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全社会动员,方方面面配合,步调一致,口径一致的改造二流子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 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除了提供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外,还提供了通过农业生产劳动来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经验。《解放日报》当时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2月24日社论。 一个主要由健康勤劳的农民组成的社会,是温饱的、稳定的、淳朴的、净化的。不间断的周而复始的生产劳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其他一切属于旧时代供游手好闲者消磨时光,供生活有闲者享受休暇,都被视为颓废或颓唐现象而受到铲除消失于生活中。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外记者采访团在延安就发现:“那里没有颓唐的现象,人们相互督促地生活,所以大都是被称为‘突击队员’、‘劳动英雄’的青年,和这些名词对峙的是二流子,这批人则到处遭到白眼,受人鄙视。”“至于介乎两者之间的一般农民,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不敢不以‘劳动英雄’为模范,而一任日常生活的支配了。”谢克:《延安十年》,上海:青年出版社1946年2月初版,第5、66页。 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一元化的政治权威,渗透于每一个生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共同改造并塑造出单质同构的适应新时代的新人。当新人的品质成为风气时尚,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国家就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并进而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最全面、最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从各个战场上俘虏后被转送到延安的日本兵,除了必须参加的学习、劳动外,其他时间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延安一些公共场合闲逛,但是,在由边区联防军和自卫军严格把守的特殊部门,以及交通路口需要路条和通行证的兵法社会环境下,企图单独走出延安是不可能的。 在延安,也有两个日本俘虏。据说是从山西解来的,他们仍旧穿自己部队的军服,戴的也还是那顶钵形的日本军帽。他们也和在赵城(1938年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位于山西境内——引者注)的两位伙伴一样的[地]在中国享受自由。在延安,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天天在街上闲逛,有时和人混熟了,就跑到人家里去喝茶聊天。顽皮的孩童,有时跟他们后面追着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鬼子!”他们却一点不恼,回过头和孩子们笑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要打倒我们,我们是日本的劳苦大众,我们应该大家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初版,第19页。 被俘后,他们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八路军提供的灰布军装,也可以继续保留穿戴自己的日军黄呢子军装。但是,经过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后,尤其是“每人每月须当同学面前审查及批判自己底[的]工作一次,同学们互评优劣而予以应得的赞赏及应受的谴责”[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1946年2月初版,第70页。。在这种强烈的集体舆论力量作用下,他们都纷纷主动脱下黄呢子军装,换上灰布军装。 设在学校学员活动室里的墙报,将每次学员讨论会上的亮点话题写成文字,对于每个学员身上出现的哪怕一小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和表彰,对于顽固不化的学员也组织巧妙的批评攻击。学员青木发表在墙报上的一篇题名《过去的回顾》,其中写道:“到延安来,已经过了两个秋天。回顾过去一年,可说是我思想转变的大革命时代。生下来之后,二十多年长期间的教育(原文如此——引者注),就在这一年内根本颠覆过来了。要是没有这一年,我好像是不知有大海的井中之蛙,庸庸碌碌的[地]度过我的一生吧!”转引自赵安博、王向立:《思想革命——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剪影》,《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4卷第3期(1942年3月)。 课外娱乐时间,提倡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 在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学员们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刘校务主任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怀学员们的结果。 学校每月开一次晚会。特别是中秋节那天,要举行盛大的娱乐晚会。学员们演出许多短剧,如《弥次喜多的侠义》、《希特勒的威风》、《某中队长》等等。每个节目都富于奇特的想像。同时又带有健康的政治内容。 每天晚饭后,在运动场上,或打棒球,或打排球。不然的话,就在俱乐部里打扑克、打麻将、玩纸牌、下围棋、下象棋。以此来消除一天的疲劳。 学员整天都是这样紧张地学习,尽情地娱乐着。校园里充满欢乐和希望。《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 当时的延安,唱歌、跳舞、打篮球、打排球等体育运动都很普遍,唯有日本士兵们在宝塔山下的河滩上玩打棒球,这是新鲜的玩意儿。通常是在吃过晚饭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简单地划好场地,就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你追我赶,不亦乐乎。渐渐地,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八路军敌工部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同志们,近水楼台,率先得知棒球比赛的规则和要领,很快就学会了打棒球。偶尔中共中央首长散步经过这里,驻足观战,其他观看的同志们会更加呐喊助兴,球场上奔跑着的学员们会玩得更加起劲。 生活的优待,娱乐的丰富,共同营造了一个实紧似松、恩威并重的精神革命的环境,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接受人生改造。 