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的一天,平城公社马蹄营大队宋润宝下定决心赶赴延安。凌晨5点,健壮的他背上一长卷行李溜出村,第二天黄昏来到延安,远望宝塔山,野花一片。不过这个地主子女不是来参观革命圣地或访亲探友,他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肩头那一大卷东西卖出去,换成钱回家买粮食。 马蹄营距平城公社中心10里地,盐碱严重,细心人估算这个大队此时"至少有70%的劳动力偷偷'外流',小队、大队、公社干部不管,春耕垮了"。他们甚至把生意做到北京,人们说来往的火车上时常可见他们队的农民互相打着招呼。遇到紧俏时,"外流"一趟甚至挣回过700元,那可是公社几个领导一年的工资呢。 他们卖出的物件是炕布--北方人家的好东西。以往农家炕上多铺苇席,扎人,相比之下这红红绿绿、布满牡丹凤凰的炕布当然惹人喜欢,娶媳妇更少不了。一块炕布用一斤漆,10元钱成本,卖价至少20元。 70年代末那几年,每当黑夜,马蹄营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办"美术展":男女老幼齐上阵,先裁白洋布,再挂上墙,之后涂底子,最后女人和孩子们拿着沾满油漆的棉花团,几扭几转,一朵朵鲜艳的牡丹花就出来了。 但画、卖炕布绝对是"地下活动",必须反锁家门,油漆再呛也不开窗,卖布归来也非等到半夜才敢进村。 宋润宝从延安回来不久就遭遇了干部的突然袭击。一天黑夜,四五个人突然翻过他家院墙,一举缴获7块炕布。大队书记就此给公社写了份汇报。 公社(党委): 在全国群众"学大寨运动"猛烈向前发展,各地先进单位不断涌现时,我们大队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泛滥。有多人画炕布,搞投机倒把,多次教育不听,反而更严重。有的不参加劳动,在家画。对有些好贫下中农有很不好的影响。后来大队没收11块炕布,经研究,(已)处理,款付本人。其他的没收,请批示。 马蹄营大队 1976-7-23 宋润宝哪里服气,他这样的地主子女被"袭击"了多次,而贫下中农画炕布则没人管,自己每次"外流"还得交上三五块管理费。 贫下中农赵虎多次画、卖炕布,他说虽然不敢公开做但也没人管,更不交管理费,可见此时阶级成分的重要。虽然上级要求手工匠人必须持生产队证明外出做活,并向队里交钱,记工分,但贫下中农怎么没人管呢? 私下的"外流"在平城暗暗增长着。一个村"最近'外流'六七个人,(都是)地主子女王义存弄出去的"。另外一村的贾连志"村里人支持他'外流'"(其实是因家庭不和)。 1978年秋天,一辆小货车悄悄开进平城大队三小队,农民们提着篮子聚拢过来,你家几个他家几个地卖给来人30斤鸡蛋,随后从车上卸下废铝片。车上来人叫郝二娃,他在市一机厂上班,平城大队人,这次来是想给职工买点紧俏的鸡蛋,而村里亲戚也让他从铝厂捎回些废铝片来加工。 只是有人告密了!公社干部来清点了满地的废铝片,决定以非法生产名义向郝二娃"获利"的4000元收取3%的管理费,并征税。其实这些夜晚,平城不少人都骑车偷偷去百里外的市里拉回废铝料,再加工成水瓢卖出。 各个村似乎都有点自己"私下的副业",除了做炕布和打铝瓢,还有赵家沟的柳条筐、三保庄的墙篱笆,不过全都是暗中进行。人们似乎越来越"对付"公田里的活儿,而把心思用在"私活"和那点自留地里。 多数时候,劳力不足但人口众多的家庭必须拿现钱购买工分以分得粮食,但现金太缺乏了,而城乡物资难以流通,农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各类小买卖,"外流"交易应运而生。正是这些不多的现钱,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他们勉强度日。 1976年元旦,在公社订的《市报》头版上,人们看到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诗,还有他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握手的照片。这年春节,县里放映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珍珠》。但平城并不平静,不安分的不仅有"外流者",平城公社阶级斗争的另一重点是抓赌博汉、小偷和神婆。 3月3日,一大队发现四十余人赌博,居然女人不少。这里过去是把赌博汉戴高帽游村,甚至判刑,现在一般只罚款或罚劳动。一些女人赌博时还抽烟,干部强令她们戒掉了。保义村大队还抓住两个本队的神婆,她们辩解说在行医,二人在群众大会上前后被批判了15次。 3月4日晚,有人打破学校窗户偷走几元钱。第二天,平城阶级斗争动态会就在这里"现场"召开了。大队干部们埋怨偷盗频繁,有的说知青晾了十多件衣服,一下全被偷去;有的说有人在粮站买白面,转眼就丢了一袋;还有一天中午,物资代销店竟被盗了两次! 1976年知青回城过春节已享受到了市民副食标准。后来,公社还花14万元给知青盖了几排好房,但他们不久就都回城忙乎自己的生活了。 地主富农子女的不满确实在增加。一日,田二发不想翻粪,在一旁闲扯,"队长让他干,他反口大骂,队长哭了一天多"。不知什么人还在一大队干部的树上钉了颗大钉子。 大队干部对"外流"都严加防范、屡次查抄,还追着收"外流管理费",甚至强迫其进学习班。这当然既是上边的政治任务,也是担心村里没劳力干活儿。 不过对付农民"外流"越来越倚靠收税了。70年代中后期,人们总能看见工商员顾占祥、税务员杜志如和公安特派员张大平三人在街道和乡村转悠,私人的买卖让他们看见必然是要拉住,重的没收罚款,轻的交税费。 1976年至1979年,这里实行的是"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定额分成,一定一年"的财政体制,属于统收统支。社队企业利润、管理费、农业税收和上级拨款是主要收入,而工商业税则很少,这个阶段,平城公社的财政收入甚至比前几年下降了很多,1975年为14万元,而1976年、1980年分别为12万元和9万元。 公社工商员顾占祥就说:非法经营的工商税收肯定是要交的,税收对个人买卖管得紧,集体企业则时交时断。当然此时"管理"比"税收"更重要。 慢慢地,大队干部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公社也时紧时松,其实哪绑得住人家的腿呢!而到了队干部们也画起炕布或跑起小买卖时,干脆就没人管"外流"了。 如果说地主富农子女的不满是因为分配给他们的农活脏累且没有像贫下中农子女那样招工进城的机会,知青被偷是妒忌人家的出身和返城命运,那么赌博汉最初玩起来多是不想刨"那个不知道是为谁刨的地球",但绝大多数还在"刨地球"的"老实人"和"外流"的小买卖人完全是因为饥饿。 早上糊糊粥,中午酸菜土豆汤,晚上还是糊糊粥,家境好的汤里能多飘几滴油花。大家没见过几回白面,小麦与玉米磨成的面粉还掺着壳。玉米高粱面压成的"钢丝面",又硬又干涩,孩子吃了拉不下屎。 公社干部虽有工资,但一样饿得慌。一天黑夜,公社书记李锁才偷偷去邻县一村买粮,路过马蹄营支书高静门口,李小声对高说,"我家的锅和锅盖长在一起了",高说那赶快从我家拿点粮食吧,李说他怕嘴杂,继续向邻县奔去。(摘自第一章《挤出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