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起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边区政府(相当于省)、县、乡村和行署、专署三级两辅制层级组织,以及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改造二流子运动通过这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自上而下被有效地运作起来,有典型,有经验,有计划,有步骤,有广泛的舆论支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边区各县将任务分解到各乡村,按照上级指示和报纸提供的经验,按图索骥,对号入座,首先划定二流子名单。1943年初,边区属下10个县,约150万人口中,共划分出二流子约9500人,占总人口的近150分之一。如果除去总人口中的“公家人”(军人和干部、学生),那么,在农村二流子所占人口的比例还要高。不过,当这项政治任务演变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时,也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很快,《解放日报》发表王丕年的文章,重新界定划分二流子的标准,“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这是根本的”王丕年:《谈农村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6月4日。。并要求分出层次,有“二流子”,还有“半二流子”、“民选二流子”,区别对待。 1943年4月15日深夜,甘泉县六里庙乡自卫军和干部一起,深入山沟村落,捉出事先圈划好的11名二流子。第二天下午召开全乡群众大会,领导讲话动员,群众发言揭发,二流子表态宣誓改过自新,并寻出担保人,订出生产计划。其中,就有道佐铺街上的女二流子冯老婆。群众对孤立起来的女二流子分外看中,当乡长刚宣布处理意见后,会场里的人就吵起来,笑起来,“先叫冯老婆向我们宣誓!”大家快活地呼叫着。 冯老婆从那边墙角里走出来,她细瘦的身材,黄黄的脸蛋,看来30多岁的样子,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她走到台前,惭愧地低声说:“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我再吃洋烟,活剥我……” “不行!”她的话被台下有力的呼喊打断了。 冯老婆怔了一会,又惶恐地说:“我保证制车子,纺线……” “得寻保人!”大家向她喊叫。 她一时茫然地向台下张望一眼,又低头无助地想:“叫我寻谁作保呢?” 会场立时寂静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像怕做她的保人。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站起了一个红脸的老头——她的丈夫冯开文。“我保你,你是真改过?”冯开文板着面孔,认真地问。 “真……真的,我改过……”冯老婆眼角里挤出了泪花。北群:《改过》,《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20日。 对于宣誓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联系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劳动。杨朝臣同庄有个李同德,从前做巫神,一亩地都懒得种。现在不能下神了,夫妇二人挨饥受寒。杨朝臣劝他:“如果你今年耕种,我借三斗粮和一把锄头给你,不要报酬。”李同德感动得哭了起来。 距离杨朝臣庄上十里远的张同华,曾经也是个二流子,竟日游手好闲,邻里说这个人是无法教育的。杨朝臣得知后,主动找他,耐心说服,并借给牛和镢头,帮他订出生产计划:开荒10垧,12岁女儿可送饭、拾粪,老婆照顾家庭副业。计划订好后,怕他不努力,杨朝臣又和他变工。不久,张同华革除恶习,开出荒地,养起鸡鸭,连看戏也不去,为的怕误工。有人问他:“老张,为啥变得这样好?”张同华总是感激地说:“没有老杨哥救我,我这辈子都完了。他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劳动英雄杨朝臣、申长林等的模范带头和榜样作用,使不少二流子思想开朗了,他们觉得弃暗投明,前面有奔头。尤其是申长林的事迹经宣传以后,很是激励了二流子们改过的信心。同住在蟠龙川的二流子刘生贵,自己跑到申长林家登门拜访,痛说前非,保证改邪归正。安塞县的二流子刘四有表示:“别人能学好,咱就不能转变吗?”他春天下地劳动,秋季就有收成,报纸为他发表通讯《刘四有转变了》。 对一般宣传教育和帮助监督改变不了的二流子,则采取大会训斥、当众耻辱和强制改造。 在吴旗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王县长厉声训斥着二流子:“高长腿,你站出来,你讲为啥不生产?” 蹲在地上的高长腿紧缩着头颈站起来,把身上穿的破羊皮短袄一束,脸色黄得像焦棒,眼睛呆望着地下。 “你不该偷偷地从友区买大烟来吸,啥也不干。”老县长数落着他。 高长腿懒惰成性,不事生产,靠两个儿子给人揽工挣的钱,每天躺在床上抽大烟。 “今年要规定你生产,你要种五垧地,有啥困难,全村都帮助你,能不能成?”王县长对他说,大家的眼睛都集中瞪着他。停了一会,他才瘪着嘴说:“成,我种六垧。” “要你戒烟,你是愿意自己戒,还是住在政府的窑洞里来戒?” “戒!自己戒!” “要多少日子?” 高长腿先说要一百来天,当王县长逼迫一步问到底要多少天,他改为50天。 “不成!50天要到五月份,生产时间都全误了。”王县长最后说,“30天。” 延安市划定二流子110人,其中女二流子39人,以南区为最多。二流子的门上和身上被强迫佩带有二流子的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被准许摘去。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严格束缚,帮助丈夫整顿家务,如有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也不准离婚。张汉武:《谈延市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24日。 