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民权运动情况。格林伍德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种植园区,是白人优越论者的根据地之一。从1962年春开始的一年当中,格林伍德经历了从断断续续的要求维护黑人权利到大规模(最终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动员的过程。尽管格林伍德当地的许多黑人团体的成员也曾给予该运动以默默的同情以及物质上的支持,但正如查尔斯•佩恩的报道所言,在运动发生的第一年里,“该运动之所以能得以勉强维持,主要有赖于一些年轻的组织者们能够赢得铁路调车场工作人员、女佣、出租车司机、美容师、理发师、保管员和干农活的黑人们的信任”(Payne1995:133)。来自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权积极分子与当地人密切合作,面对来自地方当局各方面的刁难,他们以选民登记作为契机而组织起来,并逐渐建立起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网络。 这些人所从事的是一项充满紧张和危险因素的工作。后来成为有关美国种族、政治和家庭生活著名分析家的乔伊斯•拉德纳(Joyce Ladner)的现场报道,传达出了这种紧张和危险感。1963年春,拉德纳从她所在的图格鲁学院得到一段时间的春季19休假,当年3月的最后一周,她得以在格林伍德度过: 3月24日,星期天:傍晚,有人纵火烧了联合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当天日间,拉德纳曾在那儿工作了一整天。 3月25日,星期一:她从遭遇火灾后的办公室内抢救出残存的档案,然后开始为一场晚间群众集会做准备。 3月26日,星期二:拉德纳一整天都在处理办公室里的一般性事务;傍晚,杜威•格林先生(Dewey Greene,Sr.)[“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的老资格成员]的住处遭到枪击。 3月27日,星期三:针对枪击事件的抗议游行,与市长发生对抗,民权工作人员遭警犬袭击并遭逮捕,又一次群众集会。 除了充满激动和危险,运动中同样也包括了一些枯燥繁琐的日常性与制度性过程: 3月28日,星期四:搬迁临时指挥部,带领人们进行投票登记,上公民教育课,游行人群遭到带警犬的警察的袭击,接下来是一次有当地和全国著名领袖参加的群众集会。3月29日,星期五:公民教育课,选民登记,与警察对抗(一人被捕),群众集会。 3月30日,星期六:办公室工作,游说选民登记。(Payne1995:168—170) 佩恩指出:“拉德纳的报道,不仅记录了这一运动在当时所表现出的平平常常的一面,也抓住了它紧张刺激的戏剧性的一面。在这个星期当中,她会见过三位民权运动组织的全国性领袖,与来自南方各地的组织者们见面,遭遇过一次纵火事件,一次枪击事件,以及难以数计的警察威胁和暴力行径,还打印了许多文稿、写了不少信件。她还目睹了黑人共同体在面对更强大的压制时,以更积极的行动主义做出回应——用更多的群众集会和每天举行游行的方式。”(Payne1995:168—170)由此可见,在有些分析家那里,通常被硬拼凑成的单一性的民权运动实乃由无数次的行动组成,其中不仅包括警察的暴力和对抗行动,也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制度内部和周围的日常政治互动日复一日的改变和创新。 如果说,1963年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这个星期,为我们展示出的是民权运动如此这般的复杂性,那么,将整个民权运动硬塞进图1.2所示的各色方块里,这样做或许可以为要提出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方便的清单,但它绝不会产生有说服力的解释来。那些方块内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箭头代表的又是怎样的因果过程?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请出其他的思想资源。 思想资源 如果我们从研究社会运动的经典议程之狭路中退出,再环顾一下四周,就会找到其他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会发现20妨碍利用这些资源的路障。这些新资源由四种相互重叠却彼此较劲的斗争解释思路组成,由于不同思路的解释者们各自在搜集证据与做出解释时,存在着方式方法上的重大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遂构成对新资源加以利用时的障碍。尽管各自的名称容易产生歧义,我们还是可以把这四种主要的思想传统分别称作结构性的、理性主义的、现象学的和文化的方法。 结构性分析 依照其最纯粹的形式,持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放在所有的集体——共同体、阶级,有时甚至包括人们所谓的社会这类模糊的集体——上,然后,他们主要通过个人和群体与相关的集体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些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就方法论而言,结构论者通常着力表明,斗争事件中的参与和行动是与社会组织的划分相一致的,结构与变化理论给了社会组织划分以特殊的兴趣和能力。 理性主义分析 这派学者有时把诸如公司和州这类集体作为关注对象,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集中关注的是个人依据其既定的利益、资源和条件制约而?出的审慎选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性主义分析家始终追随一种与结构论者的研究方案直接抗衡的解释方案,这种理论上的直接竞争常常是理性主义分析人士有意识地加给自身的。在诸如工业冲突和选举政治这类斗争研究领域中,理性主义者通常占有优势。在实际研究当中,理性主义分析家们常常集中证明有关的个人与集体仿佛就是做出决策的个人,他们能够做出与他们所宣称的利益、资源和条件制约相一致的重大抉择(比如是否加入或拒绝一项集体行动)。 21现象学诸方法 其研究对象同样是集中于个人(尽管有时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个人),通过探讨个人的意识状态以达到解释其卷入斗争政治的目的。许多现象学分析家强调认同问题,重视对“我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或者“他们是谁?”一类问题的回答。他们在从事实际研究工作时,典型的做法是详细考察行动者的言说和有关文本(有时也包括被视作文本的一些符号、物体以及实际行为),以求从中发现有关意识方面的隐义。那些从事研究种族动员、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和具有明确认同的社会运动的学人们,常常将现象学当作他们解释这类运动的支点。文化的方法 由于采用这一解释方法的学者们经常将文化视为个人心灵的产物,此类方法因此而与现象学的方法相互重叠。不过,就这类方法的纯粹形式而言,其做法则是将斗争事件的动因归之于个人所亲身经历的以及从外部吸收而来的一些标准、价值、信仰和象征符号。文化论者给予如下两类情形以特殊的关注:代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得以清晰表达的信仰体系而明确组织起来的斗争行动,以及发生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共同体中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斗争行动。和他们的现象学方法同仁一样,文化论者常常以解释学的方法处理文本,有时,他们还对诸如血族关系和贸易网络一类结构做出解释,其所采取的方法是人种史研究者的方法,后者更为关注的是这些结构的意义而非它们的分布情况。 作为标签,结构的、理性主义的、现象学的和文化的方法其实分别指的是某种倾向,它们并不标示被断然区分开的不同阵营。尽管绝大多数有关斗争政治的实际分析将自身定位于其中22的一两种方法上,但这并未妨碍它们从其他方法中借用某些观念(Goodwin,et al.1999;McAdam,Tarrow,Tilly1997)。例如,最出色的理性行动分析在对个人如何做决策进行分析时,是把它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置身于其中的市场、公司或者州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和效果之上的;而采用“集体行为”分析路径的学者在专注于发生在群体之中的现象学变化的同时,其绝大多数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中却包含着制约此种现象学变化发生可能性的结构的和文化的因素。许多结构分析学者在试图解释斗争互动中的关键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时,往往会利用理性选择或现象学的方法。近年来,一大批出自不同观点的分析人士都已开始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相关性的”(relational)视角。
斗争的动力——一 他们为何怒吼? 5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