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米歇尔斯模式——尽管是动态的——是线性的和刚性的。如我们提到的意大利的例子所显示的,许多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组织并不与米歇尔斯所预言的非激进化的坚定趋向相符。至为重要的是,运动生涯模式偏重于单一运动中出现的组织所具有的内部动力,将这些组织与影响其目标、组织构成和策略的互动分离开来(Oliver1989)。其实,恰是这些互动在意大利产生出了新的行动者和新的认同,有助于使某些组织激进化而使另外一些组织制度化,并且推动了斗争事件朝着它不完善的、矛盾的结局前进。难道这些行动者和互动能够被排斥在运动组织的演进之外吗?当然不。这便把我们带到了第二种也是更为雄心勃勃的斗争轨迹研究方法上去了。 抗议周期模式 抛弃了通过单一运动中的组织生涯来探索斗争事件的观念,同时注意到包括各种组织和行动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斗争轨迹(Tarrow1989)。它假定:存在着一个社会体系内的冲突增强和互动加剧的阶段,集体行动是从动员程度较高的社会部门向动员程度较低的社会部门迅速扩散的,斗争形式上的创新速度加快,新的或变化了的集体行动框架被创造出来,以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斗争相互结合。 一旦超越了运动起源问题,周期理论便成了对经典社会运 动议程的完美表述。它将有关不断扩大的政治机遇、新老组织资源、围绕权利或自治之类“主导框架”而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创新性集体行动的爆发的观念,结合到了一起。它坚持强调不确定性所起的作用,认为不确定性不仅为提出要求创造了机会,也威胁到既有的群体,由此导致提出要求者之间出现争夺政治空间的竞争(Eisinger1973;Stinchcombe1999)。在某些著作中,它也对一个周期内的认同改变给予强调(Klandrmans1994)。与运动生涯模式形成对比的是,它把激进化和制度化都视为斗争事件中的重要机制。 互动性是该理论的长处所在。经由公开进行的斗争,挑战者们的行动被传达到其他组织中,他们的行动也为其他组织创造了政治机遇,这便导致政府要想出更多的镇压与推动措施,而运动则以激进化或温和做法对政府的这些策略措施做出反应。经历了从精力枯竭、宗派化到合作的过程,周期即告结束。该理论的弱点则在于,它大体上仍然是一种基于推论性地假定继动员阶段之后有一个明显的遣散阶段的阶段理论,无法对出现于周期中各阶段的动员做出说明,也未能就行动者、他们的行动与认同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通过将斗争事件假定为重复出现的抛物线形状,周期理论避开了有关周期的内部构成,以及是否存在着采取完全不同形式的斗争事件这样的实质性问题。 我们的视角把我们带到了对有关斗争轨迹的运动生涯模式和周期模式的超越。 一旦我们认识到单一的运动深深地植根于不同的斗争背景中,并且在反复进行的动员和遣散、认同形成以及创新性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与其他行动者发生互动,则我们就会理解米歇尔斯模式的局限。 66一旦我们了解到斗争轨迹不必采取抛物线的形式,也不曾经过一些固定不变的阶段,而推动其前进的驱力在于行动者的互动,我们便开始把周期模式看成是一种有关斗争轨迹的经验形式,并且轻易地直接转到为斗争进程提供动力的机制与过程上来。 经由了解何种机制与过程启动了斗争事件,以及这些机制与过程将斗争事件带到了何处,我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何某些事件只是短暂即逝,而另一些事件则迁延良久;为何某些事件以遣散而告终,而另一些则扩展成为革命;以及为何某些事件在合作结盟与政治文化方面产生出根本性变化,而另一些事件除了留下苦涩的回忆外一无所剩。 注意我们的发现所带有的隐含之义。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模式,也不意味着甚或所有能够想象得出的斗争发生顺序都会实际地发生。相反,它意味着斗争的规律性不在于某些标准的斗争发生顺序——不管它们是运动生涯、抗议周期或者其他什么之类,而在于产生新行动者、排除旧行动者、改变联盟、使重要行动者改变策略的诸多机制。这些机制联结而形成为我们随后要加以辨识的过程,目前,还是让我们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仅就这一斗争事件中能够观察到的某些机制略加描述。 