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3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秧歌队在川口公演,特为即将在延安县干部会上受到表彰奖励的模范干部编词歌颂。当一位时年43岁,却已两鬓花白,高高的身材,瘦长的脸,身穿褪色蓝布棉袄裤,腰系一条破围巾,吊一杆羊腿骨烟管,脚登布袜单鞋的农民被引上舞台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达几分钟之久。延安县党委书记王丕年在一旁高声介绍:“这就是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话音刚落,台下一人高呼,千百人响应:“学习模范党员申长林!” 申长林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三个农民典型之一。较之“边区农民英雄”吴满有、“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而言,“模范党员”申长林的典型模范意义在于,他是贫苦农民出身,曾经沦落为“二流子”达十年之久,后来参加革命赤卫队,现在成为新农民,连续四年种粮多多,对革命贡献多多。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一位新的榜样》,并配发长篇通讯。正在医院治病的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看到消息后,禁不住亲笔写信给申长林,称他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曾沦落为失业的游民,现在是“边区自由的公民”,“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富裕的主人”,“边区党的模范党员”,这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解放道路。《向申长林学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3月16日社论。 抗战八年,如何处置那些曾经穷凶极恶的日本战俘,一度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优待俘虏,释放俘虏,在延安创办专门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是为大仁大智的攻心之举,也是面对敌对分子,施行重新改造人、塑造人的方略的成功范例。 1941年5月15日下午6时,位于延安城北门外青年文化沟(大砭沟)的八路军大礼堂,正在隆重举办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界代表共两千多人参加了典礼活动。该校30多名学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宝塔山麓的学校住处来到会场,迎接他们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台上交错高悬着“日本工农学校”的校旗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盟旗,旗帜下面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已故日本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主席台左右两侧显目位置分别张贴着毛泽东的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日文大字标语:“万国プロレタリア团结ㄝ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还贴满了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送来的锦旗,以及朱德、王明、洛甫等中共领导人的题词。 会议由傅钟主持,朱德、冯文彬相继讲话。“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总崩溃的时代。人民会翻身的,时间不会很长,就在这几年之内。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朱德讲话很朴实,也很动听。他说着说着,语调逐渐高昂起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在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只是在中国有八路军,而且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八路军’——这为正义为人民而战的军队!”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 会上宣读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贺电、贺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代表发言,表示全体反战同盟的盟员们,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会议高潮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列队登台,集体鞠躬后,庄严宣誓: 亲爱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士们: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怀着满腔真挚的感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般的感谢并说几句我们的誓言。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掉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八路军实在就是我们生命的恩人,对此,应怎样表达我们的谢意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最恰当的语言…… 八路军不仅仅是挽救我们的生命,而且,又为教育我们,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这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学校我们要学习很多不曾学习过的东西。我们的胸中燃烧着对新生的渴望,满怀信心地去学习革命理论,彻底改造思想……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95—96页。 他们的宣誓得到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两千多人振臂高呼:“欢迎日本同志与我们并肩战斗!”“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他们依次走下台的时候,八路军敌工部的同志们早已等在台口,热情地拥抱着他们。典礼结束,紧接着是游艺晚会。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同志们,表演了准备已久的日本歌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所属少年演出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等节目。浓郁的民族艺术特色,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员是观众,观众也是演员,宾主不分,其乐融融,感染着每一个参与者。晚会持续到子夜时分,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依依道别。 次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学员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组织学员畅谈感想。学员泷泽说:“我经常听到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舞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掌声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受过这样大的激动。来到八路军之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过,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的盘据[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使我叹息。 