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从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到《三峡好人》，你的电影之路走了10年，这10年里，在经济和精神上，付出和回报让你觉得平衡吗？有委屈吗？ 贾樟柯：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非常慷慨。你想拍电影，哎，真的当了导演了，当了导演还能接着一部两部，一年半一部的速度拍下去，我现在有5个故事片，3个纪录片，等于8部影片这样一个连续的产量。从第二部《站台》开始，所有影片都能够在戛纳等电影节做竞赛片，《站台》是2000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任逍遥》是2002年戛纳，《世界》是2004年威尼斯，然后到《三峡好人》拿到金狮奖，我觉得生活对我很慷慨了，还要怎么样？所以觉得没什么委屈，挺好的。 易立竞：2005年前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公映的时候什么感受？ 贾樟柯：那会儿的感受也不是委屈，那时候感受是有个事要解决掉它，有个山要把它翻过去。 易立竞：压抑吗？ 贾樟柯：会有，有时候会难受，但是它会被创作的乐趣冲淡。比如《站台》拍完了，走了那么多电影节，得了那么多奖，然后特别想在国内放。那个时代，我觉得它有共性，大伙（年轻导演）都经历过，特别想进入到这个文化环境里去工作，但是你进不了，会很难受。可是，哎，马上又去拍《任逍遥》了，拍《公共场所》了，就会冲淡这种感受。从个人感受来说，那个东西并不会成为一个一直笼罩着导演的一个阴影。 易立竞：为了让你的电影能在国内公映，你作过妥协吗？ 贾樟柯：没有作过妥协，但作过努力。 易立竞：回看自己的电影时，对当年的表现满意吗？ 贾樟柯：有遗憾吧，就好像一个人看日记一样。有时候看日记，你会毛骨悚然，比如看初中时候写得那种日记，哎，怎么我当时会这么想，那是一个年龄段的认识，到今天我再看那些日记的时候，这都很可爱。 易立竞：现在回看你的电影，也都很可爱？ 贾樟柯：对，我也经过毛骨悚然的阶段，再回头看，怎么会那样，但是等你工作再往下进行，你会觉得所有的天真，所有的幼稚，所有的不成熟，所有当时的遗憾，它是一种自然的状况，不可避免会有这些东西。比如说今天反省起来，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站台》是我最心痛的。《站台》当时如果能够公开拍的话，我相信比现在好多了。那个原剧本里头我写得特别有意思，非常多的人生活在很多公共行为里面。比如说，我原来开头不是演出，是春天，在一个山坡上，许多机关干部在种树，接下来是卡车在黄昏的时候，一卡车一卡车把人拉回来，这些场景你最起码要组织10卡车的干部，怎么组织那么多的机关干部？比如要拍一个夜晚游行的戏，你要动员一街的人，怎么封街？它都需要调动公共资源，没有公共资源帮助你，我那时候根本没办法。这个电影如果有这些东西，它会显得更强，不贫血，这种遗憾每部电影都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