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二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 大约在1940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最早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执行，并且取得很好的效果。 据统计，该县1937年有二流子1629人，到1941年已改造1173人，占总数的72％。与此同时，劳动力迅速增加，荒地得到开垦，粮食收入日愈增多。仅该县川口区第六乡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至1941年相应数字为2733亩，3793石。这其中当然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与“二流子”改造运动在农村所激发起的广泛的劳动热情有直接关系。 随着生产运动由八路军延安留守部队初步尝试，并由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成功实践，1943年，趁着上一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浩大声威，一场全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机关、学校和陕甘宁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延安举行生产总动员，建立革命家务》，《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3月6日。延安县为执行大生产运动指示，绝大多数农村沿用“吃各伙”的旧例，全村合吃一羊或一猪，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违者除须罚出羊资或猪资外，另并接受公议的处罚。《延安县村民公约，互督互助积极生产》，《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2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这样，在延安全民大生产运动中就出现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农村改造二流子运动。 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领导人接受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林哲的建议，于1940年10月筹备建立的。该校主要从被俘日本士兵中选拔一部分受过教育者入校学习，以培养反战同盟干部为目标，也就是为日共在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学校刚成立时只有学员11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941年开学典礼时已有35人。他们都是从华北战场送来的日本兵，其中下级军官6人，在八路军政治攻势下主动投诚1人，不堪忍受日军内部军官侮辱打骂出逃而被八路军捕获2人，其余都是作战时被俘虏的，尤其是“百团大战”中被俘者占多数。 该校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校长林哲，副校长赵安博、李初梨。办学宗旨为十字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学校实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管理，设立5人理事会，及学生审查、教育、经济等委员会。学制一年，分三阶段，即资格审查（一个月）、预科教育（两个月）和本科教育。学员学习期满后，根据需要分配到前线各地，参加反战同盟领导的实际工作。 林哲，又名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口县，是个身材矮小、神情庄严的日本人。青年时期他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学，后参加英国共产党。1921年回国后，担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书记，次年7月发起创建日本共产党，被捕后长期遭监禁。1931年至1940年作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出席1935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年3月，他随周恩来一行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西安秘密到延安。他原拟潜回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因战事受阻而留在延安，帮助八路军敌工部做瓦解日军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化名林哲，只有中共党内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其真实身份，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他公开自己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身份。野坂参三(1892—1993)，在苏联期间曾向斯大林诬告，致使日共另一位领导人死于非命。此事半个世纪后被暴露，野坂参三被日共中央开除党籍。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学员，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国内的社会低下阶层，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只有小学程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 “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由林哲任教； “时事问题”，由林哲、李初梨、赵安博任教； “政治常识”，由李初梨、王学文、廖体仁任教； “社会科学基础”，由何思敬、赵安博任教； “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李初梨任教； “中国语”，由李初梨任教； “文化课”，由赵安博任教； “中国问题讲座”，由江右书主持； “中国革命史讲话”，由罗明达主持； “修养讲座”，由王斐主持； 此外，还有为提高学员日文水平的“日语训练班”，由王晓云主持。 这些任课教师除日本人外，都是曾经留学日本，且精通日语。学校所有课程的课堂教学都用日语讲授，但学员讨论时必须用中文发言，即使中国话讲得很差，也要开口说，为着尽快提高汉语水平。 教学内容，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日本国内的具体实际或战争事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员从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种社会制度对比中，认识日本的社会制度与战争本质，从而揭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这对学员们的思想冲击最大。 据该校学员梅田照文（又名香川孝志）1942—1943年的听课笔记，“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共分四篇，外加导言部分。具体章目如下： 导言：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常识 //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什么 //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 //原始共产制社会 //奴隶制社会 //封建制社会； 第二篇：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的意义 //商品和货币 //资本和剩余价值 //经济恐怖； 第三篇：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四篇：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从远古的社会到今天的社会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有富人和穷人，为什么会爆发战争？课程提供了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认知武器，那就是生产力加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促使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的发展史，就是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历史，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武装起义）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以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战斗司令部为领导的无产阶级，把由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夺走的财富再通过革命夺回来。