斗争动态过程中的各种机制 几乎所有旷日持久的斗争事件都会产生权力竞争机制。我们所采用的三个基准事件都显示出这样的两个机制:67 以我们所举最早的事件为例:在克兰•布林顿所谓的“温和派的统治”(Brinton1965:ch.5)的最初一段时期过后,革命联盟中的激进派成员为争夺权力而展开了对温和派的攻击,在“恐怖和德行的统治”下,他们借助于政府镇压和民众动员的手段,将温和派清除出去。第一批宪政温和派被共和派的联盟所击败,接着是共和派联盟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团体,然后成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最后,?胜的雅各宾派击败并且消灭了他们的吉伦特派同僚。经过一个极化的过程,法国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们”。美国民权运动的动力也说明了内部竞争,只不过它较少带有灾难性的后果而已。当马丁•路德•金和运动中的温和一派成为主流媒体的宠儿时,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和“种族平等大会”(CORE)联系在一起的激进力量便开始争夺他的领导权,并把民权运动推向更为激进的解释(Carson1981;Meier and Rudwick1973)。而且,当运动转向北方,新一代的来自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行动主义分子,更是对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之类群体领导人的温和做法以及对当局的妥协提出指责。 最后,我们所举的意大利的例子也提供了权力竞争的明显证据:最先是在较为温和与较为激进的学生群体之间;接着,在较激进的群体争夺支持者的过程中,是在那些采取武装斗争的群体与那些朝着采取更为制度化方式发展的群体之间的竞争;最后,当激进的左翼和激进的右翼为消灭对手中的共和派而战时,争夺则是在他们之间进行的。 一旦专家们就近探究这些事件,他们当然会找出那些有助68于解释每一案例中出现的权力竞争的背景性和历史的因素:引起雅各宾派谴责其对手与敌人合作的外部入侵的威胁;1964年的投票权法案通过后,民权运动中温和议程的枯竭;意大利保留了好战的劳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痕迹的历史反常现象。这些因素作为相同机制的具体表达大体上没有问题。 从有关权力竞争的探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教益。我们并不是通过深入发掘背景,从而为我们在特定案例中所发现的机制提供其得以产生的证据,我们的计划是要去探究机制出现于其中的特定背景,探究在更具总体性的斗争过程中,这些机制与其他机制之间的联系。我们从这三个案例中寻找出现于其中的机制,不是为了要将许多事件硬塞进一个很大的模子里,而是要去探讨任何我们所发现的斗争过程是否是由同样的基本结构组成的。 我们将从许多斗争轨迹中发现的其他机制是扩散、镇压和激进化。先来看看扩散(diffusion),它事实上是与抗议周期相连的一种机制(Hedstr⒐m,Sandell,and Stern2000;McAdam1995;McAdam and Rucht1993;Myers2000;Oliver and Myers1999;Strang and Meyer1993)。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扩散包括任何利用现存的通信路线所进行的信息传输。这里,我们集中探讨这一类型的传送,即:以同样或者相似的样式将斗争的形式和要求传送到不同的空间或传送至不同的部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地方。我们从法国革命中起义从巴黎的扩散中看到它,从整个农村地区农民的“大恐慌”的传播中看到它,也在使得地方共和派在全国各地取得对城市的控制权的“市政革命”中看到它。我们还从美国民权运动中各种公共场所的“静坐”扩散到南方以外,以及由不同的民权团体组织的各种“自由进军”中看到它。在意 大利,我们则在工人运动采纳源于学生运动的“自治”框架中,以及在采用“自治”(Autonomia)作为其标签的议会外群体的一个分支中,看到这一机制。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8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