经过系列运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们都像丁玲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切交给组织,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为了组织。肉体上的疼痛自己忍受着,精神上的疼痛自己吞咽着,无怨无悔,勇往直前。陈学昭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学会了摇纺车纺纱线,进而感悟到“工作着是美丽的”。并且,只有在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昂扬奋发中,才可能忘掉过去,钝化感知,磨炼出一副铁石心肠,流血不流泪,动手不动心,动嘴不动情。 危拱之,河南人,毕业于开封中学,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去巴黎、莫斯科学习戏剧,1930年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参与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长征途中负责一方面军司令部总务工作。1937年初,尼姆R26;威尔斯在西安采访她的时候,“她的身体非常强壮健康,有细小洁白的牙齿”,“言谈举止可称是苏区妇女的好典型。”[美]尼姆R26;威尔斯:《续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180、330页。1942年她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一次全体大会上,作报告者说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是“红旗党”,所有党员都是“红皮白心”的假党员。曾经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她,“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脸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危拱之从此有些自暴自弃,精神也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两年后,她的问题甄别了,认定她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刘少奇亲自找她谈话,当面向她赔礼道歉。1949年后,她还是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下册,同前引第333—334页。 同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的曾志,与其他70多个重点审查对象被编入党校临时支部,离开原住地,迁往新住地。“此处三面是山,打了一排窑洞,缺口处筑着一道高约三四米、厚约一米的坚固土墙,墙上插着许多破瓷片、碎玻璃,墙外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这里名为临时支部,实为监狱。”“有一位被斗的女同志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反而用脚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洇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连续几个昼夜的车轮战,是对每个收审者的生死考验。“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在这种情况下,七十几个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屈打成招的只有4人,其中之一就是曾志。她能幸存下来的秘诀就是:“我时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自己,敦促自己多吃、多睡,努力排除干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上,第340—341页。这个生存秘诀的要领,其实就是肉体上通过顽强的新陈代谢保持健康,精神上排除其他一切私心杂念。 1939年12岁进入延安的灰娃,在儿童艺术学园长大。她晚年回忆:“我从幼年就过的是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坚定的[地]认为作家、写作、发表、出版以及一切一切工作,都只能是组织领导者才有权指派安排,个人应当服从,个人应当遵守纪律,不经组织指定,自己写,把文字公之于众,那简直是大逆不道。”见王伟明、灰娃:《记忆敲响那命运底铜环》,《诗网络》双月刊(香港)2002年第2期。 经历过整风抢救运动的革命女同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了。“1938年入党后,孙铮就养成了一个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是在延安和在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66页。在一切物质生活资源和精神思想资源都由政党统一支配,按计划供给的社会体制里,她们不仅极力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而且一旦家庭生活出现波折裂痕,更向组织主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隐私。 石澜在与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终坚信“我们婚姻的政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感觉到,“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可是,作为妻子的石澜越是发现家庭生活中有矛盾,越是要将矛盾上交给组织。“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等到她晚年清醒过来时,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她在法院给她的离婚判决书上写了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252页。 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学习或工作。她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作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她同居了。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长沙)1999年第5期。这件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会指责的都是范元甄。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还能向谁倾诉呢?只有一切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把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再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装点起来,对外是一张金字招牌,光灿灿的面孔,对内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袒露的心肠。