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把对事件的命名和贴标签这件事本身看成是重大的政治行动,看成是我们最终必须加以解释的部分。对参与者或他们的后继者来说,决定一次事件是被说成一次革命或一次大骚乱,对于认同的激活、同盟的得到或失去、事件所引起的政府举措和其他公民在随后的政治行动过程中的乐意介入,都会有所影响。 第四,我们不是把这些事件看成斗争的线性发生序列——在其中,同一群行动者经历的是刻板地重复表达早已确立的要求——而是把它视作反复出现的互动地带,在其中,不同的动员与遣散(demobilization)之流相互交错,认同形成并演进,新的行动形式在行动者们彼此互动以及与对手和第三方的相互影响中被创造、检验和拒绝。 我们利用机制和过程作为我们解释的重要工具,而把事件当作我们描述的重要工具。我们因此而敢于对社会性的世界如何运转做如此断言:大的结构和序列绝非自我重复,而是产生于范围极广的机制的不同组合与发生序列。看一眼我们的第三个基准案例就会明白,甚至在某个单一的事件中,我们也将会发现多形态的、变化不定的和自我建构的行动者、认同及各种行动与互动形式。 30迄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战后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已趋回落,随着来自南部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开始枯竭,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形势的缓和,世俗化对天主教政治优势的侵蚀,日益增长的矛盾也开始尖锐化。劳资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突然迸发,发出了必须做出某些变革的预警。当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剩下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盟友孤零零地作为反对党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时期(Ginsborg1989:ch.8)。随之而来的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每一次改革企图要么是引发了右翼的强烈反应(像电力国有化所引起的右翼反应),要么便是打开了更广泛斗争洪流的闸门(像现代工业关系法的通过所引发的后果)。当剧烈的动荡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来时,那些原本已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攻击心存恐惧的人们,更是吃惊不小。揭开1967—1968年的抗议浪潮序幕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传统影响之外的一个社会角色: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们。造反的最早发生地中既有都灵和比萨的世俗大学,又有米兰和特伦托的天主教学术中心,显示出学生中正在出现新的认同。造反派们使用工人们的措辞来构造他们的要求,则表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亚文化的力量依然存在。但他们与产业工人阶级的联系却很微弱,到1969年,以大学为基地的造反主力趋于衰退(Tarrow1989)。斗争的第二波甚至在第一波尚未结束时就开始出现了。1968年的意大利从一开始就以极左和极右翼之间的暴力冲突——以及双方与维护秩序的军队的对抗——为标志,不过,在极左派看来,军队对极右派似乎要温和一些。在新一轮暴力周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发生在米兰丰塔纳广场的农业银行的爆炸,接踵而来的则是“一位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及被认为应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之死负责的警官的被谋31杀。由于从中学生中间得到新的支持者,同时也由于警方的镇压措施,新一波的斗争在70年代的早期至中期,演变成对实业家、政府官员和报界人士的恐怖袭击(della Porta1990)。 1969年又出现了第三波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发产生的新一波斗争。受学生的榜样作用激励,同时也由于受到正在讨论的新工业关系法以及越南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这一外在因素的刺激,斗争蔓延到了工厂(Franzosi1995)。“火热的八月”最初虽然仅限于北部的一些大工厂,但它在由195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进入工厂的半熟练的“大众”工人发起的新一轮斗争浪潮中,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烈。享受较高工资待遇的熟练工人和白领工人对工人大众的成功所做出的反应,是提出保留工资差别的要求。为免于受到侧翼攻击,工会很快取得了对工人阶级暴动的控制权,并使之在要求与意识形态方面急剧左转。一连串的这些动员以不同的方式与公共政治发生互动。对所有这三类行动者而言,精英分子的分裂加剧了冲突并且为斗争创造了机遇。不过,对大学生运动的处置采取的是零星的镇压和毫无生气的教育改革相结合的办法。工人们则赢得了新的参政权和工资较大幅度的增长,而恐怖主义者的威胁遭到了一致的镇压。最终,各政治阶层紧密团结在包括左翼各党派在内的民族团结联盟内,以图经济恢复增长和保卫国家免受敌人之害。对待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将会根据我们集中关注的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在这方面,意大利与其他在同一年中经历了学生造反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工人运动(它经历了更长一段时间的曲折变化,同时也比学生运动更多地受到控制),还是集中关注这一时期具有暴力色彩的结局(这其中的行动者不同,行动方式也更为逾越界限),而有所不同。不仅如此,依据我32们集中关注于斗争的哪一个?分或我们探讨的是斗争周期中的哪一阶段,我们还会发现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机制与过程。 我们的研究议程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寻找解释性的机制与过程取代了我们从经典社会运动研究议程中所看到的开列变量清单——机遇、威胁、动员结构、斗争手法、构造——的做法。尽管我们曾经帮助提倡图1.2所示的研究议程,但我们撰写本书还是意在大大地超越这一议程。图1.2中每一方块及箭头所提出的问题,在本书以后各章中会一再出现,但我们寻求的是处理诸如政治认同的形成、不同行动者的动员、集体行动的分化或合作以及斗争不断进行中的道路变化这类现象的更为恰当的方式。例如,我们寻求将解释性的过程牢固地置于社会互动的交换(giveˉandˉtake)中,而不是将它们视为自主的因果力量。为彻底弄清因果联系,我们拒绝那种试图建立涵盖所有斗争甚或其各种变化形式的总体模式的努力。相反,我们从斗争的每一主要方面中,去寻求充满活力且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解释的是斗争之关键的——而不是其所有的——特征。 把它们分别作为不同的整体来看,法国革命、美国民权运动和意大利的斗争事件显示出各自之间的殊异。法国革命推翻了国家政权,其所有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安排;美国民权运动则把稍多一点的政治平等和一整套提出政治要求的强有力的先例,引进到续存的国家政体中。而意大利的斗争事件——尽管它的暴力程度很高——却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具体可见的政治实践方面的变化。不过,当我们将这三者的历史分开来看时,我们就会从中发现推动并改变冲突的若干共同机制:贯 穿整个斗争过程的新的行动者和认同的产生;由将以前相互隔绝的各地遭受侵害的怨民联系起来的行动主义分子们所进行的居间联络;导致派系分裂和重组的竞争者之间展开的竞争,如此等等。这些机制又联结成更为复杂的过程,诸如冲突的激进化和两极分化,新的力量均衡的形成,以及政府按照新路线的重新改组。这些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寻求的各种联系。我们的计划并不是要去辨识大规模重复的大型结构和序列,而是要找出重要的重复出现的机制与过程及其不同变化的原则,我们的总体策略如下:我们承认,原则上,斗争涉及的范围包括战争、革命、社会运动、工业冲突以及通常被分析家们认为是“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其他许多互动形式。 详尽阐述使人们注意到这些相似之处的诸概念;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研究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出的有关主要概念,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再通过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果运用于其他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以改进这些概念。 跨越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时期,不从整体现象而从这些现象所显示出的机制中,去寻找重复发生之物——例如,在社会运动周期中和在革命条件下,居间联络机制之间存在的相似性。 细究这些因果机制是如何结合成更长的政治过程之链的,比如,在民族主义斗争事件中,认同改变和居间联络是如何结合起来的。从对这些过程的辨识中,产生的并不是有关斗争的总体理论,而只是与这些有力的因果相33似性有关的不全面理论。 建立有关这种不全面理论适用于其中以及不适用于其中的时间、空间和社会背景的视界条件(scope conditions)。例如,问一问跨民族的动员是否反映了如同民族层面或地方层面的动员一样的国际机制。
斗争的动力——一 他们为何怒吼? 8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