绥德分区各县、区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身上带着白布条,低垂着脑袋,二流子被一个一个地拉到台前。台下群众都报以哄堂大笑。这对有的二流子就成了强烈的刺激。二流子蒋生俊、辛振有就是被公众讥笑以后,回家彻夜不眠,因而痛下决心,改做好人的。在政治、道德、思想、文化一元化的社会里,群众舆论是种无所不在的强大力量。吴堡县王县长在后胡家山村开会宣布二流子的可耻,邻村二流子王岭来村上串门,一个瞎子听说他到了,当他面向地上吐口唾沫,说“呸”!这口唾沫对王岭产生极深的影响,从此他开始走上正路。 曾经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山东战场工作的小林青,根据延安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的指示,参加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胶东支部的整风运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下发的整风文件,一字一句地精读、讨论,再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小林青的反省报告当时就以《我的思想反省》为题,公开发表在1944年7月23日《大众报》上,并配有一篇大加激赏的评论。 在这篇保存完整的反省报告中,他生动描述了自己被八路军俘虏后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大家从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中,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作风情况。还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在工作中逐渐改正。可是我刚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在日本军队中的武士道精神和以死表示效忠天皇的思想支配下,自己曾暗暗想过和计划做一些对不起八路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错事。” 因为做了俘虏,他观念中感觉这是最大的耻辱,“不仅自己的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与谴责”;“支那人太野蛮……(如果被俘就要)与八路军一刀两断,否则永世不能再投生了;切腹自杀也不能缴械投降,”等等。“由于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一直顽固地表现出大日本皇军不怕死的大和魂精神。我还十分傲慢,蛮不讲理,经常大声叫喊:‘你们杀死我吧,我不怕死!’” 死之未成,他便想逃。“我刚被俘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逃回日本军队去,但仔细一想,自己不会讲中国话,又没有路条,是根本跑不掉的。即使是这样想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跑过一次,被抓了回来。后来,我又和布谷商量准备伺机偷一张路条再跑,可是通行证在八路军同志手里,我们曾企图偷过,几次都没有成功。我们还一起商量把管通行证的同志杀死,拿到通行证逃跑,但又怕万一逃不成,被抓回来,就犯了杀人罪。我左思右想,不敢下手杀人。” 逃之不成,他又想同归于尽。“当时思想变化无穷,后来又暗自思忖,既然逃跑不成,那就找机会设法杀死几个八路军的长官,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以此来尽我誓死效忠于天皇的‘赤诚之志’。……(这样)一来可以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二来也炫耀了日本军人以身殉国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如果将来日本军部知道此事,还可能被追谥为有功之臣,而不是贪生怕死的国贼了。 有一次,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缴获了几门日军掷弹筒,不会使用。这是一种当时比较先进的专门对付机关枪的武器,日军中也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会使用。八路军参谋处请他去部队驻地的临时练兵场讲解掷弹筒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当时周围有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其中还有胶东五支队参谋长李发等司令部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解。装弹、瞄准、射击,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猛然间,我脑海里闪了一个念头:如果让我用实弹作示范讲解的话,我就趁机在装弹时把炮弹倒装,必然引起掷弹筒当场爆炸,炸死我,也炸死八路军的长官和士兵,让我在八路军的俘虏营里为日本军队立个大功吧!” 同归于尽未成,他消极抵抗,并故意让同样被俘的自己上司逃跑,当时佯装不知,过后才去报告。 那时,我在八路军敌工科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索以后,刚刚下了狠心决定再不回日本军队去了。正在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濑古,作了八路军的俘虏,他是我原来的顶头上司。濑古偷偷地找我商量,如何设法逃回日本军队去。我尽量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实在躲不开他,就谈别的话题,或用其他话搪塞他。反正我不愿和他谈逃回日本军队的事。濑古见我不愿意逃回日本军队,就威胁我,让我无论如何帮他创造个机会逃跑回去。他对我说:我绝不会像你这个怕死鬼一样,在八路军面前屈服投降,即使我逃不掉,也要和他们以死相拼。可我却守口如瓶,这些事一点儿也没有向八路军敌工科的同志反映汇报。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是不打算逃回日本军队去了。但濑古毕竟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民族同胞,我何必去向八路军报告呢?