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个第三等级的骑兵,后面跟着约三百名法兰西卫队士兵、掷弹兵和其他兵士,全都武装整齐并且踩着鼓点一路进军,带队的是几个军士而没有军官,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数量惊人的一大群造反者,他们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武装起来,身着式样各异的制服,并且也带着鼓。据说,他们是去“沙滩广场”,在八十名从凡尔赛来的代表到达市政厅时,去迎接这些代表们。[BN Fr6687] 7月14日,当警钟又一次响起时,市民们在他们各自的教区里聚集起来。大约七千人去到伤残军人院,在那,他们向住在那里的一群半退休的老兵们(伤残军人)要求得到武器并且将武54器——十二门大炮和三四万支来复枪——拿到手。 下一站是在城区外的巴士底,那儿从13日傍晚就开始聚集了不少人。市政当局匆忙将一大批弹药运抵这所历史悠久的监狱和要塞,交由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德洛内侯爵保管。当这位监狱长拒绝交出弹药和要塞时,人群中有人闯进了要塞外围的院子里,那儿,一小股士兵向冲进去的人们开了火。普通市民和王室军团中一些不满的士兵们随即纷纷拥向巴士底,开始向要塞发动攻击,并运来大炮向里面开火,经过大约三小时的包围,终于迫使要塞内的守军投降,其间,有一名守军和几百名进攻者死亡。得胜的巴黎人报复性地释放了巴士底狱的七名犯人,集体处决了六名驻守士兵,还杀死了德洛内,并且抬着他的首级到街上游行。他们同样也将常设委员会的主席雅克•德•弗莱塞勒(Jacques de Flesselles)斩首,他因拒绝给巴士底的进攻者们以枪支弹药而被控背叛了人们所从事的事业。 这些行动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向逾越界限的斗争政治,并且确实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到了对君主的冒犯和革命。尽管巴士底要塞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进攻要塞者也仅仅放走了七名囚犯,但反叛的王室军队、民兵以及普通市民毕竟还是合力夺取了一座有名的监狱兼要塞并处死了它的长官。比起“国民大会”举行辩论的那些天来,如此行为远为突出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不堪。到7月16日,国王将内克从他的老家瑞士召回,并且命令围在巴黎和凡尔赛四周的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一天后,两边分别由两百名巴黎民兵骑手和一百名国民大会成员伴随,国王本人来到了市政厅,由此而象征着国王已经接受了新体制。自1648—1653年的福隆德运动以来,还从没有民众起义迫使国王做出过如此之大的退让。 不过,1789年7月12—14日上演的几出戏,也还是利用了人们所熟悉的一些脚本。在得到有关方面适当的官员授权时,召开教区大会和巴黎市大会、组建民兵、打着旗帜列队游行都属于既存的旧政权对危机所做的反应。斩首和将首级示众则属于王室刽子手们为犯有叛国罪的贵族们所预备的罕见并且臭名昭著的惩罚手段。通过不经王室批准并且伴之以武装进攻的方式而做出这些行为,巴黎人正在从事创新,正在擅自行动并且正在慢慢滑向革命,但他们同样也还是在大量地援用旧政权留下的先例。 谁是谁? 这些重大事件之更大的创新则在于谁在行动以及以谁的名义行动——在于凡尔赛和革命的巴黎所发生的集体认同的激活、创造和转变。作为第三等级的成员,作为归属于国家而不是君主政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组建的民兵组织的参加者,以及作为合法当局的可辨认的敌人,巴黎人正在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他们还在构建像革命或反革命、爱国者或贵族、公民或臣民这类成对的身份认同,而在这些身份认同中,无一是仅仅基于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特性,也无一成为任何个人之唯一标记。所有这些身份认同都和其他诸如木匠、教区居民或夫(或妻)这样的身份共存的,所有这些身份之间都存在着彼此死命相争的边界,并且作为一种与其他各方的互动功能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这场革命之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们说起来和做起来,就好像爱国者或共和派这样的身份是连贯的、真实可靠的和让人非信不可的一样。就这些方面来看,革命的巴黎所出现的身份认同,只要它们在任何地方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就与政治认同相类似。 55政治认同的形成事关紧要,这倒不是因为它影响了学者们之间展开的交流和争论,而是因为两个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们事关参与者之间的激烈争执,其次则是因为认同问题影响到对斗争政治过程的总体解释。