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这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史学家的材料通常已经为他做了理论化的工作。他在讲述“事实”时,会使用“国家”或“城镇”这类字眼,而它们是不能用物理特点来定义的,而是指一种关系复合体,说白了,它就是有关该主题的一种“理论”。 有这一点能够使我们断定历史知识是相对的。有关历史知识相对性的主张的正确性,其精髓在于历史学家在不同的时间会对不同的对象感兴趣,而不在于他们一定会对同一个对象持不同的观点。 我们必须对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整体的性质稍微多说几句,虽然我们必须做出的说明大都是对前面已经就整体所做的论述的应用,有些作者认为这种整体是理论概括的对象。我们前面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整体。在他看来,它们从来就不是既定的整体,而是他利用其中那些能够直接被感知的要素重建的。不管他讨论的是曾经存在过的政府、川流不息的贸易、调动中的军队,还是得到保存或传播的知识,他从来不是指一个有着自然属性、能够直接观察的既定的集合体,而是指某些可观察因素之间只能做出推断的一个关系结构。像“政府”、“贸易”、“军队”、“知识”这些字眼,并不是指可观察的单一物品,而是指各种关系结构,只有利用图式再现(schematic representaˉtion),或利用有关不断变化的不同因素之持续的关系体系的“理论”,才能描述它们。 ⑧ 易言之,离开我们用来建构它们的理论,离开我们重建观察到的诸因素的关系,以及寻找这种特定组125合之意义的精神机制,这些“整体”并不存在。 可见,理论在历史知识中的作用,是形成或建构历史研究的整体;它先于这些整体,除非找出连接着各部分的关系体系,不然是看不到这些整体的。然而,理论的概括并不像老一代历史学家相信的那样(他们以此为由反对理论),它既不是也不能指明历史学所研究的特定整体,即特定的要素组合。理论提供给历史学家使用的现成的整体模式、结构关系模式(甚至它们也不是理论概括的不变要素,而是理论工作的结果),与历史学家所思考的整体并不是一回事。任何一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模式,肯定是由某种类型的要素所组成,选出这些要素,是因为它们的相关性可以用一个严密的原理体系来解释,而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答有关具体现象的某个特殊问题。为了后一个目的,历史学家通常必须利用属于不同理论领域的概括。所以说,他的工作跟解释特殊现象的一切努力一样要有理论前提;就像对具体现象的一切思考一样,是运用类属的概念去解释特殊现象。 如果社会现象的历史研究对理论的依赖并不总是得到承认,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家所采用的大多数理论图式的十分简单的性质,使得对借助于它们得出的结论不会存在争议,而且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利用理论推理。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历史学家必须采用的有关社会现象的概念,就其方法论的性质和有效性而言,从本质上说跟系统的社会科学所建立的更为精致的模式属于同一类。他所研究的一切独一无二的历史对象,其实要么是稳定的关系模式,要么就是其中的诸要素具有类属性的可重复过程。当历史学家谈论某个国家或某一场战役、某个城镇或市场时,这些字眼所表示的是一个个体现象的粘合结构,而我们只有理解能动的个体的各种意图,才能理解这些现126 127象。假如历史学家谈论某种制度,比方说延续了一定时期的封建制度,他指的是连续存在的某种关系结构,某种行为类型在不断重复,某种他只有对组成该结构的个体态度进行精神重构才能加以理解的结构。简言之,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这种独特整体,对他来说,并不像他能够观察其特征的自然单位一样,是固定不变的个体 ⑨ ,而是用理论社会科学系统所提供的技巧建立的一种构造。不管他对一种特定的制度如何出现进行发生学的解释,还是对它如何发挥作用进行描述,除非结合适用于构成独特境况之因素的类属性考虑,否则他都无法从事这种工作。虽然在这项重建工作中,他不能利用除了从经验中发现的要素以外的任何要素,然而并不是观察,而是“理论”重建工作才能够告诉他,他所能发现的哪一些东西是一个相关整体的组成部分。 因此,理论工作和历史工作是既有逻辑差别又相辅相成的活动。假如对它们的任务有正确的理解,它们之间便不存在冲突。虽然它们都有独特的任务,缺了对方却没有多大用处。可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理论不可能是历史的,历史也不可能是理论的。尽管普遍性的意义只在于它能解释特殊,尽管特殊性只能从类属的角度加以解释,但特殊却绝对不是普遍,普遍128129也绝对不是特殊。出现在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不幸误解,主要源于“历史学派”这个名称,它被一种最好还是称为历史主义的杂种观点所篡夺,后者其实既不是理论,也不是历史。 把历史所研究的?合体视为既定整体,这种幼稚的观点,自然而然导致了如下信念:对它们的观察能够揭示这些整体的发展“规律”。