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抗战以来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官兵约2400人,其中经过教育被释放的约2000人,先后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大约400人全部被改造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另据统计分析,在这些学员中出身工人的有34%,出身农民的有32%,出身小商人、小职员的有21%,其他出身的13%。[美]冈瑟R26;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89、391页。他们在重新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着政治思想教育,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改造。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开始没有安排生产任务,但在该校任教的中国教员都有生产任务。正在接受人生改造的这些学员们,为了表示对边区生产号召的积极响应态度,主动要求参加生产。到1944年5月,他们开荒种地90亩,并且经营得非常仔细认真。“他们在耕种方面,和去年完全不同,生荒都挖过二次至三次,熟荒大部分都挖了二次,播种已经完毕,洋芋长的[得]很好。”在突击开荒中,校方为了顾及到同学们的身体和习惯,让大家休息,但他们说:“在这里劳动与日本是不同的,在日本是为了地主们劳动,在这里劳动所得的果实,完全归自己享受。”《日本工农学校学生种地九十亩》,《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5日。到这年年底,学员们的劳动成果折合为小米66石6斗。“计农业组生产小米20石,纺纱组生产小米13石5斗,木工组6石7斗,糊洋火盒及修理窑洞2石4斗,帮助团结合作社做点心、染色、铁工等,□报酬24石。”《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产值六十六石》,《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12月24日。其中农业组组长新川久男被评为中直系统特等劳动英雄,并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 除了上述物质生活优待外,他们在校内外所享受着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民主权利,也是促使他们精神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校内民主是由学生会实现的。由学员自己投票选举出的学生会,负责管理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及其他各项活动;同时,也保障学校教育计划的实施。学生会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学员们的意见,学校方面非常重视学员们的意见,只要认为是合理的,能办得到的,基本上都接受,并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校外民主是让学员与其他公民一起,同样享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参议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参议员按照地区和单位,依照三三制标准确定名额选举产生。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大、鲁艺等7所院校为一个选举单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然后由候选人进行公开演讲,让选民投票选举出正式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候选人是该校学生会会长森健,鲁艺候选人是周扬,抗大候选人是郭化若,还有延安自然科学院候选人徐特立等。 森健是日本士兵,出身工人,曾在中国东北日伪满洲铁路做工,1938年被八路军俘虏后经教育,申请加入八路军,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发起创办人之一。 正式选举那天,各学校的选民们像过节日一样,簇拥着自己的候选代表,扛着标语,有的还敲锣打鼓,列队进入会场。设在延安飞机场的选举会场,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鲁艺师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将周扬画像抬出来,以张声势。 大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介绍候选人情况,接着请各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演讲。森健是用日语演讲,由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现场翻译,所以特许时间延长40分钟。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的经验。”转引自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7页。演讲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最后,由工作人员当场发给到会选民每人一张选票,实行无记名投票,由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后画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结束后,当场开箱验票。选举结果,森健当选为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关于这次选举结果有不同记载。郭化若在其回忆录中说,此次选举延安七所院校只有一个名额,他以1650票当选。见《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1、142页。小林青回忆此次选举是四所院校竞选两名代表,结果是森健、周扬当选。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6、108—109页。但到此届边区参议会正式开会时,这几位竞选者全?都参加了会议。其中徐特立作为安定县代表,森健、郭化若、周扬三人都作为“边区政府聘请”代表。见《边区二届参议员题名录》,《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69、170页。同时,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还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开幕的次日,即11月7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盛大庆祝会,欢庆森健和中小路静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参议会参议员。庆祝会邀请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敌工部、抗大、鲁艺、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以及延安各界人士参加。大家热情称赞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而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们都表示,森健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不仅是他一人的光荣,也是所有在华日人的光荣。为此,他们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此报答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关怀、信任和期望。 “个人幸存不是妇女运动的主题,民族的出路才是结论所在。”