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同样是人,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和医疗卫生条件极不发达的地区,人是一切资源中最可利用的因素,也是最可宝贵的因素。延安,自古就是边陲要塞,位于汉族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交流杂处的前沿地带。清末以后,这里战争频仍,宝塔山下,延安曾让世界为之瞩目十室九空。1935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到达陕北后,当务之急就是“扩红”——招募青壮年人口参加红军,补充长途跋涉而锐减了的部队编制和战斗力。此后的十余年间,陕北延安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大量吸引人才,更大量地招募移民人口。革命圣地延安的历史,就是由他们直接参与打造的。 1937年1月,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部队进驻延安。当时,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约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农民和商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还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几座有名气的饭馆,仍旧照常营业。总之,延安呈现着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而此时部署在延安的共产党守备部队实有兵力总计4000—5000人,共分为5个团。1938—1939年边区与国民党军队开始发生摩擦,从前线撤下3个团来加强守备部队,使其兵力增加到6000—9000人。[德]奥托R26;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39、254页。 1937年的肤施古城,依山傍水,气势巍峨,依然保存着作为古代军事要塞的庄严气象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的实有人数是7.5—8.1万人,战斗部队编制为5个军团。所有参加长征的人,身边带有大约可以用两个星期的给养,主要是大米和食盐。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剩下7000—8000人,其中正规部队战士约5000—6000人。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共4.6万人,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抗日。在延安的各师留守部队组成“八路军留守兵团”,总人数是1.6—1.9万人。同年9月,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八路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集团军”。稍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第一二〇师等部队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5月,在延安的党政干部有1.2万人,陕甘宁边区民众人口约160万,军队约10万人。参见唯木:《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5月19日。 1943年8月,在延安的党政军人数有3万人,老百姓约1万人。《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存。这相当于1937年延安市区人口的16.67倍。 1943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言,其中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约30%。这些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其他根据地工作,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提供的确切统计资料显示,延安市区老百姓人口总数为1.237万人,陕甘宁边区人口总数为159.395万人。这是不包括党政军学等“公家人”的。同时,据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统计,1937—1945年间,边区共接受移民6.385万户,人口26.662万。外加5000多人的还乡难民,人口总迁移量达到31.662万人。安定县(今子长县)四个行政村原来只有173户,到1941年短短几年时间就增加到288户。《边区人民生活日趋改善》,《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22日。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先进模范村的延川县刘家河村,1937年只有5户人家,62口人,到1943年就增加到12户人家,105口人。《刘家河村被誉为丰衣足食模范村》,《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9月23日。在这十年里,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在5‰—20‰之间,属于典型的非自然增长状况。在1946年的边区农村总人口中,全劳力就高达33.876万人。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迅速增长,为农业生产和兵力补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其边区人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发展生产,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反对堕胎,加速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力吸收各类人才,大量招揽各种移民,增加人口。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载文说:“我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给我们发展生产许多困难。假如在二三年后,延安人口达到十万以上,那我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 上述边区人口中,农村老百姓无论是原有农民,还是招揽来的移民,其男女性别比例大体上是平衡的。1945年10月边区选举委员会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中,男性8.440万人,女性7.500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3∶1,属于正常状态。可是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中,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几年过后,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再过几年,情况更向好的方向发展,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参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8页。这个比例关系基本维持到1946年开始逐渐撤离延安。 形成这种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关系的原因,是长征到陕北延安的革命队伍,绝大部分都是男人。一大批青年学生为了抗战,从沦陷区、国统区和大后方奔赴延安,献身革命,才缓解了革命队伍里严重倾斜着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45—446页。 1938年9月,时年19岁的孙承勋(何满子)经武汉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高级班第六队学习。此前在武汉抗日救亡活动中,他认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同样也到延安,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他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通信联系。大约半年后,他忽然接到她的告别信,说组织安排要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边区前线。“‘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6页。此事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随即离开延安。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和这件事,以为自己“由此而学懂了一点人生的、社会的内核性的东西”,“看到了一个胚胎,一个雏形,由此而领悟了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这点获得极难用文字表述”,但对他自己人生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我真切地自我审察到,从此就添加了一些虚无气,对生活的执著也添上了虽然是轻度的怀疑和渺茫的色调。这对我以后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常为克服附在我身上的这个消极性幽灵而付出精力,到底没能尽根制服庄生式的对人生的玩赏态度。”何满子:《鸠栖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7—138页。幸许怀疑与玩赏的人生中会伴生出几分旷达与超脱,毕竟有违公正,暗影出没,让人耿耿于怀。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 人口与性别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