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所研究的是各种事件和状况,如果我们在回答我们就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时,考虑到与这种回答相关的所有方面,则它们就是独特的或惟一的。然而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特有的现象。假如我们只考虑数量适当的方面——或者说,只要我们不是故意只从现实中选出那些方面,它们适合我们视为独立理论科学的任何一种相关命题体系——那么解释具体现象的任何尝试都是如此。假如我对自己数月不加修整的花园里的一块地,观察并记录它被杂草逐渐覆盖的过程,我就是在描述这样一个过程,它在细节上的独特性不亚于人类历史的任何事件。如果我想解释在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不同植物表现出的特殊形态,我就必须对不同时间影响着我这块地的不同位置的一切相关因素做出说明。我必须考虑,我能够从这块地的不同位置的土壤、阳光辐射、水分、空气流动等等方面的差别中发现什么,为了解释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除了关于所有这些事实的知识外,我还得利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气象学理论的不同内容。这一切工作的结果,就是对一种特殊现象的解释,然而它并不是一门花园内的地块如何被杂草覆盖的理论科学。 在这一类事例中,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很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普遍意义,值得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或是把对它的研究发展成一门明确的学科。不过有许多公认的学科所代表的自然知识领域,其方法论特点与此并无不同。譬如在地理学以及至少在大部分地质学和天文学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地球或宇宙的具体状况。我们的目的是解释一种独特的状况,其方法是揭示它如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产生,而这些因素服从着理论科学所研究的一般规律。从一般规律体系——在116 117使用“科学”一词时通常指的就是这种体系 ③ ——这个特殊含义来看,这些学科不是科学,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理论科学,而是把理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运用于解释具体“历史”状况的工作。可见,探究发生原理与解释具体现象之间的差别,跟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差别并无必然的相关性。在这两个领域,为了解释具体的特殊事件,我们都需要通则。假如我们想理解或解释一种具体现象,我们只能承认它或它的局部是某类现象之一,解释具体现象要以通则的存在为前提。 不过,侧重点上的差别却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一般说来,在自然科学中寻找普遍规律的工作地位崇高,但通常很少讨论它们被应用于具体事件,而且这也很少具有普遍意义;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对具体的独特状况的解释却像任何通则一样重要,而且经常比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大多数自然科学中,具体的状况或事件一般只是大量的类似事件之一,它们作为具体事件,人们只有局部的和暂时的兴趣,几乎不值得公开讨论(除非是作为普遍规律之正确性的证据)。在它们看来,适用于一切反复出现的特定事件的普遍规律才是重要的。而在社会领域,人们却对具体或独特的事件经常具有普遍兴趣,而认识它的所有重要方面又是如此复杂和困难,以至于对它的解释和讨论,成了一项需要专家投入全副精力的主要任务。我们在这个领域研究特定事件,是因为它们对形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起着作用,或因为它们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的建立和解体,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或现代工业的成长,都是独特的118事件复合体,它们帮助形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所以对它们的解释意义重大。 此外,也有必要简单谈谈这些惟一的或独特的研究对象的逻辑性质。在这个方面出现的无数争论和混乱,其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得归因于有关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思考对象的一般看法的不明晰,尤其要归因于这样的谬见:一种具体状况的整体(即一切可能的方面)总可以构成一个单独的思考对象。这里我们只能触及这种认识所引起的少数几个逻辑问题。 我们必须切记在心的第一点是,严格地说,所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抽象的。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对现实的一切知觉,包括最简单的感觉,都包含着根据某种或某些属性对对象的分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一定的时空限制内发现的同一个现象复合体,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加以思考;我们对事件进行分类或归类所遵循的原则,可以不但在一个方面而且在若干不同方面互有不同。各种理论科学只研究现象中那些能够适合一个单一关联命题体系的方面。有必要强调的是,这对于理论自然科学和理论社会科学都是正确的,因为那些有着历史主义倾向的作者,经常提到自然科学的所谓研究真实事物之“整体”或“总体”的倾向,用来为社会领域中的同样工作进行辩解。 ④ 任119 120何知识学科,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只能研究从现实世界中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理论科学中的选择原则,是把这些方面纳入有逻辑关系的规则体系的可能性。同样一件东西,对于这一门科学来说可能是个钟摆,对于那一门科学是个铜块,对于第三门科学则是一面凸镜。我们已经知道,一个钟摆有化学和光学属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研究钟摆的规律时,必须用化学或光学方法去研究它——虽然当我们把这些规律运用于具体的钟摆时,我们也许必须考虑到某些化学或光学定律。同样,正如已经指出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具有自然属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它们。 然而,对一个现象复合体中那些能够用相关规则体系加以解释的方面的选择,并不是科学家必须采用的惟一的选择或抽象方法。当研究的目标不是建立普遍适用的规律,而是回答周围世界中的事件所引起的某个具体问题时,他就必须选择与这个具体问题有关的那些特征。不过重要的是,他仍然要从他在有限的时空中能够看到的无限多的现象中,选择数量有限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可以说他在思考他所看到的“整体”状况。不过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能够在一定时空限制内观察到的全部事物的巨细无遗的整体,而是被认为跟提出的问题相关的某些特征。