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们谈到譬如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价格体系的运行,讨论某些条件下与利润率下降相对应的复杂变化时,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能够引起大众注意、甚至有着明确稳定性的整体,我们只能根据众多个人对最初的变化及其直接后果做出的反应,去重建这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变化“属于一个整体”——它们是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总是同它们一起出现的大量其他变化的一部分,并且后者经常掩盖了我们所关心的、构成该复合体之一部分的变化,即形成一个较为严密的相互关联复合体的少数变化——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知道这些特定的变化有规律地一起出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必须视为同一组变化的现象,不可能根据物品的任何自然属性,而只能通过分离出人们对这些物品的态度的某些相关方面来加以确定;这只有借助于我们建立的模式才能做到。 把仅仅是建构而成的、除了我们用各种要素建构它们的方100101式以外没有其他属性的整体,当做明确的客体,这种错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大概是各种有关“社会”或“集体”意识 ⑥ 的理论,与此相关,产生了所有类型的伪问题。同样的观点也经常不尽完美地掩盖在赋予社会的人格或个体性的属性中。不管有什么名称,这些字眼总是意味着,不是根据我们有直接了解的个人头脑之间的关系重建整体,而是把一个笼统地理解的整体当作类似于个人头脑的东西。在社会科学中,正是毫无道理地以这种方式采用拟人论概念的做法,造成了像自然科学运用这种概念一样有害的后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实证主义者,拟人论观念——甚至当它恰如其分时——的死敌,他们的经验主义经常导致他们推导出这种形而上学实体,正如孔德所做的那样,把人类当作一个“社会存在”,一种超人。但是,既然只存在两种可能,即要么用个人的头脑构想这个整体,要么参照个人的头脑臆造出一个超级头脑;由于实证主义者拒绝前一种选择,他们必然会做出后一种选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奇怪结盟的根源,这也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看待社会现象的集体主义思路,并不是经常得到像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那样大张旗鼓的宣扬,他在谈到这些现象时断言,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在这里,客观整体肯定”比其组成部分“更容易了解,更容易直接获知”。 ⑦ 这种观点对他试图102 103建立的唯科学主义社会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是,在生物学对象和社会学对象之间所特有的相似性,虽然在孔德的科学等级表中很恰当,其实并不存在。在生物学中,我们当然是先认识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东西,它是感觉属性的稳定组合。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许多实例,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具有相似性。于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问题入手:这一组明确的属性为何总是一起出现。可是当我们面对的是社会整体或结构时,观察到某些自然事实经常同时存在,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是属于一起的或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不是先观察到各部分总是一起出现,然后再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我们才能够从我们周围极为复杂的世界中,选出少数要素作为一个相关整体的组成部分。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孔德等许多人认为社会现象是既定的整体,有着另一种不同的含义。他们主张,只有考虑到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发现的全部事物,才能理解具体的社会现象,任何打算选出有着系统关联性的部分或方面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论证形式等于否定了譬如说由经济学建立一种社会现象理论的可能性,并且直接导致了措辞不当的“历史主义方法”;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当然同它关系密切。我们下面还会在历史主义的题目下讨论这种观点。 