这种信念是唯科学主义历史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它以历史主义的名义,试图为一种历史理论或(用“理论”的旧义中所包含的“哲学”义)“历史哲学”找到经验基础,试图确定清晰的“阶段”或“时段”,确定“制度”或“类型”在历史发展中相继发生的必然顺序。这种观点一方面想找出就其性质而言在独特和惟一的历史现象中不可能找到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否认某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只有这种理论能协助我们理解独特的整体,向我们揭示常见的要素能够结合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独特组合体的不同方式。可见,经验主义的偏见导致了一种方法遭到颠覆,而惟有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理解历史的整体并用其成分重建这些整体。它诱使学究们把那些只是来自于本能理解的有关整体的模糊观念,当做客观事实看待;这最终导致了一种颠倒的观点:我们能够直接认识的事物、我们赖以重建整体的那些因素,只有通过整体才能理解;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因素之前,必须先明白这些整体。 人类历史是不计其数的人类头脑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今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它必定遵循着人类头脑可以发现的简单规律,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其实是个多么令人惊骇的主张。这些伪历史学说的作者,不是耐心而谦逊地劳作,用直接获知的因素重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的复合体和独特结构,从各个因素关系的变化中探求整体中的变化,而是谎称可以走一条思想捷径,直接洞察到即刻把握到的各种整体的发生规律。130这些发展理论的地位不管多么令人怀疑,它们对公众想像力所取得的控制,却远非任何真正系统的研究所能望其项背。这些历史“哲学”或“理论” ○10 ,其实已经成了十九世纪的典型特征和“可爱的恶习” ○11 。从黑格尔和孔德尤其是马克思,到松巴特和施宾格勒,这些伪造的理论逐渐被人们看成社会科学的代表性成果;利用一种“制度”一定会被新的不同制度所超越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这种信念,它们给社会演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自然科学所确立的那种规律;在一个根据自然科学来确定衡量一切知识努力的标准的时代,这些历史理论关于能够预见未来发展的声明,便被当做它们有着突出科学性的明证。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十九世纪的这类众多典型产品之一,然而它脱颖而出,变成了使这种唯科学主义成果影响广大的传载工具,甚至使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跟它的支持者一样,从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然而,这种发展除了建立起一种新的理想外,还有一种消极的作用,它使过去作为理解社会现象之基础的已有的理论,失去了人们的信任。由于它认为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社会整体或任何有着特定变化的社会现象整体中的变化,并且认为整体中的一切也必然同它一起变化,于是得出结论说,对于形成这些整体的因素,不可能存在着永恒不变的通则,对于它们可能结合成整体131132的方式,不可能存在普适性的理论。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理论必然都是历史的,是“zeitgebunden”(有时代局限的),只具有相对于一定历史阶段或制度的真实性。 322○38○39○40《教程》,vol.1,29;vol.4,pp.230—1。“社会学”(sociologie)一词最早见于《教程》第4卷的185页;“社会学规律”(loissociologiques)首次出现于几页之前,同上,p.180。Defourny,LaPhilosophiePositiviste,AugusteComte(德福尼:《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Paris,1902),p.57。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422○41○42○43斯密的影响在孔德的以下提问中,表现得明确而且令人诧异:“人们真能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中认识到这个最令人赞叹的奇迹吗?——这种在无数个人之间有规律的和不间断的趋同性,他们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特的、在一程度上独立的存在,尽管他们的天赋和他们性格多少总有些不同,他们还是在没有任何一致性的情况下,不断地通过纷繁多样的方式,自发地促进了普遍的发展。”