并且无产阶级把夺回来的财富，作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所有，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该门课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将听课的日本战俘学员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剥离开来。 并且，课程当中特别注意列举分析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实现象，加以剖析讲解。如列举1929—1932年日本的物价指数，说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R26;一八事变”，就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即经济危机）的政策来进行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发动“七R26;七事变”，同样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的一个原因。“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谋求对付恐慌的对策，也是摆脱不了恐慌的。没有自己的灭亡，是解决不了的。”何思敬、王学文主讲，香川孝志记录：《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70、119页。 在课程教学过程当中穿插有许多讨论，形式上分为“小组讨论”、“星期一讨论”、“读书会”三种。就课程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广泛交流探讨，要求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谈感想，说体会，有疑问作解答，有争论更欢迎，总以解决思想问题，形成统一认识为目的。多年后，接受教育的日本学员回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过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也使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0页。 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成了战俘；还要放下精神思想上的武器，他们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战友。这些战俘在精神思想上的最后武装是“武士道”。这种源于日本文化传统，并依附皇族神权崇拜，尚武使气的道德原则，被运用到侵略战争上则表现为对发动战争的天皇的崇拜，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对个人名节的无上推崇，甚至以死效忠，剖腹明志。工农学校的教育首先就是要破除他们对于天皇的神权崇拜，从而认清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据当时《解放日报》刊发的一篇通讯介绍，该校学员按文化程度不同分A、B、C三组学习。“三个组的共同课程是冈野进校长讲的时事问题。他联系墨索里尼的崩溃，讲述社会发展的法则和东条内阁被推翻的必然性，他结合红军胜利的消息，讲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等。冈野进同志讲课内容深刻，其解说也很巧妙，而且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的问题编入讲义中，有时甚至对问题的看法、想法、分析和处理方法也给以指点。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对时事问题都报有极大兴趣。” 除上述正常课程外，各种研究会则组织开展时事政治研讨活动。1943年10月，在记者采访的当时，他们正在研究讨论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之际告日本国民书》一文。“学员们从这篇文章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军部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如何进行欺骗宣传，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究竟得到什么，日本人民对这场战争抱有什么态度和怎样参加反战斗争等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彻底清除骨子里的法西斯武士道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的毒害。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集体生活练就了她们青春健美的飒爽英姿。 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到达延安的初夜通常都被安排住在城里的招待所或南门外的西北旅社，食宿全部免费。延安以自己的方式，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叛逆者。这些生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殷实人家的知识女青年，初进延安感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奇。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这时的延安古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自1936年底从东北军手中接管过来以后一直保存完整。傍晚时分，这支小分队步行进了延安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于蓝和她一起到延安的伙伴赵路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手续，她们自己却轻轻地跑出去玩了。沿着街道，边走边看，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穿着灰色、蓝色制服的“公家人”，与坐商行贾的老乡们和平买卖交易着。来到十字路口，她们看到很多人涌进一座非常洋派的教堂改制的大礼堂。“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涌]进去了。只见里边黑糊糊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4、35页。还有队与队之间互相拉歌的场面、话剧演出等节目，更是令她们耳目为之一新。看过晚会，别人都散场了，她们才想起来自己今晚不但晚饭没有吃，而且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睡呢？ 赶快按照原路找到招待所，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进出延安的大门基本上是敞开的。中共党内集体领导，生活相对民主，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 1937年12月31日，元旦前夕的延安街头，到处都是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漫画、宣传画。“假若有凉血的人走入这样的城池，我敢担保‘他的血一定会沸腾起来的’。”在这火热的救亡革命气氛里，身穿制服的革命女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的[地]增多了，一些青年的学生们——抗大与公学的学生——生气勃勃的[地]穿过街心，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走在行人密密的街头，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的[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次日早晨，就是1938年的新年元旦，“太阳射出那万丈光芒，风也停止了！一群群的青年男女，带着马，穿上‘老资格’的军服走到旷野里去，它[他]们兴奋的[地]，快乐的[地]跑着马，说着，笑着，简直是一群群天使，他们几乎忘形了！跑得够了，大伙围在一块野餐，他们的食品，不会有什么洋套，而是这里出产的核桃、花生、南瓜子，看他们真吃得顽强起劲，‘欢迎××唱歌’‘欢迎××跳舞’的高亢声音，不时的[地]由他们的圈子中吼出来，静下去，继着就是个人或几人的唱歌跳舞，他们毫不拘泥，他们毫不顾虑。”烈群：《新年的延安》，《大公报》（汉口）1938年1月25、26日。曾经叛逆的斗争和长途跋涉的艰难，都兑换成了对于延安革命圣地的热情崇拜和万丈豪情。走在延安的街头上，她们甩甩手，手是自由的；踢踢脚，脚是自由的；扭扭脖子，伸伸腰，感觉到哪里都是自己的了，再也没有了曾经在那个中产阶级旧家庭里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她们尽情享受着叛逆、解放、革命带来的无限畅美的最初体验。所以，当她们群体出现的时候，相互感应，彼此激荡，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夸张身体扭动的幅度，不时地发出夸大其词的惊叹与尖叫。 