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对本市和兴远县众多毛纺厂意义重大,也事关财政"灶台"。80年代末,兴远有大小纺织厂近500家,占全县工业企业总数的1/3,其中95%为个体生产。 "价格闯关"暂停后治理整顿的第一年,1989年,本地羊毛价格下滑,市县级毛纺厂效益大落,流动资金难求,此时原料成本高,也缺乏统一大市场。一家本省市属毛纺厂对这几年的涨落体会深刻: 1988年10月我们厂得到消息,全国抢购风潮过后产品销售市场将出现困难,资金更趋紧张。所以1989年初降价,回收资金。之后我们主攻中小城市市场,并易货兑现(用产品交换急需的物资、材料、燃料等),新品种也增多,市场销路不错。 国家部委下发文件--如同本县管制葵花销售一样--要求从1991年起,国家对主产省的羊毛主要品种实行收购指导价。其后四五年,羊毛价格和产量徘徊不前。过了几年,城市毛纺厂普遍亏损严重,平城镇4元钱就能买到1斤羊毛了,而棉花还8元呢,农民就又自己织羊毛衣裤了。 如果说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各种力量在平城"推手"不断,那么这大多源于1987年平城历史深层板块力量出现的转折。这年,镇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农业生产总值。①本市同样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农民虽然不知晓这些指标,但他们已经在用实际行动调整着目标,试图在上述这些大工业生产中加入自己的成果,而这样的区域分工或分割都和财政体制密切相关。 1985年,本省结合中央改革精神,对收大于支的本市财政由原来的"超收比例分成"变为"定额上解"的"大包干制"。实质是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和国家第二步"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划分各级财政收入。 80年代中期,本市亦是因为这一政策及补贴负担过重、县财政吃紧等原因,对县(区)进行着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对支大于收的实行"核定收支,定额补助,收入留用,自求平衡,一定五年"政策;对收大于支的实行"核定收支,定额上缴,超收留用,自求平衡,一定五年"。 在这样的财政体制下,80年代,在划定的行政区域内,如70年代平城公社齐备的各类社队企业一样,烟厂、酒厂、化肥厂、纺织厂、造纸厂等一应俱全,它们不单供给本地,还不得不在日益放开的市场内和别的区域的类似厂家竞争。当然,现在,政府和他们的关系更紧密了,是自家的锅灶了。从本市和兴远县工业企业看,1985年后又迎来一轮新建高峰,主要集中在印染、化工和无线电等领域。 分灶吃饭了,地方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所有企业开足马力。本市国营工业企业销售税金80年代初都在3 000万元左右,而1985年后几乎一年一个新高,1989年已高达1亿元了。 在双轨制下,原材料管理也多为包干,加上计划外销售和预算外投资建设大多来自地方政府,企业与政府更亲密了。80年代中后期,除去税金,地方企业也通过各种承包费或利润方式,直接为本地贡献着预算外收入。本市预算外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及主管部门的贡献都占到70%以上,国营工业应交利润在1983年后的几年间增长了近3倍。市政府也千方百计地为本地大中型骨干企业、利税和预算外资金上缴大户解决资金等方面的困难。财政局说,"保住了这些企业,就保住了地方收入的70%以上"。 同时,地方产业也带动着乡村工业,我们从前述80年代中期农民初尝市场办企业的自筹资金投资方向也能看出,轻纺、机械加工、建材等成为增长和竞争的热点,由此也形成了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利税改革让人没想到的结果是,大包干体制固化着地方政府利益,上述税金和利润都是政府怀里的"香饽饽",政企更难分家了。 1992年,本市还对几十家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总承包",一定五年,后被"财税大检查"要求改正。承包流转税虽然曾经出现,但已为财政部门禁止,不过类似情况基层依然存在。本省一县财政局也分别以收入退还书的形式给该市酒厂退库了税款100万元和107万元,同一日,酒厂又将同额钱款以转账支票形式存入市财政账户,县财政记入"预算暂存"科目。于是本应该把税款的25%分成给市财政,现在绕了一圈又归了县本级财政。如此各级政府间截留分成收入的情况渐多,特别是地方截流中央收入,这也成为1994年分税制出台的一大原因。 财政包干体制还通过上缴利润、透支或借款、垫支弥补政策性亏损等方式大大挤压了银行资金,加上储蓄大战等内因和1986年开始的几次放松银根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抢购成风,共同推动了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那个阶段,有位老太太一下买足了未来30年要吃的盐。 原料大战自然少不了各级政府的密切关照,这加剧了各行政区域间的产业趋同和贸易壁垒。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省际间贸易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1989年,各省区间互相调入的消费品指数下降了2%,相互调出则下降了9%。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表明,1985~1992年,国内省际之间贸易额的年增长率仅为4.8%,大大低于全国零售商品9%的年均增长水平。 维持自家灶台边界的就是行政隶属关系。 现在,各行政区域围在自家灶台前热闹生产,政府和它们的企业迸发着多年没有的热情--行政隶属关系成为二者的强大纽带,互为依托。平城当然也希望除了煤窑外有更多自己的灶台生产者,其后第一轮招商引资中兴建的两个砖窑就是重要结果。曾经政社合一公社体制下的对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形象,现在也变成了行政上下级关系,企业虽有了更多自主权,但在厂长人选和财税方面直接受管于它们的"婆婆"。 不过,如同上述本市的做法,时下企业利润可以承包,税可以承包,税利可以混用一起承包了。暗地里,"自家灶台"无一不遭遇着市场展开的影响,众多"大战"就是信号,"流动"的力量--原材料、商品、劳动力、资金、私有买卖--要突围。不过问题是,"一包就灵"之花能开多久呢?(摘自第五章《"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