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现象的努力,在获得一种远距离的完整视野的愿望中,有着最典型的表现。人们希望这可以使那些在近距离中晦黯不明的规律暴露出来。不论是遥远星球上的观察者的观点——这历来就是从孔多塞到马赫 ⑧ 这些实证主义者的104 观察,比如从月亮上观察人类。这样一来,许多细节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就常常被忽略了。我们甚至无从察觉到,我们作为人,是遵循着某种自然秩序在生长、发育、繁殖。” 偏好,还是长时距的研究——人们希望固定不变的格式或规律会因此而显现,都是同样的努力,即摆脱我们对人类事务的内在知识,获得这样一种视野,它被假定为由个人所掌握,然而这个人本身并不是一个人,他跟人的关系,恰如我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样。唯科学主义立场所向往的这种对人类事务的远距离的完整视野,如今经常被称为“宏观视野”。不过最好还是把它称为望远镜视野(这表示它仅仅是一种远距离视野——除非它是能反转的视野),因为它的目的是故意忽略我们只能从内部观察到的东西。在这种立场试图观察?“宏观场景”(macrocosm)中,在它试图创立的“宏观动力”(macrodynamic)学说中,要素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是能够从严格的客观角度加以定义和描述的恒定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信念,即整体观能够使我们用客观标准区分出整体,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幻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严肃地努力设想一下构成这个宏观场景的是什么,仿佛我们真的不具备我们关于事物对行动着的人意味着什么的知识,只像观察蚁群或蜂巢那样观察人们的行为。在这种研究所能提供的图景中,不可能出现器物或工具、商品或货币、犯罪或惩罚、词语或句子;它只能包含着要么从其提供给观察者的感觉属性、要么从纯粹关系角度定义的物质客体。人类对待客观物质的行为,实际上不可能呈现出这种观察者可以检测到的规律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这个观察者视为相同的东西不会做出相105 106同的反应,也不会对他认为不同的东西做出不同的反应,既然如此,那么除非他首先细致地重建人们的感官和头脑摹写外部世界的方式,他便不能指望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换言之,著名的火星上的观察者,在他能够像普通人那样理解人类事务之前,他必须根据我们的行为,重建我们的头脑中的那些直接素材,后者是我们解释人类行为的起点。 假如我们对于不具备人类头脑的观察者所面对的难题不是十分清楚,这是因为我们从未严肃地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动物,也许掌握着我们所不具备的感性知觉或知识。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倾向于假设,我们遇到的其他头脑之所以不同于我们的头脑,只能是因为它更低等,因此它所感知到的任何东西,也能被我们所感知。假如我们必须跟一种像我们一样复杂但组织原则不同于我们的有机体打交道,而我们无法用模仿我们自己头脑的方式再现它们的机制,对于我们这时是处在一种什么样境况下,惟一能够形成一种大体接近的看法的途径就是,设想我们必须用一种比我们的知识远为高级的知识去研究这些有机体的行为。比方说,假如我们已经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但依然被限制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某个地方,后来我们必须跟另一个地方发生交往,那里居住着具有更先进知识的另一个物种,那么仅仅观察他们在做些什么,而不去直接学习他们的知识,我们显然无法理解他们的许多行为。我们不能从观察他们的行动中获得他们的知识,我们只能通过了解他们的知识,学会理解他们的行为。 还有一个我们必须简单讨论的论点,它支撑着“从外部”观察社会现象的倾向,而且很容易跟我们已经说过的、实际上同它有所区别的方法论集体主义混为一谈。也许有人会问:社会现象按其定义来说,不就是一种群体现象(mass phenomena)吗?107因此,我们只有采用为研究群体现象而提出的方法即统计学去研究它们,才有望找出它们的内部规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就研究某些现象而言,这样说当然不错,譬如那些构成生物统计学之对象的现象,并且如前所说,它们有时也被称为社会现象,虽然它们同我们这里所关心的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 981④见D.B.Cofer,SaintˉSimonismintheRadicalismofT.Carlyle(柯菲:《卡莱尔激进主义中的圣西门主义》)(CollegeStation,Tex.,1931);F.Muckle,HenridesaintˉSimon(穆克尔:《圣西门》)(Jena,1908),pp.345—80;E.d Eichhtal,“CarˉlyleetleSaintˉSimonisme”(戴希塔尔:“卡莱尔和圣西门主义”),Revuehistoirque82—3(1903)(英译本见NewQuarterly,London,April1909);E.E.Neff,CarˉlyleandMill(内夫:《卡莱尔和穆勒》)(NewYork,1926),p.210;HillShine,CarˉlyleandtheSaintˉSimonians:TheConceptofHistoricalPeriodicity(希安:《卡莱尔和圣西门主义者:历史周期性的概念》)(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41),以及该作者在Notes&Queries171;(1936:290—3)中的说明。