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二者间的界限具体化的做法,由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通过在传统政治和非传统政治(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politics)间制造出学科和概念上的截然区别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科学宣称“正常的”合乎规定的政治才是其研究兴趣之所在,而把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留给(用威廉•盖姆森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其心智使其适于更好地理解非理性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家”(Gamson1990:133)。社会学家则宣称(社会)运动是他们选定的研究领地,他们常常忽视(社会)运动与制度性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里,这种严格的学科研究分工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逝,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再生出最初的二元性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和一整套范畴(革命、社会运动、利益集团、选举政治等等)。 在制度化的与非制度化的政治之间难以做出精确的界限划分,非但如此,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不断地发生相互影响并且包含着相似的因果过程。联合、战略上的相互影响以及争取认同,既广泛发生于既存体制的政治活动中,也同样存在于反叛、罢工和社会运动这类分裂活动中。理查德•尼克松发起的地下战争引发了闯入水门大厦的拙劣作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尼克松的弹劾调查,很大程度上,这场地下战起因于尼克松对反战运动以及新左派的其他运动的敌视。与之相似,茅茅起义并非源于反殖民暴力行动的某种突然爆发,而是发端于一场有限的冲突,这一冲突包含了四种合法形成的政治角色:肯尼亚殖民当局、英国官员、肯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肯尼亚白人居民共同体。实际上,所有广泛的社会运动、革命以及类似现象都植根于不易察觉的体制内的斗争事件中,而发掘这些根由即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 7 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 我们从把斗争政治分为两个较大的亚范畴——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开始。(较之更为熟悉的将其划分为“制度性的”和“非传统的”政治的做法,我们更偏爱我们自己的划分方法,因为它使得我们既能够强调体制内的越界行为,又能够突出外部挑战者的许多日常活动。) 有节制的斗争 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斗争实例,在其中,所有各方都属于运用确定的方式提出要求的体制内的行动者。这种斗争是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所有参与冲突的各方均属于此前已得到认可的体制内的政治行动者。 逾越界限的斗争 由提出要求者及其要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和集体性的相互作用所致,这种互动发生时:(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被要求的对象或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如能实现,就会影响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c)至少参与冲突的某几方属于新近出现的自我认同的政治行动者,以及/或者(d)至少某几方采用了具有创新性的集体行动。(一项行动要成为创新性的行动,则它必须体现行动者的要求、为行动者选定其要求所针对的对象、将行动者的集体性的自我表达纳入行动之中,以及/或者采用那些要么从未有过先例、要么为现存政权所禁止的方式。) 本书偏重于选取逾越界限的斗争实例,这类实例通常涉及到新政治行动者的形成或政治手段上的创新,或者是同时涉及二者。我们之所以区别有节制和逾越界限的斗争,系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致:首先,许多逾越界限的斗争事件来自于正在发生的有节制的斗争事件,二者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明显值得关注。其次,短期的实质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更多地来自于逾越界限的斗争,而较少产生于有节制的斗争,后者更经常地倾向于再生产现存的政治体制。大致说来,这便是我们的观点。 为明晰起见,本书集中讨论与逾越界限的斗争有关的抗议事件。我们突出强调的是偶尔的而非连续性的斗争事件,是有新的行动者介入和(或)涉及到创新性地提出要求的斗争事件。为使问题进一步简化,我们所选取的主要是这样一类实例,在其中,民族国家是以直接参与者或行动者所提要求的重要支持者而出现的。把重点放在民族(国家)的而不是局部或地区性的斗争事件上,主要是基于实用性的考虑。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斗争事件较之局部性的事件通常会更多地提供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材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分析方案仅仅适用于民族(国家)这一大范围内发生斗争的时期,适当地修改一下,它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性的、局部的、国际的和跨国的斗争。 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对十四例主要斗争事件进行比较,以探明这些事件所表现出的因果过程以及形成这一过程的诸多机制。在本章及下一章中,我们将以三个此类事件——法国?命、美国民权运动和意大利的抗议运动——为例,来描述我们所采取的对机制和过程进行分析的方法。稍后,我们还会在本书中再次谈到这几个较为熟悉的实例。在第三章中,我们会更详尽地描述我们所采取的配对比较方法。眼下,这样说就够了:我们8的做法是基于对诸多事件做出详细分析,这些事件首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a)它们涉及发生在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的具有本质区别的斗争事件;(b)它们具有进行分析性比较的价值;(c)有足够的研究这些事件的学术资料。 让我们再回到对连续性和偶发性过程所作的区分,公众政治会涉及相互冲突的要求,但它也能在冲突渐增的过程中继续前行。例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探讨的(美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的论争,在其持续的四十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就主要是在国会辩论中展开的。相反,一些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治行动却常常是偶发性的,瑞士在1971年通过承认妇女选举权而将其选民扩大一倍,即是一例。我们的注意力大多被那些结合了冲突性要求和偶发性行动的实例所吸引。 我们强调冲突性要求和偶发性行动之间的结合并非因为它是唯一值得关注的情形,而是因为它常常: 制造不确定性,由此而引发行动者做出重新思考并寻求新的认同揭示错误的路线,由此在政治体内造成可能的重新组合威胁和激励挑战者采取进一步的斗争行动迫使精英分子重新考虑他们的承诺和忠诚,以及在斗争的方式方法、制度性实践以及政治认同上留下变革的痕迹,而后代人会借此提出他们的要求。 本书的新意所在本书力图从范围广泛的斗争政治形式中——其中不仅有革9命,还包括罢工浪潮、战争、社会运动、种族动员、民主化和民族主义——辨明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之处,以及它们所经历的路线与轨迹。近年来,在描述和解释上述各种重要斗争形式方面,一些专门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体说来,他们彼此之间对各自在研究中的新发现却少有关注。例如,从事罢工研究的学者就极少利用种族动员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而从事种族动员研究的学者也一样忽视对方的成果。但罢工和种族动员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尽管也许只是部分的相似性,比如说,在第三方的行动影响其成败的方式上,以及在既存的个人关系网络对于行动参与者征募新成员的模式所产生的作用上,罢工与种族动员之间就颇有相似之处。另外,研究社会运动、种族动员、宗教冲突、劳资争斗和民族主义的学者们都经由各自的研究而独立发现了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影响,在仪式进行的场合,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者们公开展示各种符号、数字、承诺以及对有争议地区提出的各种要求。不过,这些专家们却几乎不曾留意其邻居们的工作,遑论对不同背景下的仪式做系统性的比较了。例如,某位研究14世纪阿拉贡社会结构中穆斯林和犹太人所受攻击的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却几乎不曾考虑从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类似暴力行为的当代研究中,寻求有助于其研究的指导(Nirenberg1996;其他未提及的事件参见:Brass1996;Connor1994;Daniel1996;Roy1994)。而某个人类学家对于阿尔斯特地区的行动主义分子们的游行活动以及其他视觉表现形式所作的以丰富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尽管大量吸取了人类学理论和修辞理论的成果,却全然忽视了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发生在英国诸岛和西欧其他地区类似做法所从事的有见地的研究(Jarman1997;相关的研究如:Baer1992;Brewer1979—1980;Butsch1995,2000;10Davis1975;della Porta1998;Fillieule1997;Lindenberger1995;Plotz2000;Steinberg1999)。
斗争的动力——一 他们为何怒吼? 2
书名: 斗争的动力
作者: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屈平 | 李义中 | [美] 查尔斯·蒂利
出版年: 2006-09-01
页数: 512
定价: 31.5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00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