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种条件下,那些平日里显得冷漠、畏缩或散乱而毫无组织的人们,会放下他们手中的工具,充满激情地拥上大街,或者冲向街垒呢?不同的行动者和认同在斗争事件中又是如何出现以及如何发生转化的呢?最后,这些过程又是循着何种演进轨迹呢?如同我们在上一章所清楚表明的,我们的最终兴趣并不在于探究那些静态的行动者是如何被吸收到单一的运动之中的,而更在于探究复杂的斗争事件期间,新的政治行动者、认同以及多种形式的行动得以产生、互相影响、联合与演进的动态过程。通向最终理解这些过程的路途漫长而曲折,且让我们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慢慢向它靠近。 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使人们加入到运动之中的动员问题,由此我们转而关注的是集体行动者及其认同的形成,接下来我们再由此转向探讨这些过程发生于其中的斗争轨迹,为我们的叙述提供证据材料的则是发生于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三个基准案例。从一开始,我们就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分道扬镳,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动员过程的更为动态的模式。随后,我们经由说明与行动者、认同及行动相联的机制是如何与动员交织在一起,而对我们所提出的模式进行质问和考量。最后,我们探究了某些与斗争轨迹相联的机制,并由此提出在斗争事件进程中,动员以及行动者、认同和行动是如何能够发生转变的。 38 蒙哥马利市的动员 二战结束后不久的若干年里,冷战的开始使得美国的种族问题重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在进入逾越界限的民权斗争阶段之前,一场将各类联邦政府官员、南方政治家以及民权团体卷入其中的有节制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十来年(McAdam1999)。战后早期阶段的庭审案件、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政治行动主义分子及其活动经历,在1950年代纠集在一起而引发出历史上被称作民权运动的重要斗争事件。我们这就从导致斗争进入逾越界限阶段的事端开始说起。 蒙哥马利市,亚拉巴马州,1955年12月 民权运动中至为重要的阶段是从这个中等大小的南方城市发端的。1955年12月1日,四十二岁的女裁缝、长期从事民权运动的行动主义者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违反蒙哥马利市有关乘坐市内公交车应遵守的种族条规而被捕。问题并不在于她未能按规定坐到公交车的后排而触犯条规,而在于某种更为复杂并且更能说明种族隔离所带有的卑劣性质的东西。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被分为三部分:前排部分是给白人预备的,后面较小的部分留给了黑人,两部分的中间则是黑人和白人都可以落座的地方,不过前提是不能有任何黑人坐在白人的前面。就在帕克斯登上拥挤的公共汽车时,她想到的还是照规定办事,但当时车厢内已是人满为患,于是便有了第二项规定的生效,该规定要求:如果一辆公交车已满座,则车内的黑人乘客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将其在车厢中间部分所占座位,让与在他们之后上车39的白人乘客,帕克斯所拒绝的是按照这后一规定去做。随后便发生了历史上称作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行动的事件。帕克斯后来说道:从被捕当天的星期四晚间[1955年12月1日],以及随后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被捕的消息传遍了蒙哥马利全城。……在我受审的当天,人们开始做出不再乘坐公共汽车的决定,这一天是12月5日,星期一。当天早晨,按正常班次发车的公交车,车厢内始终空空如也。人们或步行,或沿途搭乘乐于捎带他们的私人汽车。星期一的晚上,在霍尔特大街的浸礼会教堂举行的群众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场,集会开始后仍有许多人陆续赶来,一些人因此根本无法进入教堂,这样的人为数还不少。拒乘公交车的第一天组织得如此成功,而且,直到当局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都没有再搭乘公交车。[引自Burns1997:85] 帕克斯后来还说,她几乎“已被推到忍无可忍的境地……于是我决定,我必须一劳永逸地去了解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引自Raines1983:44] 帕克斯并非蒙哥马利市实施公交车座位法令以来遭逮捕的第一人,实际上,发生在市内公交车上的虐待是如此常见,以致成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蒙哥马利市“最为……尖锐的黑人社群问题”(Burns1997:7)。那么,为什么罗莎•帕克斯的决定在1955年激起了更为广泛的黑人社群的反应呢?也许,答案部分地在于帕克斯女士与蒙哥马利市的民权团体和中产阶级黑人教会团体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两个组织将成为随后展开的抵制行动的核心(Morris1984:51—53)。不过,其所以引起更 为广泛的反应,部分地也是源于这一事件本身的动力,源于黑人和白人社群如何理解这一事件,以及媒体和政治机构如何构建有关这一事件的说法。 无论答案如何,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社群的确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对帕克斯的被捕做出了反应。12月5日晨,该市大约90%?95%平时乘坐公交车的黑人乘客,拒绝搭乘公交车辆,此举令白人政府——和普通市民——全都大吃一惊。受为期一天的象征性抗议取得成功的鼓舞,黑人领袖们决定将抵抗行动置于更为持久的基础之上,在当天下午于德克斯特大道的浸礼会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抵抗行动组织者们组成了“蒙哥马利市改进协会”(MIA),二十六岁的小马丁•路德•金当选为该协会的主席,他同时被推选为抵抗行动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为此而奋斗了近十三个月,直到运动取得成功,蒙哥马利市乘坐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956年的12月21日被废止。比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抵制行动受到全国性新闻媒体的善意关注,由此而在公众中产生出对该问题更广泛的意识。抵制运动随后在至少六个其他南方城市引发了类似的抵制行动,更重要地是,它还导致了第一个专属南方的民权组织的诞生。该组织最终被命名为“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SCLC),并且同样是由马丁•路德•金担任领袖,它所做的是对贯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流运动发挥关键的推动作用。余下的事情,如他们所说,就属于历史方面的问题了。 但我们还是准备超越我们自己。在此,我们的真实兴趣并不在于随后发生的运动,而在于发生在蒙哥马利的诸多重大事件。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是什么促使蒙哥马利市以及整个南方通常显得温顺的美国黑人,甘冒生计和生命之险以支40持民权运动呢?回顾一下第一章中的“经典社会运动议程”,以下这些因素便开始起作用了: 社会变化过程开启了变化过程并且引发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方面的变化。 政治机遇与约束面对着既定的挑战者。尽管挑战者们通常面临资源短缺并且被排斥在日常决策之外,但政治环境却并非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挑战者们从事成功的集体行动的政治机遇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则造成某一运动中的起伏涨落。 形式多样的组织(非正式的和正式的)在机遇出现并且成为反抗者们有能力利用新资源的条件时,为反抗者们提供初步动员的地点。尽管有一些相反的证据存在(Piven and Cloward1977),但大部分证据仍然表明,组织力量的大小是与挑战者们得到认可和赢得让步的能力相互关联的(Gamson1990)。 构造(framing)是一种有关解释、归因(attribution)和社会建构的集体过程,在机遇与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至少,人们必须既对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感到愤愤不平,又对采取集体行动就能矫治这类问题持乐观态度(Snow,et al.1986;Snow and Benford1988)。诸多运动在集体行动总体框架内构造了特定的怨愤,它们使斗争要求显得体面,使他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并且有助于在提出要求者之间产生一种集体认同。 斗争手法提供的是诸多方法,人们通过这些方法参与集体斗争行动。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中性的、连续性的或者普遍可用的,不过它们也构成了行动者们能够用于提41出要求的资源(Traugott,et al.1995)。采用逾越界限的斗争形式能够带来惊奇、不确定性和新异性的好处,但是有节制的斗争形式则具有易于被接受、为人所熟悉并易被提出要求者所采用,而无需他们具备特殊资源或甘愿招致损失和冒风险的好处。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1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