下面我们还会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卡莱尔那儿就像许多人的情况一样,圣西门主义的影响很容易跟德国哲学家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和卡莱尔同情并接受圣西门主义思想形成有意思的对比的,是R.Southey极端敌视的反应,他以“新的财产分配”为题给QuarterlyReview(《评论季刊》)(45,July1831:407—50)撰稿,对《圣西门学说》做了全面而清楚的介绍。另见他在1831年6月31日的信,载E.Hodder,TheLifeandWorkofthe7thEarlofShaftesbruy(霍德尔:《沙夫茨伯里伯爵七世的生平和著作》)(London,1886),vol.1,p.126。滕尼森在写于1832年的一封信中,仍然说“变革和圣西门主义是最重要的主题,而且会继续如此。……圣西门主义宗派的存在,立刻就证明了十九世纪的大量罪恶,这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这个宗派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迅速传播,他们在伦敦还有传教团。”[见他儿子所写的回忆录:AlfredLordTennyson,AMemoir(滕尼森:《回忆录》),London,1871,vol.1.p.99]。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英国因狄斯累利而开始的社会改革,也正是在人们期待着圣西门主义的影响会向着这个方向发挥作用的时候,不过就我所知,没有证据表明圣西门主义者对狄斯累利有过任何影响。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091⑤⑥J.S.Mill,Autobiography(穆勒:《自传》)(1873),pp.163—7。另见p.61。穆勒在这里讲述了1821年他十五岁时在萨伊的家里如何遇到了圣西门本人,“他当时还不是一种哲学或宗教的创立者,只被视为一个聪明而有独创性的人”。参见C.G.Higginson,AugusteComte:AnAddressonHisLifeandWork(希金逊:《孔德:关于其生平和著作的一篇演说》)(London,1892),p.6;M.Quinn,MemoirofaPositivist(奎因:《一个实证主义者的回忆》)(London,1924),p.38。科学的反革命 191⑦⑧TheLettersofJohnStuartMill(《穆勒通信集》),ed.H.S.Elliot(1910),vol.1,p.20。另见J.S.Mill,CorrespondanceinediteavecGustaved Eichthal,1828—1842,1864—1871(穆勒:《与戴希塔尔的通信,1828—1843,1864—1871》),ed.E.d Eichthal(Paris,1898);英文原稿的一部分内容见Cosmoplis(London,1897—98),尤其是vol.5,pp.356,359—60。戴希塔尔和杜韦里埃在1831年肩负着圣西门主义者的一项正式使命来到伦敦。见AddresstotheBritishPublicbytheSaintˉSimonianMissionaries(《圣西门教传教士向英国公众的演说》)(London,1832);S.Charl ty,HistoireduSaintˉSiˉmonisme(夏勒蒂:《圣西门主义史》)(Paris,1931),p.93。另见St.SimonisminLondon(《圣西门主义在伦敦》),byFontana;Chief,andPrati,PreacheroftheSt.SiˉmonianReligioninEngland(圣西门教在英国的布道者)(London,1834),穆勒在Exˉaminer(《评论家》)(February2,1834)上做过评论。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291⑨○10○11○12○13NeueMonatsschriftf rDeutschland,vol.21(1821)(包括三篇文章),vol.22(包括三篇文章),另见vols.34&35中有关同一主题的文章。弗里德里希•布赫霍尔茨在该世纪早期是普鲁士有影响的政论家,他于1802年发表了Darstellung同上,p.228,p.223及以下。此书还再版了1824年9月27日的书评。它对“三阶段规律”做了充分介绍。P.Lafitte,“Mat riauxpourlabiographied AugusteComte.I.Relationd AugusteComteavecd Allemagne”(拉菲特:“孔德传记资料:1.