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期大量关注这些问题的结果,理性主义者和文化论者都开始认识到,斗争政治始终涉及诸如土著人或女权主义者这类相关政治范畴的社会建构,始终采取与同盟、支持者或要求 (被大大限制于已知的提出要求的形式之内)的目标发生互动的形式,并且也开始认识到,缺少以先前的斗争和/或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作为重要基础,斗争政治中的动员便不可能进行。通过把社会互动作为认同在其中形成、联合、分裂、转变并与其他过程如动员相互交织的发生地点而加以集中关注,我们的相关性方法在这方面走得比理性主义者和文化论者更远。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阐明认同形成是如何与我们在本章第一部分中所概略介绍的四种动员机制产生互动的。 创造共和派 从7月14日之后对进攻巴士底狱所作的圣化传说(hagiogˉraphy),到革命节日的编排策划,再到有关革命纪念碑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以及共和国的服装与世俗宗教的设计出台,我们对那些为将法国转变为共和国而斗争的人们是如何努力重塑法国人的认同的,已经所知甚多(Hunt1984;Ozouf1988;Schama1989)。但由于许多作者都只是静态地关注文化对象并且着力于使他们自己远离政治史,从而使他们的著作缺少了认同形成与政治动员之间的明确联系。随后几章将详细关注各种不同情形下的认同形成机制,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案例当数南亚和南非的斗争(第五章),其他的案例是民主化的西班牙和内战前的美国(第六章),以及民族主义化的意大利与发生解体的苏联(第八章)。眼下,还是让我们对行动者和认同改变与动员机制——这些机制我们已在图2.1中将其单独列出以提请注意——之间的相互交织,做一番说明好了。 首先,让我们回到触发整个过程的环境机制。在法国,我们看到,认同建构奠基于社会变化过程之上。尽管第三等级作58为一种政治范畴只是出现于1789年,但它的根基却存在于革命前几十年非贵族的和非教士的财富累积之中。倘若西哀耶斯针对第三等级而提出的要求,未能以其普遍性和杰出而在三级会议的全体代表中间产生真实相关的共鸣,则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就会根本无人理睬。而且,法国的认同建构也并不是发生于国家真空之中,已然成为共和派认同标志的“爱国者”一词,其实是取自发生于此前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和荷兰革命(Schama1989:ch.7)。其次是关于机遇和威胁的归因,出现于革命早期阶段的新认同,很快就被用来将新的行动者团结到一起,以反对他们的敌人和坏人。被动员起来的巴黎群众因受到斗争第一阶段涌现出的成对的身份——革命派或反革命派、爱国者或贵族、公民或臣民——的触动而变得群情激奋。尽管许多早期革命领袖来自于贵族(想想拉法耶特和米拉波),对反对派的攻击会随着他们被贴上贵族或反爱国者的标签以及进攻者开始将自己视为爱国者或共和派而变得愈益残酷。关键的动员事件常常取决于这些已得到动员的认同的展示及其变化。例如,当国王被强制带到市政厅,当一顶革命的小软帽被不敬地强加于他头上时,他对共和派的屈从实际上已经达到顶点。 第三,关于对现存组织的社会利用,在攻打巴士底之后,所谓“市政革命”将斗争行动中的新认同动员起来:以革命的名义,各地的共和派团体利用当地政府作为地方革命的工具,从而为未来的拿破仑帝国和联邦派运动奠定了基础,其中,联邦派运动最终将在法国部分地区造成反对巴黎政权的地方叛乱。至于教会,教士的公民宪法(Civil Constitution)具有同样的极化效果:该法成功实施的地方,世俗化过程就会使宗教变得有利于建国目的;而该法遭到失败的地方,它就会引发共和派与正统主义59者、教士和农民所组成的联盟之间的残酷内战(Tilly1964)。 第四,关于构造,整个革命的十年构成了在认同、意义和仪式的构造和重新构造方面的一项研究课题。莫纳•奥佐夫有关革命节日的著作(Ozouf1988)和林恩•亨特有关革命纪念物和服装的著作(Hunt1984)以及有关王室家庭遭贬抑的著作(1992),为我们揭示出,认同象征是如何被用来制造共和派身份和否定君主制的。这些运动以新的或改变了的认同之名,动员了法国的男人和妇女,使他们所要针对的目标失去合法性——它们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革命官员有时候也不得不阻止那些因深刻的认同两极化而热情高涨的公民们对想象的贵族和特务的狂热进攻(Hunt1984:52)。 最后,创新性的集体行动有赖于也有助于形成有关成员、挑战者和普通国民的不断变化着的定义。