为此我们提出——并且试图协调——有关政治认同的创造、利用、激活、转变和遭到压制的六个不同观点。 1.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 2.在形式殊异的斗争政治中,认同的动员构成了提出要求的一个主要部分。 3.当新的身份认同在斗争事件进程中出现时,绝大多数的个人最初是通过互动性地诉诸现有的身份认同和成功利用现有的身份认同而参加到冲突中来的。 4.认同动员的形式、内容和有效性强烈影响集体行动及其结果。 5.在斗争进程中,行动者、认同以及行动方式的创造、转变和消失改变着行动者、认同及行动在日常政治中显现出的样式,并且一旦特殊的斗争事件结束,便会推动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6.在着手解释斗争政治时,寻求因果机制的关键不在于个人的心理而在于社会互动。 这六点主张意在对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的形成与转变——它与动员过程发生互动并且确实影响到动员的进程与结果——做出十足动态的和相关性的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把对行动的分析与行动者以及认同结合在一56起呢?此系我们对斗争政治所持互动看法的结果。在我们看来,行动者并非拥有固定特征、被严格界定且自我推进的实体,而是深深地嵌入社会并被社会性地构成的存在,他们与其他同类社会存在不断地形成互动,并且在互动中改变其界限与特征。行动也不是由个人经过自我权衡后的能量释放所组成,而是形成于这些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认同则并不内在于这些社会存在者固定不变的属性中,更不要说内在于他们的意识状态中,它们只是内在于这些社会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所卷入的互动中。在这些看似单一的行动者内部,仍然不断地进行着协调、磋商和改变。斗争政治不仅激活此前就已存在的行动者们,它还使行动者们投身于一系列互动性的行为——我们所说的手法——中,这些互动性的行为是通过在各种脚本和组织压力中不断的即兴发挥而持续进行的。斗争在它进行的过程中,改变着参与行动的各方、行动中的关系以及行动的形式。 我们对于行动者、认同和行动所持的相关性观点,能够用来和另两种时下流行的斗争政治研究方法——理性主义和文化论的方法——形成对照。 理性主义:在把利益和行动能力视为给定的和以个人为基础的,把斗争从形成决策到行动再到结果的整个轨迹视为要么是给定的要么就是不成问题的,并把集体决策完全看成是个人决策的放大了的形式时,理性行动理论家们就注定要为他们自己在解释社会互动——包括公然的斗争在内——及其结果如何改变行动者、行动以及认同时带来麻烦。当我们要求理性主义者们对1789年7月11—14日发生在巴黎的斗争做出解释时,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对于国王、内克或弗莱塞勒来说,处于危险之中的57是什么,但当他们开始解释作为一种政治范畴和一种动员象征的第三等级的突然出现,或者开始解释作为主要行动者的民兵和许多委员会的突然出现时,他们就会显得犹豫而结结巴巴。事实上,正是这些难处促使理性主义分析者近来开始了对背景、信任、第三方关系以及多方博弈的仔细研究(例如:Bates,et al.1998;Burt and Knez1995;Gambetta1988,1993;Greif1994;Greif,Milgrom and Weingast1994;Lichbach and Zuckerman1997)。 文化论:我们的方法也有别于近期出现的对斗争政治的文化解释。比起他们的理性主义对手来,这些方法更为关注的是认同的建构,不过在他们的叙述中,建构和解释发生在人们的头脑里。行动来源于现象学的状态,而认同则构成现象学状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因此,在某部流行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要成为一名积极的参与者取决于采取某种心态——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某个民族的一员(Anderson1991)。不过,就在如此深陷于现象学之际,文化论者也就使他们自己失去了描述(更不要说解释)集体表现是如何变化的、集体意识状态是如何对斗争互动产生影响的这种可能性,失去了探究作为形成行动者和认同之建构场所的斗争互动的可能。例如,文化论者对于阻止路易十六在1789年7月恢复对巴黎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努力的过程,就无法提供说得过去的因果解释。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5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