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教益的做法,莫过于把这些统计学整体——有时“集体”一词也适用于它——的性质,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研究的整体或集体的性质加以比较。统计学的研究也涉及个体的属性,虽然它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个体的属性,而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集体”或“人口”的全部个体中一部分可以从数量上确定的人所具有的属性。任何一群个人要想形成一个真正的统计学群体,我们研究其频率分布的那些个体属性甚至不应当有系统的相关性,或至少当我们对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进行选择时,我们不受有关这种相关性的任何知识的引导。统计学的群体,即我们据以研究“大数量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s)所产生的规则的那个群体,显然不是我们把社会结构称为整体时所说的那种整体。从以下事实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假如我们是从全部要素中随机选取某一部分,这对统计学所研究的那种集体的性质肯定不会有任何影响。统计学远不是在研究关系结构,反而是故意系统地不考虑个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再说一遍,它所关心的集体的要素的性质,不是特殊要素的性质,而是具有某种性质的要素以一定比例出现在整体中的频率。此外,它假定这些性质与使要素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方式之间没有系统的相关性。 结果是,在对社会现象的统计学研究中,理论社会科学所关心的结构实际上消失了。统计学可以给我们提供用来建立这种结构的原料,但它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这种结构本身的任何事情。108 109在有些领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词语的统计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语言结构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是很难否认的。但是,尽管有时会有相反主张,对于另一些有着系统相关性的整体,比如价格体系,这种观点也同样正确。有关各种要素的统计信息,不可能为我们解释相关整体的性质。统计学能够产生有关整体性质的知识,仅仅在于它使我们了解到统计学的集体,而它的要素是各种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得具备有关许多语言、许多价格体系等等的统计学信息。但是,除了我们所了解的实例的数量之有限性给我们造成的实际限制外,对这些整体的统计学研究还有个更严重的障碍,即我们已讨论过的一个事实:这些整体及其性质对于我们的观察而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只能由我们利用其各种部分去构想或组合而成。 不过,我们的这些论点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中以统计学名义所做的一切。从统计学这个词的严格的现代意义上说,被冠以这种称呼的许多东西并不是统计学;它们根本不是在研究群体现象,只是从这个词更为陈旧和宽泛的意义上,即用它来称呼有关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描述性信息,它们才被称为统计学。今天,虽然只有当描述性材料具有量化性质时才使用这个词,然而这不应当导致我们把它同狭义的统计科学相混淆。我们平常看到的大多数经济学统计,比如贸易统计、有关价格变动的数字、大多数“时间序列”或“国民收入”统计,都不是适合于群体现象研究的技术所能应用的素材。它们仅仅是在前面第五章结尾时所讨论的那种“计算”和频率计算。假如它们指出了重要的现象,它们作为有关存在于特定时刻的状态的信息可能很有意义。不过与统计学本身——它可以帮助发现社会领域中的重要规律(虽然是与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完全不同的秩序中的规律)——不同,除了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外,没有理由指110望这种计算能够向我们揭示任何重要的东西。它们不能提供各种概括,当然不意味着就没有用处,它们甚至有很大的用处。它们常常提供给我们一些素材,我们的理论概括若想具有实践用途,就必须被运用于这些素材。它们是有关具体状况的历史信息的实例,而我们在下面几章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种信息的意义。 111 7.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历史主义 看到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历史主义”被说成是唯科学主义立场的产物,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因为通常它被视为遵照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的对立面。但是更为严密的思考可以证明,适用这一术语的那种观点(切莫把它跟真正的历史研究方法相混淆),正是与有关社会现象的典型唯科学主义谬见相同的另一种偏见的结果。