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立竞:在你的导演生涯中,哪个阶段让你有了质的提升或改变? 贾樟柯:还是《站台》,《站台》给我带来的国际声誉或资金方面的便利,是翻天覆地的改变。《站台》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我回北京时很多制片人就跟着飞过来的,包括法国的一些大公司,百代之类的,他们的制片人都飞过来了。 易立竞:1998年,你第一次带《小武》去柏林电影节就获奖了,第一次去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忐忑吗? 贾樟柯:不忐忑,就好玩,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过去的,因为他英文、法文都特别好。我俩一路折腾,吃东西,玩儿,开心,就跟出国旅游一样,出国旅游兼看电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特开心。我们那时候初出茅庐,记得当时有个德国记者问我“社会主义的年轻导演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你有什么感想”这种问题,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资本主义啊”,谈了很多今天肯定没兴趣回答的问题,那时候愿意跟人家辩论,后来大会通知我们“你得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特别小孩那种心态,特别闹腾。 易立竞:上台领奖时怯场吗? 贾樟柯:没有没有,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拍第一个短片,拍得再烂,我们从拍摄到推广都很完整,我们自己带着去大学里跟同学交流,演讲,跟电影节做的事情其实一样,只不过那时你面对的可能是北大的学生,现在你面对的是德国观众而已,但这个心理经验都是一样的,后来也有人问我“为什么感觉你在电影节上很老练”,因为我觉得我都经历过了,只不过是舞台不一样而已。第二次就是带着《站台》参加2000年的威尼斯影展,第三次是2002年带着《任逍遥》去戛纳。 易立竞:参加这么多次国际电影节,让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阅人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导演,同行之间的交流,那个提升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最主要它有一个帮助,参加电影节你会有这个概念,好像人造航天飞机,你不能关起门造,你要知道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就好像数学,它不单是中国人在搞数学,美国人在搞数学,究竟现在数学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你应该有一个全局的认识,我觉得电影节对于我工作来说,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工作背景是什么。 我从《世界》以后,开始做评审特别多,2005年我在8个电影节做评委。我觉得做评委也挺有意思,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给它争取到奖项,你会觉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是那种美学上的声音,当然过程很痛苦,10天看二十几个电影,一天看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