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对比较方法 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两种主要的比较方法: 最为不同体系分析:这主要是对多个案例进行的一些定量分析,所选取的这些案例则用以代表范围无所不包的各类变化形式——所有的政治体、所有的民主体制、所有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所有近期的战争、所有民主化案例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最为相似体系分析:狭隘地选取两个或少数几个案例加以分析,以此最大化可比较性,采用的则是构形性的(configuraˉtive)、历史的和定性的方法。这类比较分析的范围涵盖了从逸事趣闻式的和人种志的比较到系统和严格的比较。 对于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基于以及应当基于相同逻辑的程度,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多有论争。一些人认为,涉及“大量”案例的定量分析所采取的同样的推理方法也应成为涉及“少量”案例的定性比较的基础(King,Keohane,and Verba1994,2000)。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企图将应用于案例数目多的(“大量”)定量研究的统计推理法则,应用到案例数目较少(“少量”)的定性研究方面,是对构形性和叙述性分析所提供的背景信息的浪费。“少量”比较的提倡者们将他们的分析置于文化或制度的相似以及地缘上的相邻的坚实基础上——意在使变化形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过,其批评者们却指出:他们的研究既难免遭81“变量多/案例少”之苦,也存在习惯性地仅举因变量为例的问题(参见APSR1995)。在有关革命的案例中,该方法典型地只挑选“大革命”为例,而忽视那些不够大或者未能发生的革命(Geddes1990)。在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当中,仅有查尔斯•拉金(Ragin1987,1994)和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大胆地试图使他们所涉及的少量案例适合于对关键变量所做的严格的系统性分析。 “大量”定量研究的拥护者们,则循着一条相反的逻辑思路。他们希望利用案例数量多以及案例所涉人群范围广的潜力,更好地处理各类变化形式。这派人的批评者们则指出:他们缺少对单个国家及其历史的深切了解,而由于需要使诸多变量在许多各不相同的案例中得以标准化,这一方法还导致了特异性的大大减少。在斗争政治的研究中,这一方法采取的是将一系列从小型暴力到社会革命的范围广泛的现象,通过暴动、叛乱和社会运动的形式还原为“冲突研究”的形式。 共同的基础与不同的基础 与大多数相似案例的研究者们一样,我们选取的是在多半基于定性证据的情境化的案例之间做配对比较的方法。但我们又与这类主张配对比较的研究者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同,大多数这类学者在选取一些案例进行比较时,对于他们从中观察到的一些变化,采取的做法是把这些变化置于共同基础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并利用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以遮蔽其判然有别之处。他们在如此行事时抱定的希望是,他们选取的案例所具备的相似之点,足以令那些未受注意的变量不太可能对他们希望加以解释的结果给出解释。例如,小巴林顿•摩尔(Moore1966)有关法国通向民主的暴力之路的分析,即大多有赖于与英 国之间进行的配对的比较。彼得•卡赞斯坦(Katzenstein1984)在比较瑞士和奥地利的社团主义经济政策时,是把它们作为小国适应国际竞争的两个例子来看待的。而彼得•霍尔(Hall1986)则是依据英法两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共同性,来看待两国在制定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同的。 此种“共同基础”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制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崩溃来加以说明。当这两个国家刚刚通过选举权的扩大而把工人阶级吸收到政治体当中不久便转向独裁主义时,一些观察家们就断言“工人阶级独裁主义”是埋葬民主制的主要原因(Lipset1960:ch.4)。但“共同基础”方法却模糊了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崩溃的起点方面所存在的深刻差异:德国是一个拥有很大且已科层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亚文化(其影响大多是在工人阶级中间)的国家,意大利则是一个蓄积已久的乡村激进主义在左翼运动中的重要性胜过工人阶级的地方,后面这种情形在意大利的农村地区造成了极化与对立,而这种极化情形则驱使土地所有者以及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一齐投向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政治过程因此而与导致魏玛共和国瘫痪的极化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倘若当初能聚焦于这些并非共同的(uncommon)基础,想必对利普塞特和其他人找出导致意大利和德国民主制垮台的不同机制来会有所帮助。 那么,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开展的研究工作又会与此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在与“共同基础”传统分道扬镳之际,我们仍将运用配对比较的做法,不过,我们并不是借此而使相似性得以最大化,或者甚至突出强调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我们要做的则是去发现相似的机制与过程,是否推动了发生在殊为不同的时期、地点和政体中的变化。来看一下瓦莱丽•邦斯有关国家社会主义82以及西方民主政体在政策创新方面的研究结果(Bunce1981)。邦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提到,苏联领导人的更替总是伴随着它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大幅增加,不过她并未因此而退回到(当时占主导的)苏维埃政治领域研究——这类研究或许就会去强调苏联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苏维埃制度的官僚特征或者新领导人的人格特征了。相反,邦斯把她的研究视线转向自由资本主义政体的政治领导人更替上,在那儿,她发现了因领导人变更而带来的相似的财政后果。在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类制度中发现因领导人变更而产生的相似结果,促使她想进一步去寻求那些把不同类型的制度中领导人的更替与政策创新联系起来的机制。设若邦斯停留在“苏维埃研究”的可靠范围内,则她的研究成果便不会如此丰富,也不会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 对非共同性案例所作的配对比较,是要揭示导致变化产生的相似机制在各不相同的历史性变化进程中,是如何与各种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的。这里,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动员问题:一个熟悉的例子是,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在19和20世纪之交从中西欧传播到东欧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完全处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而这一模式是通过松散和开放的选举形式以及工会形式以实现其动员的,但到了沙皇俄国这样的落后条件中,动员便不得不采取隐蔽和克制的形式——此即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为俄国革命者制定的行动方法。俄国革命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部分地产生于一个动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来自于招募、控制以及冲突这类特定的机制。从殊为不同的案例中辨识其因果机制,还能够更好地解释很少被加以比较甚或是相互矛盾着的结果。考虑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大多数就这一现象所作的研究,或者聚焦于民族国家的83建构,或者集中关注的是作为民族性结果的国家解体。相形之下,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在对19世纪意大利创建国家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后期苏联的国家解体做出比较后,从中发现了存在于这两个明显相反的案例中相似的机制,机制相似结果却判然有别。我们的比较不仅强调了这些机制,也揭示出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各案例之情境特征是如何相互交织的,我们还想借此以表明,机制之不同背景、序列和结合方式,是如何产生出对比鲜明的政治过程和结果的。 采用“非共同基础”的方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除了我们并非第二、第三部分中我们所探讨的所有案例方面的专家——我们也并不企望如此——之外,我们还冒着忽视使斗争政治研究更趋丰富的情境性因素的危险。对于第一种危险,我们试图通过求教于有关一些案例的研究专家,使他们的见解成为我们写作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加以应付,至于后一种危险,我们会倍加关注是否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辨识斗争政治的总体法则。 这是什么样的计划? 经由辨识斗争事件内部及其之外的诸多关键机制和过程,而寻求对于斗争政治的解释,要求我们与斗争研究的传统方式做出决裂。就消极方面而言,我们的计划意味着:
斗争的动力——三 比较、机制与事件 3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