历史主义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对立面,如果这种主张看上去仍然自相矛盾,这也是因为这个概念的用法,有着两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截然相反却时常混在一起的含义:其一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观点,它对历史学家的特殊任务与科学家的任务做了正确的区分,否认历史的理论科学之可能性;而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反,断言历史是能够导致有关社会现象的理论科学的不二法门。这两种有时被统称为“历史主义”的观点之间对立不管多么鲜明,假如我们看看它们的极端形式,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却足以使历史学家的历史方法逐渐变成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历史主义,它试图把史学变成一门“科?”,而且是有关社会现象的惟一科学。 早先的历史学派的发展过程,最近已由德国史学家梅尼克112做过出色的描述,它虽被冠以“Historismus” ① 这个错误的名称,却主要是针对某些十八世纪(尤其是法国人)的观点中那种概括的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而兴起的。它强调一切历史现象之独有的或惟一的(individuell)性质,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它们视为众多因素在长时段里发生作用的共同结果,才能加以理解。它对“实用主义的”解释,即把社会制度视为自觉设计之产物的解释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包含着对“综合性”(compositive)理论的运用,它解释了这些制度如何能够作为众多分立的个人行为之不期然的结果而产生。有意义的是,埃德蒙•柏克是这种观点的创立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亚当•斯密也在其中占有可敬的位置。然而,这种历史方法虽然有着理论的意味,即对社会整体之结构严密性的理解,然而运用它们的那些史学家,不但没有系统地阐述这种理论,也很少意识到自己在运用它们;他们对一切有关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观点的正当厌恶,易于使他们的教诲染上一种反理论的偏见,它最初只是为了对抗错误的理论,却造成了这样印象:适合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与适合于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之间的主要差别,与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113 114这种与绝大多数社会现象研究者的理论的对抗,造成了一种假相,仿佛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差别,是自然科学对象和社会科学对象之间的差别的必然结果;对普遍规律的寻找,只能局限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则必须以历史方法为主导,这种信念变成了后来的历史主义得以成长的基础。不过,历史主义虽然保留了这个领域以历史研究为主导的主张,它却颠倒了早先历史学派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唯科学主义风气的影响下,逐渐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对社会的经验研究,从中将会产生出终极性的通则。历史成了将会诞生一门新社会科学的来源,这门科学既是历史的,同时又能提供我们希望获得的有关社会的理论知识。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早先的历史学派向更新颖的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的实际步骤。也许可以公正地指出,这里所指的那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不是由史学家,而是由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创立的,他们希望借此找到一条通向有关其主题的理论的经验主义之路。不过,细致地探寻这一发展过程,揭示对它负有责任的人实际上如何被他们那个时代的唯科学主义观点所左右,只能留待后面的历史说明。 ② 我们这里只能简单加以考虑的第一点是,任何主题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差别的性质,事实上使得要求历史成为一门理论科学,或理论应当永远是“历史”理论的观点,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假如我们理解这种差别,那么十分明显,它同这两种研究方法所处理的具体对象之间的差别,并无必然的联115系;为了理解任何具体现象,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对这两种知识有着同样的需求。 891科学的反革命 991○35○36○37除了Muckle,Eckstein,Cunow和Sulzbach的各种早期著作外,应特别参见KurtBreysig,VomhistorischenWerden(布莱西希:《历史的形成》),vol.2,pp.64及以下,84;W.Heider,DieGeschichtslehrevonKarlMarx(海德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Forschungen”,etc.,ed.K.Breysig,no.3(1931),p.19。这些看法已经由V.Volgin的细致研究[“ berdiehistorischeStellungSaintˉSimons”(沃尔金:“论圣西门的历史态度”),MarxˉEngelsArchiv,vol.1/1,FrankfurtamMain,1926,pp.82—118]所证实。