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至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据西安办事处的统计,仅1938年3月至5月,就有2288人经该处介绍到延安;全年总计约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扩办抗日军政大学的同时,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1937年9月)、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延安马列学院(1938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1939年5月)、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等一系列面向广大青年学生的免费学校。 为此,作为中共中央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1939年12月1日公开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自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见《我对年轻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79页。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手袖、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1940年中秋节时值9月16日,星期一。女大学员孟于、白凌、严昭、葛瑜、莉莎五人,晚饭后换上她们最好的时装——缝有白布假领子的列宁服,勒紧腰带,没忘记把茶缸子挂在腰带上,悄悄地溜出了校门。她们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又蹦又跳,踏着暮辉,沿着延河往东走。出了城东,是一片空旷的河谷。晚霞刚刚散尽,月亮已经爬上了东山,天地间一片高阔幽蓝。五位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这奇妙的美景感染了,情不自禁地一边走,一边高唱起来。从学校到桥儿沟有将近十公里的路程,她们走出了汗,但一点也不觉得累。 来到鲁艺,她们先进音乐系住的一排窑洞,那里有时乐濛、刘炽、陈紫等人在等着呢。听到音乐声远远地响起,他们匆匆地喝上几口水,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大操场上正在举行的月光舞会。此时,皓月当空,彩云追随。据《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记载,1940年9月16日,时在绥德,天气为雨,但15日“晴”,17日“阴”。 绥德距延安约为150公里,估计延安此间也是阴雨或多云天气。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9月19日载《边区党委边区政府紧急通知开秋荒廿万亩》,“时值秋令,天雨连绵,正是开荒翻地的最好良机。”但中秋节这一天至少不是雨天,因为鲁艺开月光舞会确有其事。孟于等人从女大赶到鲁艺去跳舞,出自她们的回忆。热情的音乐系小伙子们轮流吹奏起美丽的乐曲,露天舞场上一对对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里。《小放牛》、《酸枣刺》、《春之声圆舞曲》、《友谊地久天长》……一支乐曲,又一支乐曲,欢声笑语伴着动听的旋律,回荡在金秋岁月黄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间。 “时间不早了,最后再跳三个舞!”领头的白凌趁乐曲间隙,赶紧提醒大家。抬头望天,她们才发现月已西斜,而舞场上气氛却依然热烈。 “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 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一天的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姚铁:《欢快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党史纵横》(沈阳)2001年第11期。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梅剑主编:《延安秘事》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45、446页。 刘茜的人命案一时得不到妥善处理,各种谣传就像夏日里的野草日夜疯长着。有一种传说,他们恋爱中,刘茜写给黄克功的信上,最后一句话是:“请原谅我的走开。感谢你过去对我的爱,送你一个吻!”信是托人送去的,黄克功不在宿舍里,信就放在桌子上。等到他回来,拆开信,看完后,火急火撩地在宿舍里到处寻找。有人问他找什么,他说女孩子信上讲了送他一个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藏起来?大家直纳闷,都说没有。他不相信,以为大家跟他开玩笑,更加找得尘土飞扬。后来有人说,你把信给我们看看吧,到底送个啥我们真是不知道。一看信,大家哄然大笑,说:“人家女孩子跟你拉倒了,最后纸上送你一个吻,这是礼貌。”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从第三次反“围剿”前后,就非常突出强调“扩红”问题,即不断扩大红军队伍。长征达到陕北后,这一问题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并随形势发展变成吸收准备各类建设人才。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8页。。抗战全面爆发,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诚欢迎。1939年12月1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随后,《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当务之急,是要在延安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把知识分子能够留得下来。 迫于这样的形势压力,杀人偿命,黄克功初审被判处死刑。他不满意对自己的审判,上书毛泽东,一定要求毛泽东处理这件事。 案件卷宗和个人陈书,很快都送到毛泽东手中。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兼黄克功案审判长雷经天,其中说道: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 40页。 10月11日关于黄克功公审宣判大会召开的时间,另有一说是1938年3月至5月之间,显然是误记。此处依据时任陕北公学筹备组负责人,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成立后任党组书记兼校长的成仿吾的生前回忆。见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64页。