只要濑古能设法逃回去,我就不去管,不去帮他的忙,也不愿去阻止他,人各有志,随他自己的便吧! 这样,在不久的一次日军扫荡过程中,小林青和其他战俘们被转移到一个山坳里。连日行军,大家都很疲惫。乘大家都进入一个山洞休息的时候,“这时,濑古悄悄地坐起来,望了望周围,见没有动静,又慢慢地站起来,推了我一把,用手向外面指了指,示意趁此机会和他一起逃跑。说实话,当时尽管我自己根本不愿意再逃跑了,但不想去阻止别人,更不想将濑古的逃跑报告八路军。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的眼色和手势,像睡熟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见我很久没有动静,狠狠地跺了跺脚,冲着我挥了挥手,然后看看其他人仍在睡觉,没有人发现他的举动,于是就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山洞,飞快地朝山下跑去。”直等到濑古跑过了一道山梁,他才装作刚?发现的样子,急忙推醒身旁的八路军同志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濑古不见了!”同志们急忙起身,四面寻找,但见山坡下隐隐约约一个人影,已经跑得太远,无法追上便作罢了。 这个反省材料,最初是其本人在支部整风审干会议上的检讨发言。毫无掩饰的思想反省,使听者动容,也使自己的精神解脱。“我也把几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沉重包袱丢掉了,觉得轻松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设法弥补由于我思想上的偏差而给革命工作造成的损失。” 小林青后来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而且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将自己的后半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成一体。 用军事化的方式来锻炼她们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斗争就需要讲原则立场,更需要站到前台作面对面的较量。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尤其是在各类学校培训的女同志,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她们必须抛弃传统闺秀和仕女的羞涩感,学会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走上前台,发表言论,激起众怒或拥护。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 18岁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龄。这羞,一方面是生理原因,一方面是感情上的原因。因为中国人对姑娘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 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这是一本对延安时期米脂地区诸多历史人事的采访记录,遗憾的是书名副题如此艳俗。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 李会有脸红腾腾地也跟着说了一句:“就是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什么美得太?” 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地道的陕北话,醇厚质朴,说道这等新潮时髦的革命婚姻,抑扬顿挫的腔调里,满蕴着的是美轮美奂、醉人心脾的豪情爱意。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短距离地直盯着周生荣这个爱恋已久的对象。周生荣的感觉是: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心潮一涌一涌的,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 这一下着实把我羞坏了,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我体会到:女人真正的害羞,往往只是最幸福的一瞬,而这幸福的一瞬会让你深深地铭记一生。黄富强:《米脂婆姨——中国第一美人窝秘闻纪实》,同前引第18页。 羞涩,是青春的波光闪烁,是少女至真至纯的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却是部分地或者干脆是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第58—59页。采访中,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气听受丈夫的无理谴责了!”“延安新女性给人的印象,是她们能够那样泰然生活的精神,确是配合着男性做了同样的工作。”谢克:《延安十年》,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第67、68页。甚至通过观察比较,深刻的记者们当时已经意识到,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最有典型意义的不是那些出了名的模范共产党员,而是“女同志”们。 从那些“女同志”身上,我们最可以看出一种政治环境,怎样改换了一个人的气质品性。 她们有的来自天津、北平,有的来自上海,有的已在各沦陷区工作过,长远的旅途以及工作的经验,加强了她们的倔强性。一般说起来,“女同志”的好胜心理,都超过男的,她们唯[惟]恐受到[被称为]“弱者”的批评,所以尤其要特别表示她们的倔强性格。 另外有一部分女党员,是从工农出身的,旧时代的家庭生活磨折过她们,因而她们此时的急进,也甚于普通人。 所有这些“女同志”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听她们讨论党国大事,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比我们男人还要认真。