Patricia Stranahan,“Yan’an Wome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p.112. California: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在整个抗日战争环境中,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运动,以1942年为界,此前阶段对于农村妇女是号召她们解除旧婚姻,冲破旧家庭,加入妇女组织,走进革命队伍,对于奔向延安的青年女知识分子,是组织学习,分配工作,参加各类文娱活动,正确对待革命婚姻;此后阶段对于队伍里的所有妇女就是生产劳动,与男同志一样,生活自给,多劳多得,只不过对于知识分子出身者更多了一层政治审查。1943年三八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知指示:“目前边区妇女工作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使一切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要走上生产战线,特别是纺织、养蚕尤为重要,其他家庭手工业、农业也都要尽可能参加,务使妇女与男子一同努力增加生产,建设边区,达到增强抗战力量,改善人民生活。今年‘三八’纪念节,即应本此任务,进行对妇女宣传与组织的工作,造成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的热潮。”《西北局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通知》(1943年2月15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第3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1月,第14页。 人类性别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两性之间从身体到精神心理上的有差异是常态;相反,漠视差异的存在,简单追求男女的绝对平等,势必造成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伤害。“给予不同发展需要的人,以同等发展的机会。”见姜云飞:《失笼的囚徒——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6月。这是20世纪中国女性,包括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付出惨重代价后能够到达的新见识,也是我们用以考察革命队伍里女同志命运的一个坐标底线。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员兼塔斯社驻华特派员的彼得R26;佛拉第米洛夫,中文名孙平,在其日记中论述了当时的情况。1945年边区干旱,备荒节约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说:杨家岭的伙食减三分之二,停止跳舞。过去跳舞对的,现在不跳也可以。见《林伯渠在边府备荒节约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43页。但实际上交际舞仍然在小范围内有人跳着。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 丁玲不反对跳交际舞,但对于出现在延安舞场上的不平等现象却颇有微词的。“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后来,她自己承认这篇曾经给她带来半生磨难的文章是确有所指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2年第2期。 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23日。。这篇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蒙冤遇难。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中的激烈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79页。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都为之一时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陈学昭:《天涯归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2页。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 审干抢救运动后,在中央机关偶尔还有交际舞会,尤其是招待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其实,交际舞最初也是欧美民间社会舞蹈。经过革命队伍的勇敢接受,交际舞登上了中国黄土地,很快又被中国民间社会舞蹈取而代之。 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黄克功最终被枪决了。 当时延安所有的报纸杂志对这样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都保持了沉默,没有留下一点文字的痕迹。但这个事件所掩藏着的恋爱婚姻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或得到根本解决。 几年过后,到延安的知识女性大都经历过一番革命的恋爱婚姻。1942年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就日常生活中的恋爱婚姻问题,“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大胆地道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感受。“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在稍后掀起的整风运动中,这篇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丁玲为此一而再地受到政治打击。 实际上,在延安当时发出同样感叹的并不只丁玲这一篇文章。日复一日的生活琐屑,有时比悲壮一时的牺牲,往往更能消磨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另外一位被缠上“挣不断的红丝线”的年轻妈妈撰文说:“你想想看,有了孩子,在延安,人们却总是这样的繁忙:开会、办公、学习,有时还要兼教一点课,出去检查工作……因此,抚育孩子的重责常常放到母亲的肩上。做慈母的,既要工作,又要领养孩子,请不到奶妈,送不上保育院,你说能够不烦恼吗?又加上一些不了解的人,对母亲们有着不应有的轻视;做母亲的自己又担忧着跟不上同走的同志们,恐惧着落后……”林风:《时代所给予我们的》,《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日。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相信她们是在走着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艰难、崎岖,并且漫长的道路,坚信对于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女性来说,并不是如何了不起的困难呀! 1944年8月,中央军委卫生部、中央医院等单位抽调人员,帮助边区政府筹办助产学校。学校安排在延河上游距离中央医院还有十几里远的枣园后沟的山沟里。学校亦名助产训练班,9月开学时有两个班,甲班学员20余人,乙班学员30余人。校舍是新近开掘的两排窑洞,荒山秃岭,秋风瑟瑟,夜晚常闻狼嚎,很是让人害怕。“这里除管理员等3个男同志外,其余全都是女的,而且多数又是未婚姑娘,有时便有不三不四的男人上山来找朋友,都被高大姐婉言挡驾了。”殊料这就招致祸害,冬季的一天夜里,她被害死在自己的窑洞里。据当时的法院同志向有关方面来人介绍说:“从检查来看,死者生前是与敌人作了顽强的搏斗,全身多处伤痕,最后对她进行强暴,并用绳子将她勒死。凶手是撬开窑窗进来的,惨无人道,我们一定要捉拿凶手!”薛沁冰:《回忆在延安助产学校任教的七十天》,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05页。 这位高大姐,名叫高志珍,来此之前是边区妇联的一位干部,具体负责这个助产训练班工作。她早年就参加革命,死时年仅40岁。此事未见处理结果,助产学校也就仅此一期,草草完结。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六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