,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举行群众公审大会。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出任公诉人;由边区法院审判长雷经天和抗大、陕公选出的代表李陪南、周一明、王惠之、沈新发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共同组成审判庭,经过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在当庭公开审判中,黄克功大声向群众呼喊:“是我杀了刘茜。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但是,请你们念着我十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让我的血流在敌人面前吧!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初版,第39页。据现场目击者介绍:“黄克功借法官询问他的经历的机会,便指着他的左背上的伤疤,还想脱下衣服来让人看看。”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10页。当时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审判员中场退席集议后,又鱼贯而出。会场上一阵骚动议论,逐渐恢复平静,大家都在翘首等待着审判结果。审判长雷经天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当着黄克功的面公开宣读毛泽东为此案写来的复信,并庄严宣读边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本庭判决凶犯黄克功,因恋爱问题而枪杀革命同志刘茜,经公审,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听完宣读毛泽东的信和公审宣判,表示诚恳认罪,甘心伏法,毫无怨言。但是,群众中有许多人发言,要求免除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过。“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参见《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01页。场面极其悲壮,令观者不堪熟睹。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 各位同志:黄克功的死,在我们党是损失了一位英勇的斗士,而且是一位过去十年来曾经为主义奋斗的好青年。然而,他现在竟犯了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行,他杀了他的同志,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已经不再是过去英勇的黄克功同志了。他忘了党的主义,他背弃了群众。杀了一个优秀的党员,便是减少自己阵营中的实力,也就是替敌人帮凶杀害同志。如果,他今天所杀害的是敌寇,汉奸,托派……当然,我们无判他罪刑的理由。但是,现在我们又不得不忍痛地用一粒子弹结果他的生命了! 恋爱是基于双方同意的自由行为。强迫,威胁,甚至用残忍的手段去杀害对方的生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意识的作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行径。 在这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希望我们的青年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恋爱的纠葛上面。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否则,如果恋爱的事情不能避免,就应该循着正确的观念去发展。转引自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同前引第40—41页。张闻天的这个讲话稿正式文本至今未见,此处转引是该书作者舒湮1938年底以《抗战》三日刊通讯员身份到延安采访时所得,其中说刘茜是共产党员,疑有误。 接着,他又说: 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找对象也不能要求对方十全十美,无论在恋爱过程中和结婚后,男女双方都应该互相尊重,互敬互爱,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前进。黄克功与刘茜,都缺乏正确的恋爱观,以至酿成悲剧,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大不幸,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转引自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85页。 这个讲话从正面表明革命组织对于同志们之间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态度立场,也是借着出现了黄克功这么一个极端的反面典型,开展正确恋爱观教育。 延河边又是一声枪响,黄克功当场毙命。 新成立的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中说: 黄克功由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认女子为私有财产的观念出发,不顾革命利益之损害到如何程度都不能克服它的情欲所求。……枪杀自己革命的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的团结,无异帮助了敌人。无论他的主观是否汉奸,但客观事实上确是汉奸的行为。对黄克功提起公诉书,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同日,边区高等法院还张贴布告,公布黄克功罪状及其处理决定: 黄克功,男性,年26岁,江西省南康县人。案查该凶犯于10月5日黄昏在延安城外东关河边地方,因逼婚不遂逞凶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一命,经检察机关侦查,证据确凿,提起公诉。本院举行公审,该凶犯在法庭上已直供不讳。此种罪恶行为,本院认为该凶犯黄克功为着个人的恋爱不达目的,竟忘却自己过去为革命艰苦斗争的光荣历史,不顾目前抗日救国的重大任务,破坏红军铁的纪律,违犯革命政府的法令,自私自利,以最残忍的手段杀害革命青年同志。当前暴日侵凌,国家危急,民族的革命战争正在紧张的时候,对于此种在革命营垒中的败类,应给以严厉的制裁,以维护革命的纲纪,[。]本院根据该凶犯黄克功犯罪的事实,特判处死刑,当即验明正身,执行枪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布告》,[1937年]刑字第二号。见《延安市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819页。 几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人们还在谈论着这件事。毛泽东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见《徐懋庸回忆录》,同前引第101—102页。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五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