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议程从三个方面为社会运动研究做出了持久贡献。首先,它强烈主张日常政治与斗争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重构社会运动研究而使之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合适的研究领域。其次,引起人们关注“动员结构”的作用,从而向强调社会纷乱与崩溃的老式集体行为范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第三,它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关动员的可信描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量关于上述几种因素与动员增长相关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我们并未放弃那些促使经典社会运动研究模式获得明确表述的重要问题,但它作为斗争政治的分析工具,也存在着四个主要的缺陷:(1)它聚焦于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关系,(2)在把重点放在个别社会运动上时,它极为有效,但它对于更广泛的斗争事件就不太适用了,(3)它发源于“六十年代”相对开放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使得它更为重视机遇而不是威胁,更相信组织资源的扩张而不是许多挑战者所遭受的组织(资源)短缺,(4)它不适当地集中于斗争的起源,而不是斗争的诸后来阶段(更为详尽的批评见McAdam1999)。 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例子比美国民权斗争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对动员之起源的描述联系得更为紧密了(McAdam1982;Morris1984)。对这一运动的通行叙述,首先就其认为该运动是从对1930—1955年间一系列累积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所作的反应中发展而来的,便反映出了前面已概略描绘的模式。这种论42点认为,那些变化逐渐从根本上破坏了自1876年重建结束以来盛行于美国的种族政治体系(McAdam1982,ch.5)。动摇这一体系的关键性的环境机制则是南方棉花经济的衰落,以及引发“棉花王国”解体的两股同时发生的迁徙流——自南向北与由乡村到城市的迁徙。 于是,经典社会运动议程中的所有四个“方块”都开始发挥作用了:通过把以前不存在的“黑人选票”变成总统政治中重要性日益增长的选举资源,一些移居北方的人们重新塑造出有利于美国黑人的政治机遇。 就在向北方迁移正在重新塑造政治景象的同时,南方的城市化也正在变得适合于1950年代的群众运动将要从中成长起来的特定动员结构——黑人教堂、黑人学院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全体大会——的发展。这些变化使黑人所受的文化控制得以放松,由此而使得各种民权力量能够以新的、更具斗争性的方式去构造他们的怨愤。 它还使得各种民权力量有能力通过游行、静坐以及其他触犯白人权力的形式,将更广泛的斗争手法包括进来。研究民权的学人们提供了大量证据以支持这种叙述,但这一叙述是静态而非动态的,它集中关注的是单个的运动而不是单个运动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为广义的斗争事件,它对论争的历史和文化构成未予以特别明确,并且它只是突出强调逾越界限的斗争时期,而置发生在此前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许多有节制的斗争事件于不顾。有甚于此的是,它还对必须加以解43释的问题做出一种具有结构确定性的叙述。我们以对这一研究议程的重新梳理而开始我们对于动员的探讨。 走向一种动态动员模式 在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赋予社会变化、政治机遇、动员结构、构造以及逾越界限的行动形式以突出重要性的地方,我们则试图去辨明使得这些变量相互之间及与其他重要行动者之间发生关联的动态机制。我们的这一视角使得经典研究议程的每一组成部分——机遇、动员结构、构造和手法——都处于动态之中。我们并不把“机遇和威胁”视为客观的结构因素,而是把它们看成受制于归因(attribution)的因素。无论机遇如何具有客观上的开放性,它也绝不会引发动员,除非它a)对潜在挑战者而言是可见的,以及b)被认识到是一种机遇。对于经典模式重视不够的威胁也应作如是观(但是请参见Aminzade等即将出版的著作,第2章)。尽管镇压的威胁较之参与行动的机遇更为明显,但还是出现了无数的运动,这是因为运动的参与者们既不能看出威胁,也拒绝承认威胁为事实。机遇或威胁的归因是一种驱动机制,它成为以前无动于衷的人们被动员起来的部分原因。 我们要求的不是对先在的动员结构的关注,而是对动员发动地点的积极利用。最初的资源动员理论家们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所正确观察到的一种趋势上:集体行动之组织机遇的扩展(McCarthy and Zald1973,1977)。但是他们的这种强44 调对世界上的多数地方而言,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在那些地方,挑战者们所拥有的更可能是组织短缺而不是组织资源。甚至在美国,挑战者们也是利用现存的组织并将它们变为动员的工具,而不是去创建新的组织。社会利用是第二个机制,它使被压迫的或资源贫乏的人们有时能够克服他们在组织方面的短缺。 我们并不把“构造”限定为运动领导者们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性工具,而是把我们关于构建的观点加以扩展,使之将挑战者、他们的对手、各种基本的国家机构、第三方和新闻媒体之间互动性地构成的争端包括在内。一场运动的政治背景有助于构造运动本身的许多要求,媒体和其他的通信来源无意间为它的参与者和其他人构造了一场运动,文化资源则驱使并且规定了运动领袖们深思熟虑地着手构造行动。 我们并不将视界局限于挑战群体的各种行动手法上,而是集中关注于挑战者及其对手们的创新性的集体行动。最后,我们并不聚焦于使得以前无动于衷的人们受动员而采取行动的某一次斗争事件的起源,而是聚焦于总体的动员过程,并把斗争的起源问题当作这种总体过程的一个经验性的变量来对待。 使动员展开 从一种静态的研究议程向一整套互动机制的转变,在经过我们修正的图2.1的动员模式中得到概括。该图为分析斗争政治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尝试性的、动态的和互动性的框架。它把斗争的发生描绘成一种带有高度偶然性的结果。 图2.1 分析斗争政治中之动员的动态的、互动性的框架 这种结果是由包括了至少有一批政府方面的行动者和一个造反群体在内的互动性发生序列造成的。兹概述如下: 机遇和威胁并非客观的范畴,而是取决于集体归因的类型,集体归因的类型在经典议程那里是被局限于运动目标之构造上的。它们还包括了运动的正式组织之外的其他行动者:政府成员和普通国民以及其他挑战者。 动员结构可能是先前就已存在着的或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被用作斗争的工具。整个斗争事件及其行动者和行动都是由参与者、他们的对手、新闻媒体和重要的第三方互动性地构造出来的。创新性行动赢得关注,并将新的不安和焦虑带到互动领域,还典型地导致了一场新冲突中的所有各方共同存在的不确定感的不断上升。 动员发生于整个一场斗争事件当中。在我们的模式中出现的机制之间的互动既是连续性的又是重复发生的,而动员则可以部分地被理解为它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功能。45 但在转向互动之前,让我们借助美国民权运动的实例,就这些组成要素的被激活多说几句,以此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从机遇结构到威胁和机遇的归因 “威胁”和“机遇”不能从一些分析家典型地据以建立其分析观点的各种客观变化中自动地被觉察到。让我们回到罗莎•帕克斯,在她那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毫不拘谨的南方女士,自动地利用了机遇的客观结构。她所具有的民权行动主义经历使她以及她在蒙哥马利的支持者们,把机遇不仅归因于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正义性,而且归因于蒙哥马利市黑人居民潜在的经济影响力。引发公交车抵制行动的不只是作为一种环境机制的城市化,而是对蒙哥马利市的经济有赖于黑人工人和黑人消费者的认识,以及认识到如能有效地动员这一资源,就会赋予运动对蒙哥马利市的当权者施压的机遇。
斗争的动力——二 斗争的轮廓 2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