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你导演的作品里虽然有《女儿楼》、《香樟树》、《芬妮的微笑》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影片,但是在大众心目中留下印象的却是《忠诚》、《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这样关乎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题材的片子,按理说,一个女性导演,爱情、亲情、友情这样的主题才是自己的强项,但你却恰恰相反;再者说,后几部戏都是男人戏,男性导演都未必驾驭得好,你不但拍了,而且很成功。 胡玫:怎么说呢,你不觉得女人比男人更了解男人吗?你看很多男人做什么事儿特着急,可以说这种人我们见过多了,可能更了解,我就有这种感觉。 人生如戏,我们都这么讲,所有的人生在我的脑子里,看来都像戏一样,没有什么不可以演出来的。你本身做导演工作的,导演一定是能够引导别人来演,你想引导着别人演,你就需要有很多的积累,这些积累就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积累起来的。一个导演如果说,他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的关心麻木了,没感觉了,他不再进取,也不再学习了,我觉得他就完蛋了,就不要做这个工作了。作为导演应该更加敏感,对于社会、生活,对于社会当中各类人群的社会心态的变化等等,如果你要不感兴趣的话,我想,这个工作对你就特别不适合。我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从小就这样。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对可能你认为是男人感兴趣的题材,我都会发生兴趣。平时上网有时我也会看那种女性比较感兴趣的购物、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方面的东西,但更多的兴趣是在国际、国内政治新闻中。我和别人谈话时,如果只是谈一些生活,或者是伦理道德这些,我会觉得很枯燥,没有什么太大意思,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二三十岁时候谈这些话题,比如我们俩正在这聊着天呢,旁边两个男人谈一些政治话题,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听他们的谈话,这个跟你平常看的那些书有关系。 易立竞:对于政治和历史的兴趣一直就有吗? 胡玫:小时候,我就对这种历史人物传记感兴趣,什么丘吉尔、希特勒、拿破仑,一般女孩儿不太关心这些,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这样的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的时代,那时候都鼓励我们学习恩格斯、马克思,什么“人类家庭社会各有各的起源,批判的批判”,都是那样的,我觉得特别有好处。小时候其实不懂,我的一些同学长大后告诉我,你小时候学习马列主义是我们学校第一个,特别奇怪的在那读什么《共产党宣言》,那时十二三岁。我觉得可能跟“文革”父母关押外公给打死呀有关,自己不愿意和人交流,特别愿意看书,那个时候愿意表现好像多么革命,那时候谁思想水平高谁就那样,所以我就所谓的拼命学马列,都有关系,那是一个很有激情的童年造成的。后来我们学习“文革”心理学,分析我们那个时代为什么是那样的,我觉得这跟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后来这些创作当中,也没有搞成过喜剧,做过的喜剧都特别糟糕,被枪毙了,没通过,后来就成了现在的思想状态。这些政治、文化、社会问题,真正能够认识透彻,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积累起来的,不能说现在认识有多么透彻。 易立竞:《忠诚》、《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这几部戏都是男人戏,这似乎和你以前所选题材有些不同?为什么近几年来关注的是男人的戏?这是否是一种转变,你注意到自己的这种转变了吗? 胡玫:做导演,他需要两部分的经验,一部分可能你在阅读,或者你的心理或者人生的阅历上面的准备,还有一部分是你驾驭摄制的能力,并不是说你有很深厚的思想,你就可以掌握一个摄制组,然后游刃有余地把它表现出来,他需要两方面的本领。我年轻的时候就很怕拍这种大戏,现在我想通了,我脑子里有了,但是我要把它外化出来,通过我对摄制组的驾驭和组织能力,把它充分表现出来。这里面需要很多对剧组的驾驭能力,就是你对和你合作者的那种关系的驾驭,从事电影工作的前10年,我觉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当你对摄影机这支笔的处理,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去抒写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获得一种相对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你通过文字能够表述出来的各种情感,各种情绪,各种气氛,我都可以给你用摄影机表现出来,我认为画面和文字都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我会认为影视这个载体特别有限,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表现的,心理描写以及情绪的表现,我觉得是不能够达到的,但是现在我知道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只是需要导演在中间做翻译,你要有一个特殊的技能,用别的语言方式,传达出这样的情绪, 易立竞:你怎么得到拍摄《雍正王朝》的机会的?那么大一部历史题材交到你一个小女子的手里,投资方没有疑虑吗? 胡玫:我读到《雍正王朝》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1997年的春节,制片人刘文武找到我,带来了二月河写的《雍正皇帝》,那一年的春节,我是和雍正先生一起度过的。我没想到这本书带给我如此巨大的震撼,开卷至终一气呵成。短短几天里,我感受到一次全新的传统中国政治精神的洗礼。说真的,我无法描述当我当时的感受,激动、感动和创作的冲动融为一体。 看完这本书,我就跑到雍和宫去烧了一炷香,因为那是乾隆诞生的地方,在雍正的寝室里面,我能够感觉到雍正的磁场,我当时和雍正有一段很虔诚的对话,然后就回家了。当时制片人已经找了11个导演了,而且都是大牌导演。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的一个大馅饼,它一定不会落在我的头上,我知道自己有三点不足,第一,这是个非常大的工程,他们不会交给我;第二,我当时还很年轻,刚40出头,名不见经传,虽然得过一些国际奖项,拍过一些电影,但是因为脱离群众,老百姓不知道;第三呢,我还是个女性。虽然这么想,但是我又认为除了这些不足外,只要制片人能给我一段充分的案头准备时间,我一定能够弥补好其他的不足。 我对制片人说,这种挑战是巨大的,但我是《雍正皇帝》这部书认真的、虔诚的读者,我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我知道执导这部戏的价值。我很自信地跟他说,中国只有我能拍好这个戏。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觉得,我说“因为我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这部戏对我,或者任何一位导演都将是一次难得的、幸福的创作过程,我想在我的艺术生涯中,这将是一座山峰。再一个就是你们不用我拍也没关系,因为我被拒绝得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作品,是不多得的,我希望你们慎重,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很好地读懂这部戏的导演,来拍这部戏,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他们可能觉得我挺真实的,挺真诚的,我把人家对方的想法也都说了。可以说,他们的胆量特别大,最后决定把这么大的投资交给我。 易立竞:在拍摄现场时,你是什么状态?做导演时,你会骂人吗? 胡玫:我从来没骂过任何一个演员。拍摄现场一般找不着我,我经常找一个旮旯,一句话不说,脸一蒙,睡觉。而且在现场我话也很少,话在讨论的时候基本上就说完了。 易立竞:你的性格里有男人那种强悍吗? 胡玫:毫无疑问,肯定有,而且是强过一般男人的,肯定是这样。不说别的,就说我们拍戏,长的戏下来10个月、8个月,男人都吃不消了,但是我会从头到尾在现场开玩笑,从早开到晚,非常快乐。拍戏本身就是非常累的事了,如果还不能让演员振奋精神,让他们觉得不是在拍戏,是在打工,在干一个什么伟大的事业,那就太累了。 易立竞: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性别带给你什么优势? 胡玫:比较有耐心,比较善解人意,比较宽容别人,会注重一些细节的地方;再有一个,我觉得会比较有韧性。我每天会保持特别好的心态,我会在拍戏的时候也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也会柔和一些。比如说焦晃,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你还要和他去较劲,除了跟他打架没有别的,你跟他打架你打不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拍完戏回家睡觉去了,我还得接着拍戏,我每天像驴一样地工作,每天要干14个小时的工作,我跟谁打架都打不起,跟人说话就伤元气了,吵架那都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