不过，这种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一身戎装，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安吴青训班1937年10月1日最初创办时，借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陕西省泾?斗口村农场的房舍；11月中旬，迁至云阳镇城隍庙；1938年1月，再迁云阳北边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里。 1939年8月，主体部分迁往晋察冀边区并入华北联大，1940年4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青训班全部撤离安吴堡回延安。参见王昙：《革命干部的熔炉——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04—110页。教学单位的组织机构为连队，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帮厨、修路、运粮、背柴，甚至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投奔革命的知识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一改从前弱不禁风的小姐模样。据亲身经历者介绍： 诚然，有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来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发愁，吃不饱饭，夜里还要遭受到“游击队”似的跳蚤之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过了几天紧张活泼的生活之后，他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这是她们空前未有的饭量），跳蚤的活动，也失去了劫夺她们美梦的作用了。 每逢劳动日，女同学像男同学一样踊跃地参加劳作。尽管她们气力不大，但并不气馁，相反的，都拼了命似的要在这些工作里获得她们的成绩。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14—115页。 据另一位曾经是上海“小小流动剧团”团员，1938年9月来到安吴青训班的当事人晚年回忆，刚到青训班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晨闻号起床、野外跑步、集训，然后回来才洗脸、吃饭： 天还是漆黑的，我正在睡梦中，就被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我迅速起床，跟上了队伍。我从脚步声中已辨别出我们已经跑出了城堡的门洞，向着开阔地、田埂、小松林，向着山坡跑去。一小时后，我才发觉我的脚已踩在山顶上的一块巨石上，在迷人的晨星微光之下，我看到山坡上站着一个瘦长个子的人，他是我们的军事教员，他把这次演习作了讲评。然后，我们又回到城堡。这时候，黎明才悄悄地来到，城堡的周围飘荡着浅蓝色的丝带。不久，我们在城堡外筑起一条很长的简易跑道，整个青训班的同学们，不管是多么刺骨的寒风，还是多么凶恶的风沙，几乎每天都要出城进行军训，跑步。这之后，才回到城堡进早餐。葛炎：《古堡的足迹》，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221页。 这种军事化生活管理，是当时延安革命队伍和学校的普遍现象。它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改变了革命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1937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学员在校同样采取军事编制，平时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后来介绍：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女学员开始时不适应夜行军快速集合的要求，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一回生，二回熟，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女生队也同样参加，开始时，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是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到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除了军事训练外，女学员们还要同样参加体力劳动。 劳动锻炼了她们的肌肤和意志。第五队是第一个女生队，她们和男学员一样参加了建校劳动。挖窑洞，平操场，修厕所，都不甘落后。镢把比她们手腕还要粗，她们拼起全身的力气抡起沉重的镢头，胶质黄土格外难挖，但她们不退缩，不叫苦，一点一点地挖洞不止。劳动的第一课，炼硬了她们的臂膀和意志。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7页。 中国女子大学也是这样。“为了回答日本鬼子的企图渡过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动员了全体教职员工学生实行军事化，天天练习爬山，跑步，学习防空防毒，准备行军，白日夜间经常演习行军和紧急集合。”郭靖：《女大概况》，《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2期（1939年7月）。据当时的女大学员晚年回忆：“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就要集体出操，自此一天所有的生活和学习都是军事化的。1940年，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延安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冬天寒风刺骨，我们每天洗脚洗脸都在延河。吃的是小米饭，一天两顿，没有菜，有时饿得难以忍受。”贾保平：《从小学教员转变为革命战士》，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176—177页。也有不能坚持者，便离开了延安，退出了革命行列。 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前此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革命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R26;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美］尼姆R26;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69页。大量活动，坚持劳累，人就能吃得多，睡得香，长得壮。同样，那位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60页。 初期来到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感受到的是比较简单和淳朴的同志关系、集体温暖和昂扬精神，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蔚然成风，很是鼓舞人心。丁玲到陕北后曾跟随红军队伍上前线，担任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感觉到“在这里红军的生活中间，使人觉得非常快乐和年轻。他们是那么坦白活跃，又那么年轻。红军兵士们是一个完全新的典型，中国别的地方所不能找到的。除了革命，他们无所知。因为他们本来住在苏维埃化的地方，他们没有财产的意识，没有家庭观念。心里从来不会有不快乐。他们只想到如何去克服他们工作的困难，从不想到他们的困苦。”但同时，她又发现，“红军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因为它不是从土地而是从土地革命产生的，它的组织坚强得惊人。”［美］尼姆R26;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269页。这种坚强得惊人的组织，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生活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位于延安城南门外杜甫川的自然科学院，是个男女兼招的战时高等学校。“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事。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96—397页。 安吴青训班的集体生活中倡导精诚团结、吃苦耐劳、克服困难、自我批评四种精神。其后者为：“无论谁，缺点和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既然不明知故犯，犯了错误，也不害怕，更不隐瞒。而要能鼓起勇气，立下决心，细心检讨，认真纠正。特别是能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这样诚恳地提出和接受批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才是真正亲密团结的基础。”刘瑞龙：《战工团下乡实习工作的总结》（1939年2月），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140页。该训练班初办时期学制只有2周，到第5期增为1个月，到第8期增为3个月。凭着民主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利器，训练班发挥着巨大而快速的同化功能，尤其是女生连队的集体生活。 