但昨晚,这恶魔竞[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到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这天晚上后,他在校部的窑洞前面徘徊了很久,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推开窑洞的门,把一张纸条交给学校负责同志。纸条上写着:以前填写的表格是故意写错的,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填表时都没有写;他真实的住处是神户××区第三町目,而填表时却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大学只读一年,表上填大学毕业,等等。 另外一位学员小林青在座谈发言中说:“一年多来支配我的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话音刚落,年龄最大的学员,42岁的酒井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小林,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今天我才感觉我们的心是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7—98页。 酒井应征入伍前是日本一家工厂里的工头,性格倔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瞪起眼睛大吵大闹,被八路军俘虏后一直态度强硬,甚至在工农学校还进行过绝食斗争,要求释放。此前的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他带领5个日本学员偷偷地爬到山顶,面对东方,遥拜日本东京皇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发誓与八路军对抗到底。现在,他的反省表态对于其他士兵影响很大,大家都认真检讨,读书思索了。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52页。。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参见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9页。温崇信祖籍广东梅州,生于江苏扬州,留学美国,后来到武汉、重庆、宝鸡等地任职,与邵力子、李宗仁交游深厚。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去台湾。女儿到延安后,就与其断绝了父女关系。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黎辛:《我说说夏沙》,手稿。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幼小的年龄,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阎明诗:《总理送我上征程》,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页。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于,是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一副好嗓子,她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后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她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执朋友听到了。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 “你闺女的戏唱得好呀!” “什么戏?”父亲不解地问。 “哼,什么戏!‘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啊?这还了得!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到大街上、茶楼里唱歌唤夫君呢?”这还成何体统?还有什么脸面呢?又是一次更加严厉的训斥责骂,她违心地再作保证下不为例。孟于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记录,2002年7月12日,北京、上海。 可是,烽火连天,国土沦丧,青春热血为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所鼓舞,孟于再也忍受不了旧家庭和社会的束缚,1939年7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来成都招生,她毅然报考并被录取。“我和李仲民是偷偷从家里出走的,出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到我们向往的地方去了,请不要找我们……”孟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延安》,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289页。半年后,她和伙伴们终于从宜川转赴延安。 进入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她们曾经是小姐或太太,但她们无限向往的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军事化的革命队伍里,生活供给,精神清洁,她们最初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自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孙铮,被称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孙泽余是安徽桐城人,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也是她读书时的监护人,曾留学日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更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抗战爆发后,孙铮从北平第二女子中学回老家奔丧,借读安庆女子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报声明解除被监护关系。她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和“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1943年7月辗转到达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为抗战作宣传,在读书会上大胆发言讨论。“在这些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都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风,和煦而有力地荡涤着自己的灵魂。”为此,她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3页。 对大家族的叛逆,对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在革命队伍的知识女青年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其中: 知识分子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4%。 大学程度的10%,中学程度的70%,其他为特别班的程度。 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最大部分的年龄在20岁左右。包括不同的21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人为最多,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为最少。此外,还有一个台湾人。《王明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3期(1939年8月)。 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共为专门培养妇女干部人才而创办的,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争取女权的象征。