如果我问,我花园里的杂草为何以这种特定方式生长,那么任何单一的理论科学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发生这种现象的时空范围内的全部知识。当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针对有待解释的现象时,只有借助于理论科学的规律,我们才能选出与对它的解释相关的另一些现象。科学研究的对象绝对不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可以观察到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它永远只能是被选择出来的某些方面:根据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同一个时空内的状况,121122可以包含着无数不同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头脑其实根本不能掌握某个真实状况的一切不同方面这种意义上的“整体”。 把这些思考运用于人类历史中的现象,导致了非常重要的结论。它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某个历史过程或时期,根本就不是一个单一而明确的思考对象,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对象,只是因为我们对它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习惯于视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东西,能够成为无数个不同的思考对象。正是这方面的思想混乱,要对如今甚为流行的一种教条负责:一切历史知识必然是相对的,是由我们的“立场”决定的,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⑤ 这种观点是如下信念的自然结果:各个历史时期或事件复合体的通用名称,如拿破仑战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或英国的共和时期,代表着明确而固定的对象、独一无二的个体 ⑥ ,它对于我们是既定的,就像呈现为生物物种或行星的自然单位一样。其实,这些历史现象的名称仅仅是在限定着某个时期和地点,而对于我们对出现在该时期和地点内的相关事件所能提出的问题的数量,几乎未做任何限制。不管怎么说,只有我们提出的问题规定着我们的研究对象;人们为何在不同的时候会对同一个时期提出不同的问题,这当然有许多原因。 ⑦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在不同的时间,以同样的信息为基础,会对同一个问题提供不同的答案。不管怎么说,只123 124 化科学)。这就是李凯尔特的主张,他认为社会科学完全是根据某些价值去选择对其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对象,它们只能采用历史的方法。除非所谓的“价值考虑”(Wertbezogenheit)是指对某个问题的任何实际兴趣都包含着我们——譬如说——研究坎布兰地理的理由,不然的话情况就未必一定如此。如果我想知道尼克先生在某年如何当选为剑桥市长,这同样也是一项历史学的工作,虽然当选者是尼克先生而不是别人这个事实,可能不会对任何已知的价值产生影响。使一个问题成为历史问题的,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的原因,而是这个问题的性质。 902○68○69○70K.Gr n,DiesozialeBewegunginFrankreichundBelgien(格伦:《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p.182。不妨把这种说法与阿克顿勋爵谈到巴扎尔的一段手稿笔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做一比较,他说:“一个思想体系结束了。但它分崩离析的碎片却四处开花。”另参见J.S.Mill,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2ded.(1849),vol.1,p.250:圣西门主义“在其广为传播的短短几年里,便播下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趋势的种子,此后它们在法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另见W.Roscher,GeschichtederNational⒐konomikinDeutschland(罗舍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史》)(1874),p.845:“这是不容否认的:当时这些作家曾对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产生过无可比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同样,他们对最近的科学发展也有突出的意义。在最新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很少有哪一种思想是没有被任何一个法国前辈表达过的,它们顶多只是采取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形式。”见L.Brentano,“DiegewerblicheArbeiterfrage”(布伦塔诺:“手工业工人问题”),载Schonberg,Handbuch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2),p.935及以下。参见E.Hal vy,“Ladoctrine conomiqueSaintˉSimonienne”(阿累维:“圣西门主义的经济信条”),载L Eredestyrannies(Paris,1938),p.91。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012①②引文的页码指Cours第2版,ed.byE.Littr (Pairs,1864),它的页码与第3,4版相同,但不同于第1版和第5版。凡是可以利用的,正文中的引文都采用了Martineau小姐经过缩写的出色的英译本[ThePositivePhilosophyofAugusteComte(《孔德的实证哲学》),London,1893]。在引用这个版本时,书名简写为PP,以区别于法文原版的Cours(《教程》)。虽然日期的吻合只是出于偶然,但也许值得指出,《教程》最后一卷出版于1842年,即我们认为标志着“法国阶段”结束的一年,也正是最应视为这一发展之“德国阶段”开始的一年,对后者我打算另文撰述。1842年,洛伦茨•冯•施泰因的《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zialismusundKommunismusimheutigenFrankreich)和J.K.罗德贝尔图斯的第一部著作《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ZurErkenntnisunserˉerstaatswirischaftlichenZustnde)出版,卡尔•马克思把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交给了出版商。在前一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表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Oekonomie),L.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的智慧》(WesendesChristentums)。下一年,罗舍尔的《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概论》(Roscher,Grundriss最早出版于1822年,标题是Prospectusdestravauxn cessairespourr organiserlasoci t (《重组社会的必要工作纲要》),以这个标题只在1842年再版了一次。 