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南村村长郭文斌怎么也想不到,好心好意给镇里借的15万元,却让他这个“平城最聪明人”的脑子坏掉了。 “鱼二”借钱后的四五天,镇上没有一点还钱的动静,郭文斌有些慌,到了第七天,他问了几次镇干部还说等一等,可仗义帮忙的“鱼二”过两天就要进货了啊!郭文斌觉得自己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借新还旧。从这一刻起,他便注定被这个垫税和高利借贷的旋涡卷得越来越深。下面是郭文斌账本上艰难的利滚利借贷记录: 2001年12月23日,他借常小伟现金1万元,借镇粮站段三4 000元,月息均三分。当天这两笔总计1.4万元的现金可算还给了对门的“鱼二”。 2002年8月28日,他向田时光借高利贷5 000元用来归还粮站段三的本息4 960元。 2002年12月27日,向高朱海借款1万元,又向郭长吉借款5 000元,第二天归还常小伟本息13 600元…… 2004年6月6日,郭文斌又一次向“鱼二”借款3万元,用以偿还别人的本息。至此,3年间他从鱼二开始,又转回到了这儿,只是负债增大了很多,仅利息自己就垫进一两万元。他借过高利贷的人超过20个,本村人现在已不借给他了,他只能去外村。村长任期前两年,他还为村里的公益事业出力,修渠、建闸自己垫进去大约12万元,而镇上没给过一分钱,第三年他死活也再不当村长了。 郭文斌不停地去镇政府要账。“全镇现在债务就有700万,镇政府那几栋房子也才值30万,电费都赊欠着。怎么给你还钱呢?”一个政府干部对郭文斌说。镇里老会计安慰他再等等,“现在镇政府如果放话,说所有债权人都能拿着借条来兑现了,那可怎么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郭文斌怕日后没有催要的凭据,还请镇政府几个勤杂工写了张证明,说“(郭文斌)来政府要钱的次数比镇干部上班的次数还多”。 郭文斌读过私塾又是老高中生,“文革”后在镇上最早做起米面加工,他和什么人都合得来,什么机械都会修,大家都说他是镇上最聪明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他爷爷一家从长工做到地主,村里不少的土地当初可都在人家名下。 现在,郭文斌说自己成了“转账干部”,他后悔当这个村长,更后悔帮镇政府借钱垫税。一天晚上,他头发突然全变白了,大家就改叫他“郭白头”了。 一日,女儿从本市回家,见父亲满头白发蹬着破车东借西垫,很伤心,就给他买了辆银灰色电动自行车。郭白头便骑上电动车四处奔走,直到一年后这辆车子在借款路上被撞坏。 现在,郭白头脑子里几乎都是借贷数字,每遇上人,他说着说着就不自觉地把话题引到借钱上了,“给咱借上点高利吧?过三五月就还。”人们开始还听着,越往后就越没人答理他了。大家说咱们镇上最聪明人的脑子坏了。 不过经过省城朋友的指点,郭白头还是找机会把前面那张私人签名的借条换成了盖有镇政府公章的借条,这样保险些。 北村村长周大正则庆幸自己始终没变更过债主,要不肯定也像郭白头一样烦死。不过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除了不断增长的利息,债主夏中华后来得了脑血栓急等用钱,镇政府又总没个还钱音信,夏的老婆隔两天就来周家要债,还大哭了几场。 生性勤快爽直的周大正80年代被村民推举为“水头”承揽灌溉,从此与村政结缘。1990年买下一台四轮车,农闲时帮人家拉砖石,也算丰衣足食。 1996年开始他做了两届村干部,2003年卸任后,新村长拒绝接收此前他为村里开渠欠下的债务。一天夜里,债主拉走了周大正的四轮车。没了四轮车的他像断了半边胳膊,之后几年总误了春耕,运货收入也没了。 2002年4月,平城镇换了新镇长王谦,他倒承认该笔债务是税款,也应该由镇政府归还,且在周大正的多次催求和上访后,2003年2月和2004年1月,镇里分别还了4 000元和2 000元,也还了郭白头500元。但之后又没有音讯了。 2004年10月,周大正想再请王谦镇长帮助,王镇长或是被催烦了或是当时镇上根本拿不出什么钱,甩出句话来:“谁给你打的条子你向谁要去吧!我不管!” 转过年来——2005年1月——距2001年12月16日已过了3年,周大正和的郭白头分别请人写下了诉状送至兴远县人民法院,他们为这两笔债务要状告自己的故乡——平城镇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