见MaximKowalewski,KarlMarx,EineSammlungvonErinnerungenundAufstzen(科瓦列夫斯基:《马克思,回忆与文章集》)(Z rich:V.Adoratskij,1934),p.223。据W.Sulzbach在DieAnfnge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苏尔茨巴赫:《唯物史观的起源》)(Stuartgart,1911,p.3)中的一段话判断,似乎也有独立的证据表明,马克思上中学时就研究过圣西门主义的著作。不过我找不到这一线索。参见B.Foeldes,“BemerkungenzudemProblemLorenzvonStein—KarlMarx”(福尔德斯:“关于施泰因—马克思问题的评论”),Jahrbuecherf rNational⒐konomieundStatistik,vol.102(1914);H.Nitschke,DieGeschichtˉsphilosophieLorenzvonStein(《施泰因的历史哲学》),supp.no.26,HistorischeZeitschrift(M nchen,1932)。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002○38○39○40见F.Mehring,Geschicht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4thed.(1909),vol.2,p.180。参见H.Dietzel,Rodbertus(迪策尔:《罗德贝尔图斯》)(1888),vol.1,p.5,vol.2,pp.40,44,51,66,132及以下,184—9;C.Andler,Lesoriginesdusoˉcialismed tatenAllemagne(安德勒:《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Paris,1897),pp.107,111;C.GideandC.Rist,Histoiredesdoctrines conomiques(纪德等:《经济学说史》)(Paris,1909),pp.481,484,488,490;F.Muckle,DiegrossenSozialisˉten(穆克尔:《伟大的社会主义者》)(Leipzig,1920),vol.2,p.77;W.Eucken,“ZurW rdigungSaintˉSimons”(奥伊肯:“可敬的圣西门”),Jahrbuchf rVolkswirtschaftundGesetzgebung,vol.45(1921),p.1052。泰尔最近对这种观点的驳斥[E.Their,Rodbertus,Lassalle,AdolfWagner,ZurGeschichtedesdeutschtenStaatssozialˉismus(泰尔:《罗德贝尔图斯、拉萨尔、瓦格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史》),Jena,1930,pp.15—6],似乎是由于他对圣西门主义作品的了解不够充分所致。参见G.Mayer,FriedrichEngels,EineBiographie(迈耶:《恩格斯传》)(Berlin,1920),vol.1,pp.40,108。科学的反革命 102○41见Andler,前引书,p.101。圣西门主义影响德国思想的另一个有趣但完全未得到研究的事例,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至少有证据说明他和圣西门主义者的小圈子有直接交往。他于1823—24年曾访问巴黎,1830年10月他又从美国去了巴黎。初次访问时,他便结识了《百科杂志》(Revueencyclopaedique)的第一位主编,他第二次访问时,这份杂志已落入圣西门主义者之手,1831年8月后由H.卡诺编辑。李斯特的兴趣就像圣西门主义者一样,主要是铁路计划,在他访问期间,与志趣相投的人建立联系的任何努力,肯定会使他径直找到圣西门主义者。我们知道李斯特早就见过谢瓦利埃,而且他曾想结识戴希塔尔[见他的Schriften,Reden,Briefe(《文章、谈话和书信》),ed.FriedrichListGesellschaft,vol.4,p.8]。他的两篇讨论铁路的文章发表在《百科杂志》上。我无法确定他在这些文章中曾引用过的《环球报》(对于这段话,《文章、谈话和书信》的未起疑心的编者曾徒劳地想在英国的《环球和旅行家》上寻找出处),是否就是圣西门主义者的那份同名杂志,但很可能就是如此。见Schriften,vol.5(1928),pp.62,554。几年后,李斯特翻译了路易•拿破仑的《拿破仑思想》(Id esNapol oniennes),我们必须留意它的圣西门主义倾向。现在已经知道,他在写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Oekonomie)这部主要著作的第一版时,在1830年代第三次来到巴黎,而且逗留时间更长。他感到不得不捍卫自己的观点,不让人怀疑“圣西门主义”有着共产主义含义,因为当时人们普遍就是这样理解的(Schriften,vol.4,p.294)。几乎无可怀疑的是,他后来的著作中与圣西门主义思想的任何明显的相似之处,都是源自这部著作。当然,这样的相似之处并不少见。尤其是李斯特的“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的观,很可能就是源于圣西门主义;按照这种观点社会进化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是德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学派很容易接受的观点。法国对李斯特有多么强烈的影响,可由他反对“意识形态”的提法得到证明。德国经济学家的历史学派注重发现经济规律的不同阶段,作为其来源的另一位德国作家是B.希尔德布兰特,普朗格也指出了他的思想源于圣西门主义者,见J.Plenge,StammformendervergleichendenWirschaftstheorie(普朗格:《比较经济理论基础》)(Essen,1919),p.15。