恋爱与婚姻,虽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们似乎很不愿意谈起。至于修饰、服装、时髦……这些问题,更不在理会之列了。 有一次,这位记者斗胆放肆地问一位C女士:“你们简直不像女人!”得到的回答是富有挑战意味的执拗的反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赵超构:《延安一月》,同前引第90—91页。 这是经过整风抢救运动的精神清洁与斗争烈火的考验,以及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改造后,革命面貌更其突出的女同志形象。此前,大约在1938—1942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延安革命女青年还有过短暂的红色浪漫青春。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使得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对于婚姻产生“四怕”心理。 一怕怀孕。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二怕生育。不能堕胎,只有生育。战争环境,条件简陋,知识女青年们接受革命婚姻后,几乎都要经历血淋淋的生产事实,有的甚至是生死考验。 王丹一与艾思奇的婚姻,正赶上抢救运动。在《解放日报》所在地清凉山上的窑洞婚礼当夜,艾思奇就被组织上隐藏在隔壁的窑洞里。王丹一守过一夜空房后,第二天就被带到蓝家坪中组部招待所隔离,接受为期一年的审查抢救。到1944年5月,由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亲自做甄别结论,说确实弄错了,她才与艾思奇真正结成夫妻。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她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疼痛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预产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大家的心思全在重庆的毛泽东身上,根本没有人照顾我。我知道月子里的妇女不能看书,就要求艾思奇把每天的报纸读给我听。艾思奇仍然每天都要给报纸写文章,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八天没人碰。王丹一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8、12、16日,北京南沙沟。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同前引第326页。她是陶铸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名为《在医院中》),虽然是个案情况,但由此可见当时的医疗环境和质量。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 1943年6月,石澜临产的当天,还在中央党校三部审干办公室接受审讯:“现在再问你,你是怎样选择和舒同结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轻男子追求你,你都没有看上,偏偏找个比你大十多岁的老红军,是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以便达到你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她还没听完,只觉得耳朵发出嗡的一声,心脏猛烈地收缩,腹部绞痛。她咬紧嘴唇,半晌不说话。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喊出声来:“啊哟!我的肚子好痛啊……”当她被送到医院时,直接上产床就分娩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95页。回顾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在与舒同的40年婚姻里,先后4次生产、1次流产、2次妇科手术,她觉得自己元气大伤,身心疲惫。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为人类繁衍生育所经受的苦难与折磨,流血与伤心,是男同志们和其他非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像的。 三怕带孩子。“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如果有了小孩,就得编入母亲班,任务就是保证孩子的健康,每天要给孩子做饭。边区政府有专项优待,发白面、发补助,不让孩子吃大人的食堂。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页。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一个做了母亲的人,她应当是快乐的。然而,我却看见有许多人,她们天天皱缩眉头,仿佛在背负一个永远解脱不掉的痛苦!因此,我也听到,许多人,她们从内心里传送出那一致的、迫切的、期待的呼声:“救救母亲呵!”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曾克:《救救母亲》,《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8日。 如果说流产和生育的流血与疼痛,是直接剥落着革命女青年们的飒爽英姿;那么,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就是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耗损着她们的身体健康,同样是在摧毁着她们的飒爽英姿。 四怕弃孩子。这些为人之母的革命女青年们,不是没有母爱之心,而是陷于母性与人性的两难矛盾困境。但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像的。这更成了年轻母亲们的心痛,因为孩子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呀。 