没有价值)。不过,直接的语言实践中确实有某种与语言学的抽象理性相抵触的东西。莫诺尼(O.Mannoni)在“省略和分界线”一文(《想像的钥匙》)中说得很好:“语言学产生于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建立的那条分界线,看来它很可能会因为这两者的结合而死亡——这种结合恰恰把我们引向生活中的日常谈话。”索绪尔的这条分界线彻底更新了语言学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一个与“上层建筑”相对立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概念,建立了某种“客观的”和革命的社会分析。科学建立在区分上。同样也从理论和实践的区分中诞生了一门“科学”,一种实践的合理性:组织。任何科学,任何合理性,都随着这种区分的延续而延续。辩证法只是从形式上整理了这种区分,而没有消解它。在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之间建立辩证关系:这是徒劳无功的整体化——科学靠这种区分而生存,随着这种区分的死亡而死亡。
象征交换与死亡——语言学的想像 3
书名: 象征交换与死亡
作者: [法] 让·波德里亚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者: 车槿山
出版年: 2006-4
页数: 359
定价: 22.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