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态度不满足于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个人能够获得的局部知识,它把自觉控制的要求,建立在自以为能够从整体上理解这个过程并以系统的方式利用全部知识的假设上。由此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集体主义;虽然从逻辑上说,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有别于政治上的集体主义,但不难理解前者如何导致后者,而且如果没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政治集体主义其实也失去了它的思想基础:假如不是虚妄地认为自觉的个人理性能够掌握“社会”或“人类”的一切目标和一切知识,那么相信自觉的集中控制能够最好地达到这些目标的想法,也就失去了根据。坚持不懈地追求这种目标,必然导致这样一种制度:全体社会成员变成仅仅是一个从事控制的头脑的工具,对头脑的成长162有益的一切自发社会力量都会归于毁灭。 ⑨ 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这也许是一项最为艰难但相当重要的工作。我们作为个人,应当服从一些我们无法充分理解但又是文明进步甚至延续所必需的力量和原理,这对于理性的成长至关重要。 ○10 历史地看,造成这种服从的是各种宗教信仰、传统和迷信的势力,它们通过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理性,使他服从那些力量。在文明的成长中,最危险的阶段也许就是人类开始把这些信念一概视为迷信,于是拒绝接受或服从任何他没有从理性上理解的东西。这种理性主义者,因为其理性不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自觉的理性力量有限,因而鄙视不是出于自觉设计的一切制度和风俗,于是他们变成了建立在这些制度和风俗上的文明的毁灭者。这大概很好地证明了存在着一道障碍,人们一再向它发起冲击,却只会退回到野蛮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典型倾向还表现在另一个领域,即道德的领域,不过在这里作细致讨论未免离题太远。在这个领域,对那些没有确切证明其理由的普遍的和形式化的规则如果表示服从,也会遇到同样的反对。但是,要求对一切行为的判断应当根据对其全部后果的全面考虑,而不是根据任何普遍规则,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面对眼前可以确定的环境而服从普遍的规则,是只有有限知识自由的人能够与最低限度的必要秩序结合在一起的惟一方式。共同接受形式化的规则,是迄今为止所163 164发现的受单一意志支配之外的惟一选择。对这样一套规则的普遍接受,并不会因为它们未经理性的建构而失去丝毫的重要性。至少值得怀疑的是,用这种理性方式能否制定出一部有望被人们接受的新道德法典。不过,只要我们尚未做到这一点,那么仅仅因为其益处未被理性所证实,便普遍拒绝现存的道德原则(这不同于另一种情况:批评者相信他在一种具体情况中发现了更好的道德原则,于是决心不顾公众的反对来验证它),这无异于毁灭我们文明的根基之一。 ○11 165 10.工程师和计划者 对社会现象进行自觉控制的理想,在经济领域里影响最大。 ① 当前“经济计划”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唯科学主义观念的得势。这个领域中的唯科学主义理想,是以应用科学家、尤其是工程师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妨把讨论这种影响与评价工程师的典型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唯技术论立场或工程学观点对社会组织问题的影响,要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大多数全面改造社会的方案,从早期的乌托邦到现代社会主义,都有这种影响打上的烙印。近年来,这种用工程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欲望,已经变得十分明显; ② “政治工程”和“社会工程”,已经变成了时髦的 166 方法从自然科学转移到人类事务中来,它注定会给人类本身带来深刻的变化。……这种功能主义方法不再把观念或道德标准视为绝对价值,而是视为社会过程的产物,如果有必要,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指导和政治实践相结合而加以改变的。……我在本书中所赞成的技术主义论的扩张,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组织技术的进步,不过是把技术观念运用于社会合作的形式。被视为社会机器一个部件的人,经过训练和教育,其各种反应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他新近学会的各种活动,在一个组织框架内根据明确的效率原则得到协调。” ③ 我能够找到的由一位工程师对这种工程学立场的最好描述,它出现在伟大的德国光学工程师恩斯特•阿贝的一篇演说中:“在实际行动之前,一个建筑师是如何完成他的建筑活动的?在此之前,他早就在头脑中将其完成了。他只需借助画笔、钢笔将自己的想法加以落实,在纯理智的层面,用玻璃、金属等等材料,构筑一幅复杂的图画,直到确定下每个部分,都是纯粹的精神劳动,在将各个部分的设计付诸行动之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只是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除了计算和测定全部建筑要素的详细的作用和形式,人类用来劳动的双手将不再具有其他更多的功能,并且在经验中除了形成那些居?支配地位的方法和辅助手段,也没有其他的功能,而这些方法和手段对于最终付诸行动是非常适用的。”转引自Franz Schnabel, 口头禅,它们就像当前这一代人对“自觉”控制的迷恋一样,也是他们的世界观的特点;在俄国,艺术家甚至为斯大林授予他们“灵魂工程师”的称号而自豪。这些名称反映着对工程师的任务与大规模社会组织的任务之间的根本差别的混乱看法,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思考一下它们的性质。 这里,我们只限于谈谈工程师的专业经验常常造成的并决定着其世界观的那些特殊问题的几个突出特点。首先,他的典型任务通常有着完全自足的特点:他只关心单一目标,对为此目标而做的所有努力进行控制,并为此而支配范围明确的现有资源。这使他的工作有可能获得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即至少从原则上说,复杂的操作过程的各组成部分,事先就在工程师的头脑里完成了,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全部“数据”,已被清楚地纳入了他事先的计算,并被绘制成蓝图,以此支配整个方案的实施。 ③ 换 167168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bundert(施纳贝尔:《十九世纪德国史》)(1934),vol.3,p.222。此书是有关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史中这个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宝库。④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解释在准备一份工程蓝图时不管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劳动分配或分工,它在一些重要方面仍是十分有限的,大大不同于非个人的社会过程所依靠的知识分工。我只能满足于指出,对于拟定工程计划的人必须达到的结果,不但要确定其准确的性质,而且为了使这种分工成为可能,还必须知道这种结果是能够不超过最大成本而取得的。 言之,工程师完全控制着这个他所关心的特定的微观世界,对其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解,而且他只能处理“已知数据”。 ④ 就解决他的工程问题而言,他并不参与别人在其中独立做出决定的社会过程,而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一个孤立的世界里。他已经掌握的技术、已经掌握的分类原则的应用,当然是以有关这些客观事实的全部知识为前提;这些原则指出事物的客观属性,并且只有在所有特定的时空条件凑在了一起并受到一个人的头脑的支配时,才能加以应用。换言之,他的技术只适用于根据客观事实确定的典型环境,而不适用于如何找出什么资源可以利用,或不同的需求中哪一个更为重要这种问题。他在客观可能性上训练有素,这与特殊的时空条件无关,他知道事物的客观属性,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知道的这些属性不涉及特定的人类状况。然而指出一点是很重要的:工程师把他的任务视为一个自足的整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幻觉。他在一个竞争社会中的处境,使他能够这样看待自己的任务,这是因为他能够把作为自己素材之一的、来自整个社会的帮助视为既定的,他不必为此操心。他能够以既定的价格买到他所需要的物料和人力,只要他发给手下人薪水,他们便可保证自己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通169 170 171常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由于他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市场为他提供的条件上,这些计划才适应更为复杂的社会活动。由于他不必关心市场如何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才能把自己的任务视为自足的。只要市场价格不出现意外的变化,他在自己的计算中就能够以它们为指南,而不必过多考虑它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