见《教程》,vol.4,pp.417—8。但是,由于过去似乎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因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而广为人知的对“共同体”和“社会”(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t)的划分,在孔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他强调过这样一个事实:“家庭关系并不构成一个合作团体,而是一个统一体。”《教程》,vol.4,p.419;PP,vol.2,p.116。《教程》题献给傅立叶和德•伯兰维尔,它出版时这两人仍然在世。科学的反革命 522○44○45○46○47○48同上,vol.1,p.65。《教程》,vol.5,p.14;另见p.188,他在这里解释说,“希腊和罗马这些名称在这里不是指具体的社会;它们代表着必然而普遍的状况,对于这些状况,人们只能采用极复杂的语言抽象地确定之。”《教程》,vol.1,p.51;vol.2,p.20;vol.6,p.618;《早期论文集》,p.191。Lettresd AugusteComte M.Valat,1815—1844(《孔德致瓦拉的信,1815—1844》)(Paris,1870),pp.138—9(此信的日期是1824年9月8日)。同上,p.436;PP,vol.2,p.121。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622○49参见《教程》,vol.6,pp.620,622。科学的反革命 722○50○51○52○53○54见本书下一章第6节。同上,p.671。《教程》,vol.6,p.670。在欧洲大陆这也许更符合事实,那里的人普遍知道,各种“社会学学会”几乎是由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参见金斯伯格教授最近的《社会学》(MorrisGinsberg,Sociology,HomeUˉniversityLibrary,1934,p.244)中最后一段话:“自我决定的人是个新观念,但至今仍极不明确。揭示它的全部理论含义,借助于其他科学,探究使它得到实现的各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社会学的终极目的。”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822○55○56○57《教程》,vol.4,p.196。R.Mauduit,AugusteComteetlaScience conomique(莫杜:《孔德和经济科学》)(Paris,1929),特别是pp.48—69。对孔德给予政治经济学的苛评的全面答复,见J.E.Cairnes,“M.ComteandPoliticalEconomy”(凯纳斯:“孔德和政治经济学”),FortnightlyReview(May,1870),重印于EssaysonPoliticalEconomy(1873),pp.265—311。“语法学家比逻辑学家更荒谬。”见Syst medepolitiquepositive(《实证政治学体系》),vol.2,pp.250—1。科学的反革命 922○58○59○60○61○62○63同上,p.203;PP,vol.2,p.54。同上,p.197。同上,p.195。《教程》,vol.4,pp.197—8,255。《教程》,vol.1,p.84;vol.4,pp.144—5,257,306,361。同上,《教程》,p.194;PP,vol.2,p.51。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032○64○65○66○67○68○69○70○71《教程》,vol.1,p.15。参见EarlyEssays(《早期论文集》),p.132。同上,p.196。J.S.Mill,AugusteComteandPositivism(穆勒:《孔德和实证主义》),2ded.(London,1866),p.141。同上,vol.4,p.139。《教程》,vol.1,p.42。参见Lettres Valat(《致瓦拉的信》),p.99(信的日期是1819年9月28日):“对于我看不到有直接或长远功效的科学工作,我极端厌恶。”同上,p.203;PP,vol.2,p.54。《教程》,vol.4,pp.200—1。科学的反革命 132○72○73○74○75○76○77○78Syst medepolitiquepositive(《实证政治学体系》),vol.1,p.156。同上,p.511。《教程》,vol.6,p.495。同上,p.147;PP,vol.2,p.39。《教程》,vol.4,p.48。同上,p.43;PP,vol.2,12。《教程》,vol.4,p.43。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232○79○80○81○82○83○84○85《教程》,vol.4,p.51。《教程》,vol.6,p.590;Discourssurl espritpositif(《论实证精神》)(1918),p.118。这特别适用于施宾格勒和松巴特的作品。同上,vol.4,p.437;PP,vol.2,p.122。同上,p.484。《教程》,vol.6,pp.482—5。《教程》,vol.6,p.454;Syst medepolitiquepositive(《实证政治学体系》),vol.1,pp.151,361—6;vol.2,p.87。