政府既规定、容忍或禁止提出要求的做法,又对不同行动者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承认某些行动者(如1789年的王室军队)为政府的代理人,把另一些行动者(如选民大会)视为政府的成员,而某些行动者(如民兵)则被视为已形成的不合法的挑战者,还有?些行动者(如巴士底附近街道上聚集着的人们)则被视为缺乏行动能力的普通国民。在那种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已是相当清楚的相对确定的情形中,普通国民以及某些已形成的挑战者们会依然处于不活跃的状态,但随着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这两类行动者都会转向只是被容忍的行动和遭到禁止的行动。当不确定性达到顶峰时,甚至政府成员也会诉诸遭禁止的做法。不过,在绝大部分时候,政治行动者越是得到承认,其通过指定的或被容忍的政治渠道而提出要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巴黎的起义增加了整个法国的不确定性,这便激起了遭到排斥的行动者们(包括受压迫的农民)采取只是被容忍的和遭禁60止的提出要求的形式。甚至政府成员对1789年夏天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反应,也是由被指定的斗争形式转到被容忍的斗争形式,偶尔还转到被禁止的斗争形式。由于斗争互动使权力当局卷入其中并且产生出新的权力机关,斗争中的人们开始替政府做出对被禁止、被容忍和规定做法之间界限的重新划定。例如,在下一年里,民兵大会就从被禁止或勉强被容忍的行动特征,走到形成法国政治生活的标准行动特征这一步。一再闯进国民大会或国民公会的巴黎群众在做出如此举动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信念的:他们代表着人民,并且有权把他们的要求加之于他们的代表身上。 让我们对斗争行动者的策略性处境作一番提炼。考虑一下这种情形:某个社会性形成的行动者——比方说,1789年7月13日,巴黎的一个民兵连——发觉它本身已处在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时刻。从处于斗争间歇时的单个行动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互动都是可能的,每一种互动都会产生可能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分布状况是我们所假定的行动者根据以前与类似的支持者、盟友、要求对象和并非要求对象却有权进行干预的当局及旁观者之间的互动,而做出估计的。我们所假定的行动者从两个方向进行推论:从行动到后果(如果我们做X,那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和从后果到行动(如果我们想要后果Y,那么,什么样的互动可能会产生这种结果,又有多大可能性呢?)。发生在集体行动者内部的组织、评议和磋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创造有关这些格栅之内容的临时性协议,以及通过它们形成路径选择而组成,但斗争性的提出要求及其所造成的现实后果持续地改变着这些格栅,由此也不断改变着互动的可用形式及其有效选择。不妨把我们已经构想出的这一幕想象为一部电影长片中的一个镜头好了。61 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的血腥对抗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类似这样的电影画面在不断呈现:要塞里面的军人形成他们对于形势的理解,一群又一群的士兵和市民聚集在要塞外面,整个行动则经历了从派代表谈判到武装对抗再到死刑执行仪式的举行这些不同的场面。而且,在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中,要塞外面的人成了唯一的英雄式的行动者:征服了专制堡垒的意志坚决的人民。于是,因连续的互动——既在社会地形成的行动者之间又在他们自身内部——而引起的行动之社会建构发生了,并且出现了变化。概言之,图2.1所提出的有关动员的四种机制图式的纯粹形式,需要和新的行动者及新的认同的形成相交叉,并且,这一图式也还需要与这些新行动者和新认同通过斗争政治的具体行为而与其他因素发生互动的方式相交叉。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呢?我们采取的是如下五个步骤: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6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