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陈凯歌,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从红地毯那端走来的陈凯歌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礼服,在众明星簇拥中光彩不但丝毫未减,反倒更显气宇轩昂,甬道两边的影迷与记者们不禁悄声感叹:陈凯歌真有一种贵族气质。 在发言及回答问题时,陈凯歌的语气友善但却让提问者不敢随意发问,虽然活动全程他都在微笑,但眼神中却有种不怒而威的霸气。陈凯歌身上的霸气与他的才气一样让人印象深刻,香港导演王家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要看陈凯歌的电影,就是要欣赏他那股霸气。 陈凯歌的霸气不只是在他的电影里,在拍摄现场,这种味道也依稀可辨。陈凯歌从不拿拍摄现场当战场,而是当法场:监视器前,一张便携式的帆布软椅,坐在上面的陈凯歌,看上去不是很美,然而却非常之庞然。看演员在镜头前一条、两条、三条……直到最后满意,他会把演员叫到监视器前,先回放,让演员自己看一遍,然后身不动,眼不斜,不容置疑地用鼻音而不是用嗓子哼一声:你——觉着呢? 当然他也有非常放松的时候,只要看演员戏演得酣畅绝妙,他又会探着大脑袋咧着嘴许久冲着监视器孩子一般得意傻笑。 第二次与陈凯歌面对面的专访,是在香格里拉饭店内的酒吧间,刚吃完午饭的陈凯歌上身一件蓝色带帽运动服,下着一条牛仔裤,不 紧不慢地从餐厅走到了酒吧,手里握着一盒烟,落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服务员要打火机。许是忙了三年来的《无极》万事俱备,只等公映,那时的陈凯歌看起来很是悠闲。 采访刚开始时,酒吧里没什么人,很是安静。一个小时后,人渐渐多了起来,为了寻找安静之处,我们到了酒吧的另一隅,那里只有一个黑肤色老外在座。在采访过程中,酒吧墙上电视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我与服务员商议能否让电视小点声,可老外却执意不肯,陈凯歌刚开始温和地用英语与他解释、交涉,可老外却出言不逊,陈凯歌与他用英语争执了起来。 陈凯歌说,最见不得不讲理的蛮横之人。这样的情况据他的妻子陈红讲并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在机场check in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两个俄罗斯人大摇大摆地走到最前面加塞儿,任凭大家怎么说都不予理会。这时,排在另一队的陈凯歌怒冲冲地走上前去,把加塞儿的两个俄罗斯人拎了出来,用英语质问他们:“你们以为在中国就可以这么嚣张吗?你们在你们的国家也不排队吗?”两个老外看着高高壮壮的陈凯歌,心虚地站到了队伍的后边。 那个传说中不苟言笑的陈凯歌笑言自己是性情中人。 因为周末人多,香格里拉到处人声鼎沸,采访不得不几次中断,几个小时里我们换了四个地方。每决定换一个地方,他都耐心地坐在旁边等我作决定。他说自己是谦和的。而且,他自称可能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是个“女权主义者”,对于这点,陈红也证明陈凯歌对于女性特别尊重。 采访结束后,当他知道要拍照片时,不禁看看身上的衣服,摸摸脑袋说:“这身儿太随意了吧?形象不太好吧?” 眼前的陈凯歌与耳闻中和屏幕上的陈凯歌相去甚远。采访的几个小时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爱较真儿、有点孩子气、幽默的陈凯歌。 操着一口地道京片子的陈凯歌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1969年,16岁的陈凯歌打起背包去了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当了知青。在云南偏僻的山村里,陈凯歌当了3年知青,由于会打篮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军入伍。直到1976年,像那个时代众多的返城知青一样陈凯歌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了工人。1978年,当了两年工人的陈凯歌参加了“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的招生考试。 提起陈凯歌的导演身份,人们总是要提到他的父亲,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陈怀皑先生,好多人都认为陈凯歌能有今天的成就,跟他出身导演世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许多人却不知道,1964年,陈怀皑先生因“文革”开始被下放到山西农村,遭到红卫兵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因为这种种经历,陈怀皑先生认为拍电影是一件既辛苦又危险的事,极力反对陈凯歌上电影学院学导演。 父亲的反对意见在陈凯歌一番话前却显得苍白无力:“我初中一年级的学历,一直在农村砍树、操枪,后来当兵,哪儿有功夫把初、高中的数理化学习一遍,我能做上北大、清华的梦吗?只有电影学院不考数理化,让我们这样的青年能有一个机会,也登上所谓大学校园的殿堂,咱还能不知足?咱还不对电影学院一辈子感恩戴德?我问我父亲,‘若我不拍电影的话,你能一辈子养活我?’说到底,我们还要找一个生计。” 1982年毕业的陈凯歌,一年后就拍了处女作《黄土地》,出手不凡的他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关注。有人说陈凯歌的鼎盛时期是那部凄美的史诗之作《霸王别姬》,这部作品使得陈凯歌成为有着世界声誉和影响力的导演。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回顾20多年的导演生涯时,把青年时期在西双版纳的插队时光称为自己“灵感的源泉”——“那里有绝美的自然风景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两者可谓交相辉映”。也正是那3年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 第五代导演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10年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陈凯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一生。”这一切造成了他们这代导演在前10年、15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霸王别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陈凯歌有经常把诗歌和哲学放在脑子里思考再思考的习惯、天性和优点,这也是《霸王别姬》思想丰厚、容量大的缘由。”有人说陈凯歌总是在自己电影中注入近乎强势的人文色彩和思辨精神,更有甚者说,其实“他根本没搞懂电影是怎么回事,电影根本承载不了他想赋予的那么多沉重”。 陈凯歌根本不管人们在争论些什么,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完了自己导演生涯里的第10部电影——《无极》。 人们在关注《无极》能否成为陈凯歌的又一经典之作时,陈凯歌却说:“就电影来说,我觉得没有哪一部戏真正地能留给后代。很多人到了巴黎都会排队去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们真的能与大师交融在一起吗?他们欣赏的只不过是那点名气而已。说到底,拍电影还是你自己的事情。中国的电影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求存的状态,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到,我要拍的就是《无极》这样的一种能活着的片子。” 陈凯歌说:“在拍摄中碰到很多不可能发生但是的确发生的事情,我曾经面对香格里拉忧郁的美丽作出决定,在这里搭建一个耗资数百万元的海棠金舍,最后却因为质量问题不得不改在内蒙古拍摄。如果说有一个职业跟拍电影相似,那就是赌博。” 陈凯歌说如果可以“再作选择,不会再做电影了”。“我拍到第10部电影了,尽管世界在变,但环境对我的影响有限,我现在是尽享天伦”,看着自己已经8岁的长子,陈凯歌不禁感叹时间过得飞快,自己已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他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散漫一点”,因为“渐生懒惰之心”,但依旧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