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郭白头的官司后不久,平城镇镇长王谦就被调到县里一个机关做领导。这时他才感悟到,自己和郭白头他们没有区别。 2006年春天,平城镇街头两个闲坐着的农民聊起王谦来。 “王谦调走了几个月了,我怎么最近还看见他来镇上啊?” “那是要钱嘛!” “他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结账?” “不利落啊!他的债也是越擦越多,听说镇里欠他几十万,他又欠亲戚朋友同学和信用社几十万哪!” “怎么当个镇长还能欠下一屁股债?!” “那还用说,要么是给开工资了,要么是买税去了。” “他真是不机灵啊,当镇长没捞上还被拖累下这么多!” “是啊,平城镇穷得要啥没啥怎么给他还呢?现在又换了年轻的领导,新官不理旧账,谁管他的啊!” 别看是闲扯,但基本属实。2002年刚40岁的王谦被调到平城做镇长,为了镇里“运转开”,他一来就向同学亲友借了40万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他拿着自家房产证去银行抵押借出的。 “我苦亲戚、害朋友的都是为了‘跑税’啊!”王谦回忆起当年感慨万分,“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好做了,就是财政税收难,所以(乡镇)就只好跑税了!因为县财政活不了嘛。” 王谦说的“跑税”其实就是买税。 简单地说,买税即是把按纳税原则应该纳入别的行政区域的税款,通过支付好处费等方式在另一地缴纳的行为。比如,如果你那里(通常是乡镇或县)的财政税收任务今年已经完成了,而且还有富裕税源,而我这里没完成任务正缺税,这时我把注册在你那里的企业拉到我这儿纳税,这就是“引税”;而如果你按税法本应交100万元的税,到我这里,我只要你交50万就够了,那就是“买税”了。那50万缺额乡镇政府通过借贷或以财政收入来“垫”——如同王谦借款的主要用途一样。 王谦虽然说自己都是被买税给害了,但人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一次开会,县一干部对与会干部大声讲: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可我工作了这么多年还很少见或没见到这样的干部,但今年我见到了,那就是王谦同志。他为了乡镇工作的运转,把自己的房产证押出去贷款,让政府过日子。我们在座的同志谁舍得这样做?! 不过多数干部心中的王谦很傻,太不精明,没捞什么油水还压了一身债,把亲戚朋友也都害了。曾经的平城书记孔超越就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很难做!” 镇上传闻纷纷,有的说王谦打击村干部工作,有的说王谦傻,还有的讲他就知道买税赚钱了。当然,也有人说他人善良,不懂得为自己。 如今,在郭白头和周大正眼里,所有的乡镇领导几乎都是贪污犯,王谦当然更是。而实际情况表明,王谦自己确实又是个大大的受伤者,而他这个伤痛恐怕没几个人能理解。 一旦你深入乡村,就会发现所有事实都如此复杂,扑朔迷离,小到一家一户锅里的饭食,大到国家政策的落实,也许在某个时候都会成为这个地方变迁的核心推动力,环环相连、此起彼伏。在经过8年的调研和分析后,我们发现,要研究真实的平城镇变革就不得不分析其经济关系,而要明白经济演变就必须分析其财政运转。 很多人认为财政非常专业——是,但也不是——如果你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家的收入支出,考虑一下工资条上的扣税栏,你就会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宛如家庭主妇必须考虑收支一样,财政于国家而言,也是各种政策,特别是重大决定必须考虑的因素,甚至有时具有决定作用。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个阶段的中国,引税在中国一些基层机构尤其是乡镇政府间徘徊,将那里的人、财和职能全部掏空。虽然它是种历史现象,有开端也有结束,新世纪后已大大减少,但曾经的疼痛仍在。 这个最初不起眼的弥补财力不足的方式,这个通常被视为征管小漏洞的问题,一个税收非正常流动的奇特现象,究竟是怎样在这十多年内让一些中国乡镇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的?它究竟与乡村经济社会关系如何呢?又是怎样悄然减少的呢? 我们无法回避真实,我们仍在历史中,穿越曾经的迷雾也是为了看清以后的道路。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时代一些基层政权财税关系和运行的调查研究,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史,也是在中国各级政权互动影响下对乡镇这级地方政府的综合考察,或者说,它是一本乡镇干部阶层30年变迁的传记,是再次认识中国30年岁月的一张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