在每星期开始的时候，新同学们从外边带来许多新消息和经验来，也带来了许多不好习气。有些人喜欢“自由自在”地和她的爱人卿卿我我地碰在一堆；有些人和男同学认识了几天就大谈起恋爱来，甚至破坏了生活纪律，不按照作息时间，引起落后的群众的误会；有些人爱出风头，整天吹牛，迎奉别人；有些人自以为癖性天生，高兴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独立门户”，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理……真是各具一格。可是这些浪漫的古怪的等等习气，不久便“沦亡”了。因为在每个星期六的晚间，她们经常地举行一个生活检讨会，大家拿出自我批评的武器，消灭各种不良倾向。积极、诚恳、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精神大大的[地]发扬了，渐渐地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夏青：《青训班的女同学》，见《安吴古堡的钟声——安吴青训班史料集》，同前引第115页。 这种军事化集体生活的影响，既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的英姿，又塑造了她们直爽、泼辣，无私、无畏，没有羞涩感，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范式和思维模式。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1—52页。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但在投身革命的一部分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中，曾经一度歪曲地传播着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杯水主义”。其实，柯伦泰本人不是提倡“杯水主义”，相反，她是在自己的革命生涯里，切身感受着革命所带来的婚姻迷乱，并提出深刻的批评和反省。造成“杯水主义”的原因，一则革命生涯常分手，生死未卜，朝不知夕；二则革命侵占了几乎所有的个人生命空间，“区地中的活动将我们一切的人完全占领了，以致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人有时间去想到旁的一点事，就是私人的事也不能想到。我们做完了这一件工作，又赶着做那一件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超过同志的友爱之第一阶段。”就这样，个体性欲的解决，“我们只是利用所许给我们的那极短的几个钟头内的自由——毫没有束缚，也没有责任”。她惊叹的还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真实情感的流失，幸福爱情的沦丧。“在一切之中，最使我悲痛的……乃是全部是那般无热情无感觉的。”［俄］柯伦泰：《三代的恋爱》，见《伟大的恋爱》，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10月初版，第232—233、230页。该书收入柯伦泰三篇主要小说，翻译者是创造社主将郑伯奇的学生李兰，影响甚广。丁玲的第一个丈夫胡也频在其小说《同居》、《到莫斯科去》中都有谈论。 中国革命同样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革命组织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动员、组织、控制、调配一切社会资源，包括人口资源。这当然需要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就有很多革命行动，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一凡编著：《延安丽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4页。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该条例主要针对旧有的社会婚姻关系，“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1月28日公布），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94—195页。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该条例依据“民权主义之根本精神与陕甘宁边区之实际情况”而制定，以“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其中对离婚条件作了10条具体的规定，“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位列第二；“生死不明过一年者，但在不能通信之地方以二年为期”位列第九。《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40—41页。 1944年3月，该条例经修正归并为15条，重新颁布。其中离婚具体条件仍然列举10条，但“感情根本意志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降位第七；“生死不明已过三年者”位列第八，年限延长了；增加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加生产劳动，改造二流子，“男女一方不务正业，经劝解无效，影响他方生活者”《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20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同前引第435—436页。。 1946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16条。其中关于离婚的具体条件列举11条，“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位列第一。《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6年4月23日公布），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2—83页。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件的判决执行，主要取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坚决态度。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89页。；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双方男女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常建忠：《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95页。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订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29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0页。又见莫文骅：《莫文骅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73页。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既然你未婚怀孕了，那么，反正都是你的错。身心疲惫中，夏沙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经请示获准回延安医治。整风抢救运动中，她的“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都成了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夏沙生育后得产褥热，高烧40℃，但人是清醒的。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农民家里，自己在批斗会上，诚恳地大声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中国现代革命素来就是以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双方所消耗的人口资源都是巨大的。于是，尽快补充兵源，保护儿童，就显得非常重要。早在1930年12月，江西苏区就颁布了保育儿童的决定。1938年7月4日，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作为全国性组织的分支机构，负责收容流亡儿童，以及抗日将士子女。按总会规定，所有受收容的孩子每月发给生活津贴5元，到1939年5月增至6元。《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7月28日。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新的保育儿童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严禁打胎。有特殊情形，经医生证明及当地政府批准，才可经医生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1941年1月21日公布），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同前引第80页。