112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212⑤参见H.G.Wells,ExperimentinAutobiography(威尔斯:《自传中的实验》)(London,1934,p.658)中有意思的坦率直言:“也许我对孔德不够公正,我不想否认他在描述现代观点上具有的优点。但是对于他,就像对马克思一样,我有一种真正的个人厌恶。”科学的反革命 312⑥⑦⑧《教程》,vol.2,p.312;vol.4,p.469。参见L.L vyˉBruhl,Laphilosophied AugusteComte(莱维.布吕尔:《孔德的哲学》),4thed.(Paris,1921),p.42;另见《教程》,vol.5,p.25。见《教程》,vol.1,p.9:“形而上学状态不过是前一种状态的一般变型。”另见vol.4,p.213。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412⑨○10○11○12同上,vol.1,p.12。同上,vol.1,p.16;另见vol.2,p.312;vol.4,p.230。同上,vol.4,p.256。同上,vol.3,pp.188—9:“全部神学或形而上学真正的一般本质是,在对外部世界现象的解释中,从原则上接受我们对人类现象的直观感觉;相反,实证哲学永远只做描述,必然而理性地遵循着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念。两种哲学之间表现出的根本分歧,由它们各自的发展所决定,实际上除了这两种同样不可避免的观点之间的这个简单差异之外,再没有其他基本的来源和永恒的基础。正如人类的精神所示,把必然性列为优先,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相应的意志,先是自然的,然后是超自然的,这构成了神学体系。相反,只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研究,能够提出并阐述自然规律这个重要观念,这是一切实证科学不可缺少的,并且通过其逐渐而不断的发展,最终被用于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即它的整体概括的最后阶段。……实证研究把对人的正确研究建立在过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上,只描述自发的和不变的趋势。”另参见vol.4,pp.468—9。科学的反革命 512○13○14见L.Grunicke,DerBegriffderTatsacheinderpositivistischenPhilosophiedes19.Jahrhunderts(格鲁尼克:《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事实概念》)(Halle,1930)。同上,vol.6,p.600。参见EarlyEssaysonSocialPhilosophy(《社会哲学早期论文集》),trans.H.D.Hutton,NewUniversalLibrary(London,1911),p.223。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基本思想都已在孔德的早期著作中明确表述过。因此我有时也会给这些文章的引文补充上它们在《教程》中的相应出处。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612○15○16○17○18○19同上,pp.533,563,570。同上,p.540。同上,vol.3,p.535。《教程》,vol.1,p.30。《教程》,vol.6,pp.402—3;另参见vol.1,pp.30—2:“在这种情况下,受观察的器官也就是进行观察的器官,那么观察如何能够进行?”以及vol.3,pp.538—41;PP,vol.2,p.385,vol.1,pp.9—10,381—2。科学的反革命 712○20○21《教程》,vol.3,pp.336—7;另见pp.216—7,以及《早期论文集》,p.219。有必要指出,早期著作中的这段话只是宣布:“人类个体对他人的行动,是他利用自己的感觉能够理解其模式的惟一行动。”见A.Comte,Opusculesdelaphilosoˉphiesociale,1819—1828(孔德:《社会哲学短文集,1819—1828》),Paris,1883,p.182。而在《教程》中相应的地方,这段话变成了:“他特有的行动,他自信能够理解的惟一的行动,就是基本的产生模式。”同上,pp.429—30;PP,vol.1,p.354。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812○22○23同上,vol.6,p.601。《教程》,vol.1,pp.10,44。科学的反革命 912○24参见C.Menger,Untersuchungen berdieMethodenderSozialwisˉsenschaften(门格尔:《社会科学方法研究》)(Leipzig,1883),p.15n。他在这里认为,在正确的社会科学中,“人类个体及其动机是我们分析的基础要素,它们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与精确的自然科学相比,精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便获得了一个巨大的优势。‘自然知识的局限’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困难,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有关社会现象领域的研究中。当孔德把‘社会’当做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当然是个格外复杂的有机体——来对待时,他的理论解释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了一个无比复杂和困难的科学问题,于是他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他的理论也许仅仅对于这样一些社会研究者来说是正确的:他们回顾了理论自然科学的现状,便异想天开,认为解释社会现象不是用社会科学的特定方法,而要用自然科学的原子主义方法”。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022○25○26○27○28○29○30同上,vol.4,pp.365—7;EarlyEssays(《早期论文集》),pp.193—8。同上,p.291。同上,vol.3,p.29。同上,vol.1,p.122;vol.3,p.295。同上,vol.6,599。《教程》,vol.4,pp.356—7;PP,vol.2,p.97。科学的反革命 122○31○32同上,vol.3,pp.321—2。《教程》,vol.3,40ele⒚on;vol.6,p.671。16.社会学:孔德及其后学 222○33○34○35○36○37《教程》,vol.4,p.15n。同上,pp.355—7。在《教程》中很不明确地涉及到这一点,见vol.4,pp.270—1。经常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评论。尤见E.Bernheim,GeschichtsˉforschungundGeschichtsphilosophie(伯恩海姆:《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⒐ttingen,1880),p.48;LehrbuchderhistorischenMethode(《历史方法教程》),5thed.(1908),index,s.v.“SozialistischˉnaturwissenschaftlicheoderkollektiistischeGeschichtˉsauffassung”。同上,vol.4,p.258;另参见《早期论文集》,p.239。科学的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