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他不得不对此有所考虑,它们也不具备与他所理解的其他事物相同的属性。它们不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反映着既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特定的人类状况。他的知识并不解释为何出现了对他的计划有影响的价格变动,任何这样的变动在他看来都是不合理的(即不受自觉支配的)因素,他讨厌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对他没有意义的大量因素上。因此,他一再提出的典型要求,是用“符合自然的”(in natura)计算 ⑤ ,即对事物的客观属性做出明确说明的计算,去代替以价格或价值为根据的“人为”(artificial)计算。 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观属性的研究达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机器的制造者最常见的问题是,利用受他支配的各种不同机器,让既有资源提供最大的能量,于是这种能量最大化便被确立为一个绝对理想,一个自足的价值。 ⑥ 然而,以另一些因素为代价而对限制可能的成就众多因素之一充分加以利用,这当然算不上一项特殊的功劳。 术仍在研究用比现在的蒸汽机和其他热力机更好的办法把热转变为功这种问题时……这并不是直接为了使能源生产更便宜,而首先是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即尽可能大地增加热力机的热效能。如果提出的问题是把热能转化为功,那就必须以让尽可能多的热得到转化的方式去这样做。……因此这种机器设计者的理想是卡诺循环(Carnot cycle)的效率,即一个释放出最大理论效能的理想过程。”不难理解,这种态度,以及想得出确定的计算的欲望,为什么经常使工程师希望建立一种“能量学”(energetics)体系。有人十分正确地说:“工程师世界观的特征,就是这种能量学的世界观。”[L.Brinkmann,Der Ingenieur(布林克曼:《工程师》),Frankfurt,1908,p.16。]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典型表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详细讨论它了。不过还是值得指出这种观点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以及它的影响有多大。E.Solvay,G.Ratzenhofer,W.Ostwald,P.Gedˉdes,F.Soddy,H.G.Wells,“技术派”以及L.Hogben这些人,不过是有影响的作者中的少数几位,“能量学”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多少有着突出的作用。法国人和德国人对这场运动有若干研究:Nyssens,L nergetique(尼森斯:《能量学》)(Brussels,1908);G.Branich,Principes de politique positive base sur l nergetique sociale de Solvay(布兰尼奇:《以索尔维的社会能量学为基础的实证政治学原理》)(Brussels,1918);Schnehen,Energetische Weltanschauung(施纳亨:《能量学的世界观》)(1907);A.Dochmann,F.W.Ostwald s Energetik(杜克曼:《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Bern,1908);最杰出的文献则是Max Weber,“Energetische Kultlurtheorien”(马克斯•韦伯:“能量文化学”)(1909),重刊于Gesammelte Aufs tze zur Wisˉsenschaftslehre(1922)。它们都是不充分的研究,而且就我所知,它们都不是用英文写成的。在我前面引用过的巴温克的著作的一节中,列出了有关“技术哲学”的大量文献,大多数是德文,它们曾风行一时,其中最著名的是E.Zschimmer,Philosophie der Technik(齐默尔:《技术哲学》),3th ed.(Stuttgart,1933)。(类似观点也充斥于美国人Lewis Mumford的那些名著中。)这些德文文献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还是很有教益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敌视一切经济考虑,试图实现技术理想以及赞美用管理工厂的方式对全社会进行组织。关于最后这一点,可特别参见F.Dessauer,Philosophie der Technik(德索威尔:《技术哲学》)(Bonn,1927),p.129。 工程师的“最优技术方案”,经常被证明仅仅是在资本供应不受限制或利率等于零时才能采用的方法,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当然可以致力于使当前的投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当前的产出。但是以此作为直接目标,等于忘记了只有把为当前需要服务的资源172 173长期转移到设备的生产上,才能达到这种状态。换言之,工程师的理想是以不考虑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为基础的,而这种事实,即资本的匮乏,却决定着我们当下的处境。 利率虽然是个最少被人理解因此也最让人讨厌的因素,它却是作为非个人因素起指导作用的价格之一,工程师的计划如果打算适应整个社会活动的模式,他就必须服从这样的指导,他对这种价格限制感到不满,是因为它们反映着其合理性不为他所理解的因素。它是自动记录人类各种复杂的知识和需求的符号(虽然这不是说它们不会出错),如果个人希望跟系统内的其他人保持协调一致,他就必须予以注意。假如他不利用这种价格体系以简约的形式传达给他的信息,而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回到客观事实,自觉地对它们进行考虑,这等于是摒弃一种使他有可能把自己局限在眼前环境中的方法,而用另一种办法取而代之,这种方法要求把全部知识集中于一个中心,并将其明确而自觉地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于全社会,这当然要求那个领导者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就像工程师具备有关他的微观世界的全部知识一样。集中的经济计划不过是把这种工程学原理应用于整个社会,它所依据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知识的全面集中是可以办到的。 ⑦ 在我们继续思考这种合理组织社会的观点的含义之前,简单介绍一下商人或生意人的工作,大概有助于说明工程师的典型观点。这不但能进一步澄清利用分散在众多个人中间的知识174175这个问题的性质,而且有助于解释对商业活动的厌恶态度——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不但有工程师,而且是我们整个一代人——以及相对于被不太正确地称为“分配”的活动而言,对“生产”的普遍偏爱。 跟工程师的工作相比,商人的工作更具有“社会性”,也就是说,它同另一些人的自由活动交织在一起。他为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的一些目标的取得做出一份贡献,他很难掌握服务于某种最终需求的全过程。他所关心的,不是他参与其中的整个过程的最终具体结果,而是最好地利用他所了解的具体手段。他的特殊知识几乎完全是特定的时空环境内的知识,或是在某个既定领域内确定这种环境的技能。虽然这种知识不是可以用因果命题加以表述的知识——由于这个原因,它在科学时代只被视为一种低等知识——然而就一切实践的目的而论,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科学知识。可以把全部理论知识集中在几个专家的头脑中,因此可以被某个中央权力机构所利用,这也许并非不可想像之事。但是这种具体的知识,有关一时一地之情况的知识,除非分散在众多的个人中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具体的原料或设备在什么时候能够最有效地得到利用,或在什么地方能够最迅速或最便宜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有关最好的材料和设备的知识一样重要。这种知识同工程师所研究的事物的不变属性毫无关系,而是涉及到具体的人类条件的知识。以考虑这些事实为职责的商人,有可能和工程师的理想、他的计划和他的厌恶态度不断发生冲突。 ⑧ 176可见,保证我们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得到最有效利用的问题;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设计者所面对的任务,是要找出如何使这些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这使得人们通常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以满足“现有”需求的问题。但是,不管是“现有”资源还是“现有”需求,都不是工程师在自己有限的领域里所处理的事实那种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一个从事计划的机构,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们的全部相关细节。只有通过一些了解它们的人,对实践目标有用的资源和需求才有可能存在,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事情,要大大多于哪怕是最有能力的权力机构所能知道的事情。 ⑨ 因此,成功的做法不能以直接处理客观事实的权力机构为基础,而必须以利用分散在社会所有成员中的知识的方法为基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这个权力机构既不知道谁拥有这种知识,也不知道它存在于何处。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觉地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只能利用某种机制,把具体的决策留给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去做,并为此向他们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的那些具体条件。 这正是各种不同的“市场”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