科学的反革命 332○86○87关于圣西门主义者对凯特莱的著名影响,见本书第14章注59。对凯特莱的生平和著作最全面的介绍,见J.Lottin,Quetelet:statisticienetsociologue(洛丁:《凯特莱: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LouvainandParis,1912)。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432○88○89同上,p.29。这段话的英译转引自H.M.Walker,StudiesintheHistoryofStatisticalMethod(沃尔克:《统计学方法史研究》)(Baltimore,1929),p.40。科学的反革命 532○90○91○92对英国实证主义的全面介绍,见R.Metz,AhundredYearsofBritishPhiˉlosophy(梅茨:《英国哲学一百年》)(London,1936),pp.171—234;J.E.McGee,ACrusadeforHumanity—TheHistoryofOrganizedPositivisiminEngland(麦克基:《为了人性的十字军东征:英国有组织的实证主义史》)(London,1931)。关于孔德在美国的影响,见R.L.Hawkins的两项研究:AugusteComteandtheUnitedStates(1816—1853)[霍金斯:《孔德和美国(1816—1853)》](Harvard,1936);PositivismintheUnitedStates(1853—1938)[《实证主义在美国(1853—1938)》](Harvard,1938)。穆勒,前引书,p.2。参见L.Dimier,Lesma⒌tresdelacontreˉr volution(迪米埃:《反革命的导师》)(Paris,1917),pp.215—35。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632○93有意思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通过英国作家进入德国的过程,与德国人早先主要通过法国作家,尤其是孟德斯鸠、卢梭和J.B.萨伊,了解英国十七和十八世纪思想的过程正好相反。这个事实大体上解释了德国人广泛持有的信念,即在“西方”的自然主义者和德国唯心论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事实上,假如能够区分出这种对比,那么在譬如说以洛克、曼德维尔、休谟、斯密、柏克、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英国思想,同欧洲大陆思想的两种平行的类似发展之间,就更是如此了。这两种平行发展分别是从孟德斯鸠,经过杜尔哥和孔多塞到圣西门和孔德的发展,以及从赫尔德经过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到后来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发展。法国的思想学派,即孔狄亚克和“意识形态学家”的学派,当然与英国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它已经消失了。科学的反革命 732○94○95参见S.Deploige,Leconflitdelamoraleetdelasociologie(德普鲁瓦热:《道德冲突和社会学》)(Louvain,1911),尤其是论涂尔干学说的第6章。实证主义思想在德国向社会科学的渗透,是这里无法讲述的一段故事。它最有影响的代表是民族心理学的两位奠基人拉扎勒斯和施泰因塔尔(前者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对狄尔泰的影响),以及E.杜•博伊.雷蒙(请特别参见他的“文化史与自然科学”[“KulturgeschichteundNaturwissenschaft”(1877)一文],还有维也纳小组的贡佩尔兹和舍雷尔,以及后来的冯特、费英格尔、奥斯特瓦尔德和朗普莱希特。这方面的情况参见E.Rothacker,EinleitungindieGeisteswissenschaften(罗萨克:《精神科学概论》)(T bingen,1920),pp.200—6,263及以下;C.Misch,DerjungeDilthey(米什:《青年狄尔泰》)(Leipzig,1933);E.Bernheim,GeschichtsforschungundGeschichtsphilosophie(伯恩海姆:《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G⒐ttingen,1880);Bernˉheim,LehrbuchderhistorischenMethode(伯恩海姆:《历史方法教程》),6thed.(Leipzig,1908),pp.699—716。关于它对德国经济学家中更年轻的历史学派的影响,见H.Waentig,AugusteComteundseineBedeutungf rdieEntwicklungderSozialwissenschaft(温蒂希:《孔德及其对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Leipzig,1894),p.279及以下。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