女大只存在两年时间,学员主要是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女生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办的妇女培训班抽调归并,或公开招生而来,在延安革命女青年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她们接受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运动的理论阐述,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消灭了私有财产,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只有在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下,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解放。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范文澜亲自率领河南大学和高级中学的部分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开封、许昌、临汝一带作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先后有大半年时间。他总结成绩的时候说:“在我领导的流动工作团中,从未因男女之间的交往而妨碍过工作。这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但也是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我时常对青年男女说:你们是处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生活是在非常紧张和急骤变化之中,应付自己已感不暇,假如再来个小娃娃那将如何安置呢?所以你们该忍耐一下,等到处境比较安定时,那我并不反对你们进行制造小娃娃的工作。我经常这样向他们解释。”转引自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延安)第1卷第10期(1939年10月)。好在范文澜能以身作则,更好在这些热血青年学生们都能信奉师长的教诲。 来到延安之前,孙铮曾在“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抗敌剧团”工作两年。流动工作队有30余人,三分之二是大学生,青年男女们整天再一起难免不产生好感和爱恋之情。遇到这种情况,主持工作的几位共产党员就会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思想斗争,将这种“小布尔乔亚世界观”批得体无完肤,“那阵势简直就是斗地主,直到两个人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后来在新四军,一个叫陈亚军的画家与盐城中学一个女学生谈恋爱,也是开大会狠斗了一场。可见在‘革命队伍’里,不经过组织批准谈情说爱,可是最忌讳的事。”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8页。 早在江西苏区时期,33岁的德国人奥托R26;布劳恩,中文名李德、华夫,作为共产国际特派员在参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时,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过夜。“可是中国妇女一见他便吓跑了,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的肉体受不了。”他在瑞金所住的“独立房子”离共青团机关不远,当时共青团一位领导人的妻子非常漂亮。他便主动给她送礼物,这位领导赶快找中央汇报:这太不像话,得赶紧采取措施,不然要出事的。中央考虑这事既不能不管,又不能对他进行警告或管束,便通过中央妇委的李坚,找到一位叫萧月华的女同志。她是广东人,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十分淳朴。经过对她说服动员,“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国籍不同,语言不通,性格作风差异巨大的洋顾问结了婚。” 虽然成了夫妻,但从政治地位到生活待遇,两人却是极不平等的。李德享受苏区最高的物质供给,而萧月华依然和大家一样过着普通战士的艰苦生活,并且照常在原单位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到他那儿去履行妻子的义务。他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怀疑她偷吃偷拿了他的东西。“两人在夫妻生活上也很不协调,女方对李德只能从组织纪律以至‘党性’来要求自己,实际上对李德毫无感情可言。” 他们生过一个男孩,很黑,像娘不像爹。曾吃过李德闭门羹的毛泽东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长征开始后,他们就分居了,到陕北几经周折,终于离婚。参见梅剑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5—606页。此书披露诸多历史细节,可惜没有与相关历史文献对照映证。1938年,李德又与从上海来延安的女歌唱演员李丽莲结婚。1939年8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忽然接到通知,搭乘周恩来去苏联医治手臂跌伤的飞机,返回苏联。“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忙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由于飞机推迟起飞,李丽莲赶到机场要求一起走,未能得到组织批准,只得留下来。见[德]奥托R26;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358页。后来,萧月华、李丽莲都重新建立了家庭,并且终生都不愿意提起与李德的不愉快婚姻。 王定国是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1937年初,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组织上找到她,希望她同谢觉哉同志一起生活,照顾好谢老的身体。王定国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苦娃子,只要是党交代的事,没二话。她爽快地答应了,带着“把爱情献给革命”的信念,接受了组织安排。谢老见了开朗活泼、娇小玲珑的王定国,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两人很快结婚。她晚年笑对来访者说,她的婚姻是地地道道“组织分配”的,“革命需要么”。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1、170页。此书主要材料来自对原延安中国女大学员的采访,没有相关历史文献的佐证。又见卢弘:《女红军“定国公”》,收入《中国女兵档案》下册,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339—358页。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邓洁来到陕北公学五队,找了队长陶婉容和书记宋廉,说明了来意。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郭思敬主编:《我眼中的陈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4—285页。3月,他们结婚。对此,于若木当时向其远在国外的长兄介绍说: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农历,1937年冬——引者注)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于若木致其长兄于道泉信,1939年5月2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同前引第219—220页。 王定国、于若木们都很幸运,她们服从组织安排,遇到了有道德感、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中国革命巨人们。 由于维系这种革命婚姻关系的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所以,婚姻破裂的现象也很普遍。