孔德与达勒玛尼的关系”),Revueoccidentale8(1882):227;“Correspondanced AugusteComteetGusˉtaved Eichthal”(“孔德与戴希塔尔的通信”),同上12(1891):186—276。见H.Fournel,BibliographieSaintˉSimonisme(福奈:《圣西门主义书目》)(Paris,1933),p.22。Globe(《环球报》)(March16,1832)报道说,“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给?圣西门主义如此大的关注。”科学的反革命 391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491○18○19○20○21○22同上,p.430。除了前引Suhge的著作外,另参见F.Gerathewhol,SaintˉSimonistischeIdeeninderdeutschenLiteratur,EinBeitragzurVorgeschichtedessozialismus(格拉特沃尔:《德国文学中的圣西门主义,它对社会主义形成的贡献》)见MargaretA.Clarke,Heineetlamonarchiedejuillet(克拉克:《海涅和七月王朝》)(Paris,1927),特别是附录2;Butler,前引书,p.71。在赞赏圣西门的德国人中,有些热情过头的人甚至把他比作歌德,这种热情使梅特涅(在1835年11月30日致维特根斯坦亲王的信中)禁不住发出尖刻的评论,对于这个他有亲身了解的圣西门,他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玩世不恭的傻瓜,就像歌德是位伟大的诗人一样。”见O.Draeger,TheodorMundtundseineBeziehungenzumjungenDeutschland(德拉格尔:《蒙特及其同青年德意志的关系》)(Marburg,1909),p.156。K.Gr n,DiesozialeBewegunginFrankreichundinBelgien(格伦:《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armstadt,1845),p.90。见Butler,前引书,p.70。Rahel:EinBuchdesAndenkensf rihreFreunde(《拉赫尔:你的朋友的纪念册》)(Berlin,1934),信的日期是1832年4月25日。科学的反革命 591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691○25○26○27见他对友人蒙特的《动荡人生》(Lebenswirren)一书的评论,转引自W.Grupe,MundtsundKuehnesVerhltniszuHegelundseineGegnern(格鲁普:《蒙特和屈纳与黑格尔及其对手的关系》)(Halle,1928),p.76。见B.Groethuysen,“LesjeunesH g liensetlesoriginesdusocialismeenAlleˉmagne”(格罗修森:“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Revuephilosophique95,no.5/6(1923):尤见p.379。在“青年德意志”中,蒙特和屈纳都是黑格尔所在大学的哲学讲师,讲授圣西门主义哲学内容的大多数著作的作者也是如此,尤其是M.Veit,SaintˉSimonundSaintˉSimonismus(维特:《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Leipzig,1834);F.W.Carove,DerSaintˉSimonismusunddieneurefranz⒐sischePhilosophie(卡洛弗:《圣西门主义和法国新哲学》)(Leipzig,1831)。我无法找到同一时期的另一部著作,即S.R.Schneider,DasProblemderZeitunddessenLoesungdurchdieAssociation(施奈德:《当代问题及其通过合作的解决之道》)(Gotha,1834),从书名判断,它可能也包含着对圣西门派社会主义思想的说明。科学的反革命 791○28○29○30○31见A.Kohut,L.Feuerbach(柯胡特:《费尔巴哈》)(Leipzig,1909),p.77;AusgewhlteBriefevonundanFeuerbach(《费尔巴哈通信选集》),ed.W.Bolin(Leipzig,1904),vol.1,p.256,其中在1832年3月12日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费尔巴哈解释说,“巴黎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内心里情不自禁地被它牵动,我早就准M.Hess,DieheiligeGeschichtederMenschheit(赫斯:《神圣的人类史》)(Stuartgart,1837)。见T.Zlocisti,MosesHess(兹洛希斯提:《摩西•赫斯》)(Berlin,1920),p.13。1831年,当德国的圣西门主义运动兴起时,卢格二十九岁,费尔巴哈二十七岁,罗德贝尔图斯二十六岁,赫斯十九岁,而卡尔•马克思只有十二岁。“青年德意志”主要成员的年龄是,劳伯二十五岁,屈纳二十五岁,蒙特二十三岁,古茨科二十岁。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