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辨识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行动及认同之偶然的、集体的和建构的特征。这种辨识将会对我们解释斗争参与者实际动员起来、实际经历并实际加以运用的各种认同发生变化的原因起到突出作用。通过1789年巴黎的例子,探究巴黎人是如何制造、改变以及表现革命派、公民、民兵组织的成员和第三等级这样一些社会关系范畴的。 第二步:详细说明日常的非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行动和认同与凸现于斗争中的认同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是相似的或是不同的?通过1789年巴黎的例子,我们将详细说明,对应于贵族—平民、教士—教区居民或老板—工人的既存的社会联系及社会实践,是如何转化为爱国者—贵族、公民—当选官员和士兵—民兵这62类新的对应关系的。 第三步:详尽说明发生在行动者所处环境中的(a)行动者、行动和认同的建构与利用,与(b)有关的行动者、行动及认同与变化着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发生革命的巴黎为例,对民兵常设委员会成为以国家的名义、通过采取人们在一两个月之前绝不敢问津的行动而集体夺取权力的核心这一过程做出解释。 第四步:对斗争本身是如何改变认同,以及这些转变又是如何改变斗争的特点及其效果的,做出分析。就巴黎所处的形势,说明夺取巴士底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重新定义了谁是国家的主要代表,以及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第五步:探究斗争过程中,行动者、认同以及多种形式的行动之被创造、转变和消灭,是如何既改变着逾越界限的斗争政治,又在一段特殊的斗争时期结束之后改变着日常政治的。比如,在法国的例子中,通过探究扩散途径、镇压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激进化所造成的张力是如何产生出一个日益极化的政府的,来追溯1789年7月动乱的斗争过程对于巴黎以及整个法国政治在随后几个月里所造成的冲击。 这就将我们带到斗争轨迹的总体问题上去了,而斗争与其说是一个过程,还不如说是各种像动员、行动者建构和极化之类过程前后相继地发生于其中的场所。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第三个基准案例,利用与动态过程典型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组机制,以对一种属于此类范式的互动加以阐明。在20世纪60 年代末和7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抗议运动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起作用的动态机制。 斗争中的意大利 1967—1968学年度,拖延已久的关于改革意大利陈旧的教育体制的议会辩论,终于在罗马拉开帷幕。作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奇迹的一项副产品,数千名新生涌入大学,但迎接他们的却是糟糕的设施条件,与渴望保持从法西斯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精英教育体制的教授们。不过,如同民权运动和法国第三等级的例子一样,环境变化引发出我们的故事,却绝不能对它做出解释:就在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党以及一些中左派小党组成的联盟开始吵吵嚷嚷地商议大学改革问题时,官方的学生组织——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要么是社团主义的,要么就依附于主要的政党——也在寻求对议会辩论施加影响。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做法可能难以奏效,但他们中的激进的少数派却利用了这些组织机构,并且抓住教育辩论的机遇,使之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其办法是把问题构造为并非对于负载过重的体制进行技术性改革的问题,而是学生从他们所在的大学当局那里获得“自治”的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他们还发展出一整套的斗争行动手法,旨在既从他们所属组织的领导人那里,也从直到当时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政党那里,获取并建立他们的自治。 这一事件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因为它起始于一场有节制的斗争,其次是由于它生动说明了我们为动员机制所列出的清单(Tarrow1989:ch.6)。最为重要的则是:它有如一座熔炉,新的学生认同在其中形成,新的行动者也从中产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以及天主教的不同背景的学生行动主义63分子们,将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围绕从独裁的大学组织机构以及政党所领导的学生组织的高压下获得自治这一主旨而结合起来。这一建构行动部分地发生在人们的头脑里——比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一时成为人们争相求读的热门书——但主要是通过在学生所选择的斗争手段(占领教师大楼)内部所进行的互动而发生的。 占领教师大楼的行动,不只是一种逾越界限的创新性集体行动的新形式,它们也是一些互动性的遭遇:在其中,不同组织的学生们相识相逢、认真展开辩论、参加富有生气的学习小组、计划未来活动、击退外部反对者,以及——尤其是对女青年而言——体验一种摆脱封闭的家庭生活后的个人自由感。一种永久集市的氛围,培养出了一种团结意识,并且创造了对许多人而言将持续一代人时间的紧密联系(Lumley1990)。 从学生的这些占领行动和认同转变中,产生出一大批?的左翼组织和小杂志,由此并引起一些老的组织和刊物争相跟上意识形态和纲领上的快速变化步伐(Tarrow1989:ch.6)。从对它们所留下的档案文献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的组织和杂志在主题以及主题的扩展方面反复出现的激进化过程。第一批新出现的群体,结构松散并以其组织内部的民主和自发性而自豪。外国的模式——毛主义、情境决定行为论、伯克利学生造反行动——与意大利国内的传统如劳工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合在一起,产生出由一群“小组织”(gruppuscoli)拼凑成的乱七八糟的组合。仅仅是靠着对当局的强烈反对,以及渴望从日益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或二者都是的政党负责人那里获得自治,才使得它们统一起来。紧紧追随并继续这些发展情形的法国五月风暴,将意大利的这些情形明确化为一种反独裁主义的模式,并且使学生们得以将他们的运动等同于64一波想象中的将由学生来领导的世界性革命浪潮。 但这一段热情高涨的占领大学时期,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统一和自发性。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与左翼天主教之间旧的分歧已经消失,新的分歧却出现在那些不同倾向和不同领袖的同情者们中间。这些群体开始通过分别开会的方式设计学生大会的决议,并监督学生大会内部的辩论。出于对这种复活了的列宁主义的醒悟,以及对这些团体所热中的无休止的单调辩论的厌烦,也由于受警察日益残忍的驱赶行动及法西斯组织的攻击所胁迫,大批学生开始渐渐离去,留下一个坚定的行动主义者核心在寻求重整旗鼓,并从大学之外寻找新的斗争机遇。继1968年“疯狂的时刻”之后发生的是一个极化过程(Zolberg1972),这导致了某些行动主义者进入恐怖主义的危险地带,另一些人则开始了一场借助于各种机构而进行的长征(Tarrow1989:ch.11)。 两种有些片面的模式 我们如何能够捕捉到意大利学生运动中的动力呢?一些研究斗争轨迹的学者利用了这样两个经典模式:“运动生涯”(“movement career”)和“抗议周期”(“protest cycle”): 运动生涯模式 来自于韦伯—米歇尔斯社会学的核心传统(Alberoni1968)。它提出的假定是:运动组织之自发的非制度性起源,非激进化和官僚制的线性发展趋势,以及从提倡激进变化的魅力型领袖转向更着意于保护其地位的组织专家(Michels1962)。其结果是,斗争所展现的不过是一条从运动到利益集团、从某种“萌芽状态”的情绪到理性决策,以及从原则性地反对各种制度到参与实用政治的大致的抛物线(Lowi1971;Piven and Cloward1977)。 65这一模式适当地总结了20世纪初发生在中欧社会民主党那里的情形。但这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而不是长期的斗争事件,并且它所具有的一些特异性,也使得它不适合于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的运动形势(Calhoun1995)。因为到那时,典型的运动组织已变成分权的和非正式的组织,行动主义也更可能采取“临时组队”而非庞大的官僚制形式,征募或吸收支持者则系以发动运动作为基础,而不是依靠一大批定期缴费的组织成员(McCarthy and Zald1977;Rosenthal and Schwartz1990)。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7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