每月10元的概念，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就账面数字而言，是八路军师长的双倍标准。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儿童是民族的后代，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是我们妇女的快乐和幸福。”《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一周年》，《新中华报》（延安）1939年3月10日。边区儿童都可以享受保育和免费教育的权利，但限于条件并非每个孩子都能够寄托在托儿所或幼儿园。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据稍后到访延安并与史沫特莱暂作邻居的斯诺夫人介绍：“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延安本地人总是张口结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的怪人。当地妇女，全是小脚，有些女孩子仍然裹足。”在当时的延安，身边带有口红并使用口红的似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气质高雅的斯诺夫人，“我不肯放弃打口红，我尽量想打得淡一些，不至于过分引人注目。”另外一个就是吴光伟，“方圆数百英里内，打口红的中国女性只有一个，她就是吴光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演员。”［美］海伦R26;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02页。 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在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却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美］简R26;麦金农、斯R26;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0页。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25—45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5页。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美］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59—160页。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美］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68页。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美］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5页。 史沫特莱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东邻城墙的原来一家地主的院落，现在被征用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招待所。稍后，她们就迁住凤凰山东麓的窑洞里（今凤凰村居委8号）。这是一排5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她们住中间两孔相通窑洞的后窑，前窑住着为她们专门配备的警卫员。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R26;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R26;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至今仍然保存在档案卷宗里的这封信，可以让我们约略窥见半个多世纪前，这场不幸爱情故事的情感原委——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的]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地]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是如何的用心。 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 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刘茜致黄克功信，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刘茜，是山西省定襄县人，曾经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于一腔抗日救亡热情，她放弃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奔赴延安，同年8月被录取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十五队学员。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最初在瓦窑堡恢复，稍后更名为“中国红军抗日大学”，迁址保安。1937年1月，随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城里，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校以培养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军政人才的军事化学校。时年26岁的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娄山关战斗中表现突出，曾先后任红军某团团支部书记、宣传科长、政治委员，中共党员。他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在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曾担任第十五队队长，也就是刘茜的顶头上司。 他们的交往和恋爱，正发生在这个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更加提高。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中。在革命队伍里，在革命的圣地延安，曾经是红军，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威望。而经历过长征后的红军，年龄都相对比较大，来到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下，面对来自城市里的热血青年或青年学生，便开始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长征的幸存者是红军队伍的精神核心。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为准则。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家的圣贤们都被摈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剥削阶级联婚。”而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大都“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黎漓编：《最后的自白——江青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实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57、158页。。所以自由恋爱和婚姻，在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发起之前，不仅是革命队伍里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和客观现实。 只是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知识青年们才发现自己与这些崇敬的红军战士或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精神心理距离。这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虽然有国民政府提供部分军饷，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使得物质供给一直到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前，都是比较紧张。黄克功能拿出一点钱送给刘茜，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对方却坚定地信奉着爱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应当有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从信件的字里行间，甚至过多的感叹号和破折号中，可以感觉到刘茜的热情、天真和开朗。她始料不及的是，原以为可以用话语化解的情感矛盾，怎么被枪声和鲜血过早地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