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202○42○43见M.Dommanget,VictorConsid rant,savie,sonoeuvre(多曼热:《孔西德朗的生平与著作》)(Paris,1929)。见H.Louvancour,DeHenriSaintˉSimon CharlesFourire(洛万科:《从圣西门到傅立叶)(Chartres,1913),H.Bourgin,Fourier:Contribution l tudedusocialismefran⒚ais(《傅立叶对法国社会主义研究的贡献》)(1905),尤其是p.415及以下。科学的反革命 302○44○45○46马志尼在1830年到1835年期间,尤其是他流亡法国时,与圣西门主义者P.勒鲁和J.雷诺交往密切,这种交往的后果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见G.Salvenimi,Mazzini(萨尔维尼米:《马志尼传》)(收在G.d Acandia,LaGiovineEuˉropa)(Rome,1915),passim;O.Vossler,Mazzini spolitischesDenkenundWollen(沃斯勒:《马志尼的政治思想和愿望》),supp.no.11,Historische,Zeitung(M nchen,1927),pp.42—52;B.Croce,HistoryofEurope(克罗齐:《欧洲史》),pp.118,142。关于马志尼后来对圣西门主义的政治态度,见他的“对民主的若干思它对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可能也有直接影响。至少霍奇斯金从法国回来后写于1820年的一封信,表现出相当清楚的圣西门主义思想的迹象。见E.Hal vy,ThomasHodgskin(阿累维:《霍奇斯金》)(Paris,1903),pp.58—9。我感谢W.Stark博士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关于蒲鲁东学说中的圣西门主义因素,见K.Diehl,Proudhon(迪尔:《蒲鲁东》)(1888—96),pp.159,176,280。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402科学的反革命 502○54见JohannPlenge,Gr ndungundGeschichtedesCr ditMobilier(普朗格:《动产信贷的形成和历史》)(T bingen,1903),尤见p.79及以下,以及该书p.139引用的《动产信贷1854年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当我们谈到工业的一个分支时,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602科学的反革命 702○59○60○61○62○63见C.Pecqueur,Economiesociale:desint r tsducommerce,del industrieetdel agriculture,etdelacivilisationeng n ral,sousl influencedesapplicationsdelavapeur(《社会经济学:商业、工业、农业和整个文明的利益,以及蒸汽的应用对它们的影响》)(Paris,1838)。转引自G.Pinet,Ecrivainsetpenseurspolytechniciens(皮耐:《综合工科学院的作家和思想家》)(Paris,1887),p.165。见VuespolitiqueetpratiquessurlestravauxpubliquesenFrance(《法国公共事业的政策与实践观》),这是四位圣西门派工程师于1832年发表的。见M.Wallon,LesSaintˉSimoniensetlescheminsdefer(瓦龙:《圣西门主义者和铁路》)(Paris,1908);H.R.d Allemagne,ProsperEnfantinetlesGrandesenˉtreprisesduXIXsi cle(《昂方坦和十九世纪的大企业》)(Paris,1935)。见G.v.SchulzeˉGaevernitz,DiedeutscheKreditbank(舒尔茨.加费尼:《德国的信贷银行》)(GrundrissderSozial⒐konomikV/2)(1915),p.146。15.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802○64○65○66○67有关他们这个阶段的全部活动,见G.Weill,“LesSaintˉSimonienssousNapoleonIII”(维尔:“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圣西门主义”),Revuedes tudesNapol oniennes(May1931):391—406。DesId esNapol oniennes(《拿破仑思想》)(1839),L id eNapol onienne(1840),Del extinctiondupaup risme(《论消灭贫困》)(1844)。见A.Guerard,NapoleonIII(盖拉尔:《拿破仑三世》)(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43),p.215,此处称,对拿破仑的这种描述“极其正确”;另见H.N.Boon,R veetr alit dansl oeuvre conomiqueetsociale(布恩:《经济和社会工作中的梦想与现实》)(TheHague,1936)。尤其是儒尔当——他是昂方坦的一位密友——和盖洛尔。关于后者,参见SainteˉBeuve,NouveauxLundis(圣伯夫:《新伦迪》),4;关于这位作者本人同圣西门主义的关系,见M.Leroy,“LeSaintˉSimonismedeSainteˉBevue”(勒鲁瓦:“圣伯夫的圣西门主义”),Zeitschriftf rSoziolwissenschaft7(1938):132—47。科学的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