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或毕业后的日本学员,在接受思想精神改造后,都积极参加对日军进行的反战宣传工作。制作慰问袋、书写日文标语传单、编写日文反战报刊、上前线直接喊话或通电话、接待日军俘虏,等等,都发挥了极大的分化瓦解和反战作用。 1938年以前,八路军俘虏来的日军多数是负伤后被俘虏的,在缺少会说日本话的干部条件下,大部分都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后,根据其本人意愿,释放回去,但一般都要带些传单,作为义务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因害怕回去后受到军法处分,而留在八路军中。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太行山区日军俘虏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发起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随即又觉得“觉悟”二字未免让人感觉狂妄,更名为“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时,在重庆的日本进步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其他各地日人反战组织逐渐成为该组织的分支机构。1942年8月15日,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倡议,决定将分散在八路军、新四军领地的各地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合并,成立“在华日人反战联盟华北联合会”。会议通过纲领、章程、工作方针和计划,具体规定了反战宣传的内容方法、成员训练、接待新俘虏措施、协助八路军办法,等等。 当这些战俘被改造成革命的战友,不仅空前扩大了瓦解日军的力量,而且也完全改变了八路军敌军工作的方式,即此前主要由曾经留学日本和懂日语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直接承担,现在是在正确方针指导下,依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后来更名为“日本人解放联盟”)的干部做具体工作,并且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到位,也更见成效。 1943年以后,特别是1944年,日军在许多战场上屡吃败仗,国内经济衰竭,兵源危机严重,“被我军俘虏的日兵日渐增多,1944年起就很少有要求释放回原部队的。”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同前引第49— 50页。随着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广泛传播,主动投降的日军逐年增多: 1940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中共军队所收容的日军俘虏总数的7%; 1942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18%; 1943年主动投降的人数猛增至48%; 1944年主动投降的人数达到86%; 1945年主动投降的人数更增至125%。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同前引第403页。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谓善用兵。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在八路军改造日本俘虏工作中,得到了成功的应验。 “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这是来自日本军部的感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承认,“在过去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年代,日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审问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投敌者,实为可叹。在华北,还有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新现象。对此,他写道:“据说共军捕获我伤兵、逃兵时,首先让阵营内的日本兵和日本通等对俘虏进行甄审,并把被认为不合格的兵放还。这些被放还的逃兵再次落入我军后,均被送交军法会议以投敌罪加以重罚。审查合格的俘虏则接受教育、训练,从事对日宣传,甚至参加战斗。”[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第330页。 改造精神与思想,重新塑造人生,这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历史创举。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七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