中国革命队伍里的男同志们,大多数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凭着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努力,升至各级领导岗位,有的还曾到苏联学习军事。“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资本主义社会,也更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不用说,更没有恋爱过,他们也不会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女子会玩些什么把戏。当他们,有一天,爱了的时候,那种方式,将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为带一点原始性的悲剧。”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页。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情感与婚姻问题。 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由组织安排解决其婚姻问题。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49—350页。这是当时同在抗大任职的莫文骅晚年回忆的细节,应当不假。 与此有大体相同情节的是,1938年底在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所作的记录: 也许,有一天,在窑洞的转角,他认识了她,像一声春雷把冬蛰的动物都惊觉了,像但丁(Dante)遇到比德丽淑(Beatrice)。“怎么?在陕北,有这样的女性!”这样的庄严,这样的美丽!一个稀有的神秘的occult的微笑……而且,穿着一副军装。“同志!”继之一个敬礼,他们认识了!多少革命的理论好似都与爱情脱离了关系,因为这在他生平,还是极生疏而极新鲜的事情。 星期六的晚上,女的提议:“我们上城头看月亮去吧!” “月亮有什么好看呢?还不如在家里吃花生!”男的回答。 “我们到延水边去走走吧!” “又来了,你们天天在延水旁跑,还看不厌么?” 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趣和喜好,如果没有大型集体活动可参加,只有两个人的夜晚是难熬的。最后,男的说:“还是去合作社喝四两白干。” 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非常规律得近乎本能的生活:吃饭,睡觉,打仗……“虽然他知道男女平等,男子应该尊敬女子,而且,中国的男子该帮助女子,求得解放,[。]但偏偏有些时刻,一下子,他忘记了!眼前却只映起在小时候他在农村所看到男子的抢婚,养媳妇这一类事……一个女子怎么不接受男子的爱?!”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119页。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颇为普遍,另见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欧阳山:《圣地》,见《一代风流》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372页。 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女青年们很难再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和可能。红军干部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参见朱鸿召:《恋爱中的枪声》,《上海文学》(上海)2000年第5期。一时的众怒可以平复,但革命婚姻中深刻的问题却一直残留着。 1938年8月来到延安采访的陈学昭,注意到了革命婚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初,她不爱他,他常常来看她。在晚上,他有时半是玩笑半是真的赖在她的床上不肯走:“今夜我睡在这里,不回去了……”这让她手足无措,左右为难。 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特务员(红小鬼,勤务员),背着铺盖,她跟在后面走。“怎么?你搬家了?” “不!” “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 其实,她就这样地与他结婚了。 7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依然是前面一个特务员背着铺盖,后面,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垂头丧气地走着。 “你搬家了?” 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她肚子大大的,怀着已经5个月的身孕。 据说,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他命令特务员把她的铺盖拿出去,叫她快快跟了特务员滚蛋。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9页。 如果男女知识青年在革命队伍里相互爱恋了,那么,一定要及时报告组织,取得上级领导的认可,才可以有保障。1938年11月,罗工柳报名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上前线,女友杨赟却留在延安,他感到这样情况不妙,机智地让女友通过在鲁艺任教的李伯钊,找到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就说罗工柳是自己的爱人,她要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这样,得到同意后,一起维持了他们的爱情。刘骁纯整理:《罗工柳艺术对话录》,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1页。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R26;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外宾贵客。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当她初见朱德时,“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美]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54页。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恋爱婚姻中的人更容易见出其社会性。 1937年10月5日傍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一身戎装,佩带勃郎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部黄志勇,走出凤凰山下延安城里的队部,跨过北门外的延河,来到对岸清凉山下的陕北公学。在校门口,正好遇到刘茜和她的同学们,黄克功邀请刘茜到延河边散步,打算最终解决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问题。 17岁的刘茜梳着一头时髦的短发,飒爽英姿,朝气蓬勃。她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离开自己的同学,陪两位曾经给自己上过课的老师们走了。晚风习习,暮辉彤彤。他们三人沿着河岸向东边走边聊,到了枯水的河滩,黄志勇知道他们是谈恋爱,就知趣地先回了。走出很远,他又回头羡慕地看了一眼,只见他们一前一后走得并不整齐的身影,漫漫地溶入了河滩旷野成双成对散步恋爱的人群。 黄昏夜幕,没有人看清他们二位的面容,也没有人听到他们夹在沉默中的零碎言语。只见他们沿着河滩走得很远,夜色越来越暗,人群越来越少,然后停在那里,僵持了很久。最后,黑暗的夜色里,枪声响起,刘茜躺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枯水季节的延河,默默地流淌在她的身边。 久经沙场的黄克功,枪声似乎带给他更多的冷静。他从容不迫地沿着延河走回来,在宿舍里先脱下外衣,解下鞋子,洗罢脸、脚后,再把衣服和鞋子浸泡在水里,将溅在上面的血迹清洗干净。然后,他亲自来到校部,向当夜值班人员汇报他刚才与一名女学员发生摩擦冲突了。值班人员并没有当作什么一回事情,他反而感觉很轻松地回到宿舍里。临睡觉前,出于职业习惯似的,他还将身上佩带的勃郎宁手枪取下来,认真仔细地擦拭干净。又从口袋里掏出刘茜曾经写给他的信,从头到尾温习过一遍,想想,拿起笔将信末的日期改写成:1937年10月4日,即,希望是枪杀案发生的前一天。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