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自觉”支配与理性的成长 普遍要求“自觉地”控制或支配社会过程,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它大概比任何其他常见的套话更明确地反映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凡是没有完全受到自觉支配的,就被视为有缺陷的,是其不合理性的证明,因而需要用特意设计的机制彻底取而代之。然而,在那些十分随意地使用“自觉”一词的人中间,似乎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特意”和“自觉”这些字眼,只有把它们用于个人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要求进行自觉的控制,等于是要求让某个单一的头脑进行控制。 这种信念,即自觉控制的过程肯定优于任何自发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相反,怀特海在谈到别的事情时提出的论点也许更正确:“文明通过扩展我们不假思考就能采取的重要行为的数量而进步。” ① 假如各种社会要素自发的相互作用,有时确实解决着任何个人头脑都不能自觉解决甚至认识到的问题,假如它们由此创造出一个有序结构——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设计,却能增进个人的能力——那么这些要素便优于自觉的行动。可以说,任何能够用“社会”(social)一词来形容,以区别154 155于个人行为的社会过程,由其性质所定,几乎都不是自觉的。既然这些过程能产生自觉的支配所无法创造的有益秩序,因此任何想让它们服从这种支配的做法,肯定意味着我们会把社会活动所能取得的成果限制在个人头脑的较为逊色的能力范围内。 ② 这种进行全面的自觉控制的要求,我们只要先考虑一下它最具野心的表现,就可以理解其全部含义,虽然它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含糊不清、主要作为一种象征而有重要意义的抱负:对人类的头脑提出这种自觉控制的要求。这种狂妄的想法,是理性征服外部自然界的成功给人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它已经成为当代思想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在乍一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表现。不管是霍布豪斯——他执意让我们相信“这样的理想:集体的人类自主决定自身的进步,是人类活动的最高目标和判断行为规则的最终标准” ③ ;还是约瑟夫•尼德姆——他认为“对人类事务的自觉控制越多,人类就能变得越真实、越像超人” ④ ;不管是步步紧随黑格尔——他预见到主子的156理性观(master s view of Reason)正在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并开始支配自身的命运——的人;还是曼海姆——他认为“人的思维已经变得比过去更有自主性和绝对性,因为它现在认识到了支配自身的可能” ⑤ ,他们的基本态度都是一样的。这些信念分别来自黑格尔主义或实证主义观点,所以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形成了不同的团体,他们认为彼此截然不同而且大大优于对方,然而他们共同的观点,即人类的心智确实能够通过提自己的鞋带让自己不断上升,却是来自同一种普遍信念:从外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理性”,而不是从内部耐心地开发它的潜力,实际追寻个人头脑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能更完整、更全面地掌握它的运动规律。 其实,这种自以为能够通过自觉支配人类头脑的发展而增强其能力的观点,是建立在宣称能够充分解释这种发展的同一种理论观点上,而这种宣称意味着这样宣称的人拥有一个超人的头脑,难怪持这种理论观点的人,也希望看见头脑的成长受到这样的控制。 这种认为能够“解释”现有知识和信念的主张,必须从某种确切的意义上加以说明,才能使建立于其上的雄心壮志言之成理,理解这种确切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目的,我们只拥有一种能解释对头脑的成长起作用的“原理”的恰当理论是不够的。这种局限于原理的知识(无论是一种知识理论,还是一种有关相关社会过程的理论),有助于创造利于头脑成长的条件,却不可能为自觉支配其成长的要求提供依据。这种主张的前提是,我们能够对我们为何持有特定观点以及我们的实际知识怎157 158样受着特定条件的规定,做出详细的解释。这就是“知识社会学”和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史观”所要做的工作,譬如它们把康德哲学“解释”成十八世纪后期德国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产物,或诸如此类。 这里我们不能讨论以下现象的原因:甚至对于这些现在被视为错误的观点,这些在更好的知识基础上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能够做出解释的观点,这种方法也不能真正提供一种解释。关键在于,就我们目前的知识而言,要做到这一点涉及一个矛盾:假如我们知道制约或决定着我们当前知识的因素是什么,那么它也就不是我们当前的知识了。声称我们能够解释我们自己的知识,等于声称我们知道的东西多于我们实际所知的要多,从知识一词的严格含义上说,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⑥ 也许这样的说法还有点儿意义:在一个非常优秀的头脑看来,我们当前的知识只是“相对的”,或肯定受着可确定的环境的制约。然而我们由此应当得?的惟一结论,却是与“精神进化的提鞋带理论”的结论相对立的:在我们当前的知识基础上,我们做不到对它的成长进行支配。由此得出的任何其他结论,例如根据人类的信念受环境制约的观点得出应当赋予某人决定这些信念的权力,都包含着这样的主张:被假定为掌握这种能力的人,拥有一个超级头脑。持这种观点的人常有一种怪论,认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超出同样的解释之外,这使他们成了绝对知识的拥有者,因此是个享有特权的阶层,或是个纯粹“超然的知识阶层”。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反映着一种超级理性主义,一种让某个超级头脑控制一切事物的要求,然而它同时也为一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真理的发现不再是通过观159察、推理和论证,而是通过揭示那些不为思想者所知但又决定其结论的隐蔽原因,如果决定一种主张之对错的,不再是符合逻辑的论证和对经验的检验,而是对主张者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从而成为一个阶级或种族的一员就能保证或妨碍真理的获得,最后竟至于宣称一个特殊阶级或人群的可靠本能总是正确的——那么理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⑦ 这不过是一种信念十分自然的结果,它宣称,运用一种比综合的社会理论所尝试的理性重建更为优越的方式,能够直觉地把握整体。 此外,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同意,假如社会过程真能取得一些成果,它超越了个人的头脑所能达到和计划的范围,并且个人的头脑正是从这些社会过程中获得它所具备的能力的,那么把自觉的控制强加于这些过程的做法,必然会带来更为致命的后果。理性应当支配自身的成长这种狂妄野心,在实践中只会起到限制理性自身成长的作用,它将把自己限制在受控制的个人头脑所能预见的结果上。这种野心虽是某种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其实却是一种被误解或使用不当的理性主义的结果,它没有认识到个人的理性是个人相互关系的产物。其实,要求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头脑的成长在内,应当受到自觉的控制,这本身就标志着对构成人类精神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的一般特征的错误认识。这是我们的现代“科学”文明中自我毁灭的力量,是滥用理性的极端表现,它的发展与后果,则是下面历史研究的主题。 人类思维的成长,就其最普遍的形式而言,是一切社会科学160 161的共同问题,因此在这里也产生了最尖锐的思想分化,存在着两种有本质区别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一方是谦虚为本的个人主义立场,它致力于尽可能理解使个人的努力实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我们的文明的原理,它根据这种理解,希望获得创造有益于进一步成长的条件的能力;另一方是傲慢的集体主义,它的目标是自觉控制一切社会力量。 个人主义的态度明白个人头脑的结构性限制 ⑧ ,试图揭示社会中的人如何能够通过利用社会过程的不同结果,在包含于这些结果之中但他们从不知晓的知识的帮助下提高自己的能力;它使我们认识到,离开了个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不可能存在着能够从任何意义上被视为优于个人理性的惟一“理性”,在利用非个人媒介的这一过程中,代代相传的或同代人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并相互调整,而且这一过程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知识的存在所能采取的惟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