1941年3月,韦荧在中央医院生育后,身体非常虚弱。她与艾青商量后,决定把孩子暂时托放在附近的一个老乡家,准备等自己出院后再接回来。一个月后,他们去接孩子时,“推开门,发现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婴儿身边放着一碗小米汤,碗里还趴着一只苍蝇。……孩子骨瘦如柴,显然是缺少营养的缘故。不几日,这个孩子终于夭折了。”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35页。这是韦荧与艾青婚姻中的第一个孩子,给他们刺激很大。孩子死后的第三天,他们两人在窑洞里枯坐,半晌都没有话。 石澜在抢救运动中生下孩子,但觉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后又被迫丢弃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后,用乳汁哺育了将近一个月,当婴儿第一次向我发出天使般的微笑时,我是多么的陶醉啊!但就是在这时,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须随他同行。这是大局,我别无选择。当我把自己的幼儿,从怀中用双手托起交给一个陌生农妇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这个年仅26岁的小母亲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昏倒在农妇的家门前。”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93—94页。当她强忍着心痛,整理好行装,却并非要上前线,而是被怀疑是特务,将她隔离审查。 所有这些,在消耗革命女青年们飒爽英姿的同时,更煎熬着她们的母性。当她们坚强地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剧烈苦痛之后,她们的母爱之心也几乎被掏空了。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后方社会的各种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宣传,几乎都是妇女和孩子们承担的。当时的红色工会女会员有1万多人。红军开始长征时,动员妇女参加赤卫队来保卫苏区。“白军侵占苏区后,数十名苏区妇女领导人遇害,幸存者只有随红军长征的50人,其中有30名党的女领导人,20名护士和女工作人员。”[美]尼姆R26;威尔斯(即:海伦R26;斯诺):《续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162—163页。海伦R26;斯诺即尼姆R26;威尔斯,她与埃德加R26;斯诺结婚后,名为海伦R26;斯诺,但冒险到延安采访时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意志,仍以结婚前的名字尼姆R26;威尔斯署名。后来,他们离婚了,她没有再婚,为了表示自己对埃德加R26;斯诺的怀念,又用海伦R26;斯诺署名。她们在革命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以她们自身的资历论,都是老革命家,而作为苏维埃上层领导人的亲密伴侣和多年的老战友,她们又在宝座后面,更确切地说是在政治局幕后,执掌着传统的大权”[美]尼姆R26;威尔斯(即:海伦R26;斯诺):《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155页。。这个“传统”不是一般封建的东西,而是指经过对封建的历史的道德人伦与交往规则进行过革命化变革的“革命传统”。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行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1930年代以后,群众运动越来越成为苏区经常性的社会活动方式,举凡攻占胜利、分田地、斗地主、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新年、欢度节日、欢迎红军、慰劳红军、追悼死难者、成立各军(团)、出征、反帝,等等,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至十余次大型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苏区的社会工作乃至生产建设(例如春耕运动、积肥运动、秋收运动、合作社运动等),基本上是通过运动的形式进行的。”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58、160页。而在每次群众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文艺宣传,女同志又是文艺宣传的主力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刚刚组成不久的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剧团——“八一剧团”,为大会组织了几场盛大的演出。李伯钊与赵品三、危拱之、沙可夫等同志一起,最早将大城市和苏联的戏剧艺术形式带进苏区,立即受到全体军民的欢迎和喜爱。当李伯钊亲自登台,把自己在苏联学习期间学会的“红色革命舞蹈”《红军舞》、《海军舞》、《乌克兰舞》等节目表演一番的时候,全场为之轰动。只听过山歌小调,只看过旧戏活报剧的苏区军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国际艺术”。随后,八一剧团扩建为规模更大的工农剧社。瞿秋白到苏区就任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长后,更加重视文化戏剧工作,创办了专门培训革命戏剧人才的高尔基戏剧学校。长征途中,主要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央工作团,一边行军,一边不断用歌声、口号和话语等文艺形式鼓舞战士们前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集体聚会就会有嘹亮的歌声,会前唱,会后唱,你们唱,我们唱,你们拉我们唱,我们拉你们唱,饭前唱,劳动唱,行军唱……革命队伍几乎成了歌唱的队伍,保安、延安先后成了歌声的海洋。1936年8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斯诺在保安观看了一场“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内容有短剧、舞蹈、歌咏和哑剧杂耍。“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美]埃德加R26;斯诺:《西行漫记》,同前引第94—95页。其中的红色革命舞蹈《丰收舞》、《统一战线舞》、《红色机器舞》等,是在苏区引进苏联革命舞蹈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文艺节目,无论是采用中国旧有的形式,还是外来的苏联形式,都表现了现实的中国革命内容,所以,演出效果却是非常的好,往往是在演出结束时,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一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大声喊叫,全场观众随即齐声高呼,台上台下为一种政治热情所鼓舞。 这种革命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美]尼姆R26;威尔斯(即:海伦R26;斯诺):《续西行漫记》,同前引第157页。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德]奥托R26;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13页。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转引自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8页。 随着青年学生的不断涌入,1937年9月,中共中央筹建另外一所学校——陕北公学,旨在短时期内给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培养抗日先锋队力量和未来国家建设人才。原抗大第三期第十五队学员,全部转入陕北公学,刘茜也到了清凉山下的新学校。但黄克功仍然留在了抗大,被重新调任第六队队长。 10月5日晚,刘茜一夜未归,第二天被发现已经僵卧在延河岸边。陕北公学的学生们顿时惊呆了,往日激昂的学习生活被焦躁激愤的情绪所代替。人们在等待着事件的结果。 经医生验伤检查,留在档案里的验伤单写着: 左耳后有枪伤一处,弹穿脑门; 左肋背后有枪伤一处,弹未出。 右膝盖及下腿有伤痕,呈暗黑色,稍带紫,皮未破; 左脚腕上有伤一处,皮未破,暗紫色; 左手指有伤一处,皮未破,暗紫色。刘茜验伤证明,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枪伤之外的多处伤痕,是她自己跌撞的,还是遭到殴打?无人知晓。黄克功被边区保安司令部关押后,接受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为组长,由抗大、陕公和保安司令部等单位部门联合组成的审讯组的多次审讯。在陕公,他对枪杀事件供认不讳,递交的第一份陈述报告(书记员笔录)中甚至颇为慷慨激昂地写道: 与刘氏相识于抗大,在抗大不多日之短期过程中,余观刘氏天真活泼,幼年颇有智慧,因此乃与刘结成朋友之交,相互通信,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当时至今约五星期半。)在最初的两、三星期,贰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实现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大都皆知,尤其与我同事诸人更为详细。孰料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议,损功[指黄克功——引者注]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反而将我所给予之信件交诸友人宣扬,更进一步破坏余之威名,此乃刘氏深切给余痛苦一也。其次,刘氏给余之痛苦,乃为余已去信数次,未复一函,竟然拒绝。最后虽曾复一函,也不过口是心非而已。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眨眼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而恸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黄克功陈述报告(一),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他没有提到刘茜遗体上的伤痕问题,似乎也没有被问起此事。问题关注的焦点是枪伤、人命。很快,他就枪杀问题又被责令递交了第二份陈述报告。其中交代: 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黄克功陈述报告(二),同上。 后来,经过多次审讯和查证,判决书上认定的枪杀经过是: 10月5日晚带备勃郎宁手枪,威胁恫赫[吓],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的刘茜肋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求救,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黄克功判决书,同上。 不管当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黄克功写在纸上和接受审讯时,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他杀死了人,还自以为是维护着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认为应当属于正义的革命举动。就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审讯组收到一封署名“特区队”的意见信,认为“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这给事件处理带来了难处。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三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