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造社会舆论上,边区政府不仅取得二流子家庭其他成员的积极支持,而且还组织利用群众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编写出《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等街头短剧,以及民歌童谣,深入乡村巡回表演。 绥德市第七区就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童谣: 二流子,李克明,好吃懒做不务正,嫖赌抽都干,不管家小与亲邻。七区人人个个讨厌他,全市二流子挂牌,他是第一名。韦君宜:《警区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7月12日。 《解放日报》上曾公开发表过依“顺天由”(即“信天游”)的调式填写的歌词《笑话二流子》,并注明是“农村妇女儿童嘲笑二流子唱的”: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吃净了粮食吃籽籽,二流子你早晚要讨吃。有饭给你不胜喂狗,凭什么养你这二流流。你婆姨也恨来你儿也嫌,二流子顶个球不蛋。不要上我家串门子来,怕你把懒劲串进来。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的过年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真夷:《笑话二流子》,《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24日。 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就是有组织地收容改造被称作“社会的寄生虫”的二流子。早上6点钟起床,由所长领导着到操场上跑步,上午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捻毛线。午饭休息后,下午上课。“那曾经是枯黄的肮脏的脸,现在泛出了红色,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干干净净。”岳瑟:《人的改造——记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30日。他们操着不熟练的姿势,被迫过着有秩序的生活,但饭可以随吃。一个叫马生荣的高个子青年,婆姨死了,只剩下瞎眼母亲和一个孩子,自己靠偷窃为生。进所后他饭量增加了5倍,一天早餐竟吃了8碗干面。享受着生活优待,接受过思想教育后,他决心改造自己,善待母亲,教养孩子。 戒烟所对每个二流子都造册登记,张榜公布,犯何前科,改造计划,内容日期,一一在目,经所长考察鉴定,并经众人评议合格后,才可出所。 促使这些日本战俘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除了日本工农学校的课程教育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物质生活上的优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早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直接交锋之际,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八路军就设立敌工科,专门负责处理战争俘虏问题,并逐步确定起优待俘虏的政策。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告日本士兵宣言,将日本士兵与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区别开来。“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你们离开你们的家乡,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你们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也无人收敛,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呵!……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绝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军队决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1937年9月25日),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3、864页。 同时,又以八路军名义致日本士兵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与日本工农出身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大概早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第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的,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决不虐待你们,决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地]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1937年9月25日),见《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同前引第865—866页。 时至1938年7月,八路军制订了更加完备的《关于对待日本俘虏的命令》: 1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品。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2对伤病日俘应予以特别照顾和适当治疗。 3日俘凡欲回归日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者,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4日俘如有愿留在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5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6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76页。 这些优待俘虏政策的执行,起到了分化瓦解日军士兵的效果。小林青回忆自己在山东战场上被俘后受到的优待情况是,虽然他曾逃跑,“但是与我接触过的八路军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除了我的枪、子弹、刺刀等武器被没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个人生活用品,一点都没动,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他们不厌其烦地找机会和我聊天,启发教育我。……虽然他们大都不会讲日语,却十分耐心地叫懂日语的同志做翻译来和我交谈,帮助我正确认识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使我懂得了中日两国人民应以睦邻友好的关系相互交往,中日两国人民没有仇恨,应是朋友。”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203页。 在革命队伍供给制生活中,日本战俘享受着较一般同志高的生活待遇。“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是以白面、大米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同上,第88页。如果学员生病了,还会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当八路军的宽大政策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兵了解后,也有被荒唐误解的现象。 1942年5月,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小西政贤的日本兵被俘后,受到八路军敌工人员的优待。到傍晚时分,他竟然让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八路军敌工人员看罢,肺都气炸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又不能。最后,想出个办法,让县长摆开架势审讯他,敌工人员假装翻译,实则用日语痛骂一阵。反正县长不懂日语,俘虏不懂中文,八路军敌工人员搜肠剐肚,将自己所知不多的日语骂人的话全部抛出来,骂他个狗血淋头,叫他死了这份野心了事。参见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50页。 实际上,宽大不等于一味地放纵,而是恩威并重,争取人心,重新改造人、塑造人。当然,对待俘虏政策还存在一个对外宣传与对内把握的分寸问题。1941年8月,毛泽东等致电新四军主要领导同志时就指示:“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不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傅钟致陈毅、刘少奇电,1941年8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1页。 在延安,对于日本战俘的这种重新改造与塑造工作,就显得更加突出。 在团结一切力量参加抗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来延安的旗帜下,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工作一度得到普遍重视。 1938年3月8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召开,并同时宣告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边区妇联”)。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强调培养妇女干部工作。3月3日,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具体落实中央决定的精神。3月8日,延安各界在北门外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讲话。毛泽东在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1939年3月),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9页。这个正式公布的文本,与其他记录文本有出入。会上,他倡议创办中国女子大学,并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同。“我们要培养几百几千的女英雄、几百几千的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转引自赵海编著:《毛泽东延安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0页。又见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27页。文字略有出入。 同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并应邀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6页。 我是女大值勤兵! 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题字,我就写了下面几个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131页。 这样,延安妇女运动有组织、有阵地、有声音、有气色。正如194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中所言:“自1939年三八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转变妇女工作以来,前年在全党内造成了对妇女工作从忽视到重视的思想转变,并奠定了开展妇女工作的组织基础。”《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1941年2月5日),《中国妇女》(延安)第2卷第10期(1941年3月)。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在中国女子大学前后享受着两年红色浪漫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并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的生活仅能维持温饱。刚到延安时,偶尔还能吃到大米、白面、猪肉,以后只能吃到小米、高粱米。一度给养供应不上,只能靠粗糙的黑豆过活。……有些南方同学刚到延安时,看到黄澄澄[橙橙]的小米饭还以为是蛋炒饭,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不吃也得吃,硬着头皮慢慢咀嚼,久而久之,就感到粟米之香了。特别是女同志,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身体壮实起来。有人还高兴地写信告诉父母:“延安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回想我们几个队干部在一起吃饭,常花几分钱买点酱油、香油、辣椒、醋,往小米饭里一拌,嘿,甭提有多香了。 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延河成了我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盛夏时分,几个同学相约到河边沐浴,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待下衣干透,着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 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除了睡觉、上课、吃饭,学员们随时随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饭前饭后唱,课前课后唱,行军时唱,开大会时更唱,歌声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动山摇。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75、276页。 这段幸福时光的最高潮,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中国女子大学在延河滩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女大有歌咏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篮球队、排球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和球类比赛。记得有一天,朱德总司令给我们做完报告,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观看篮球比赛,与民同乐,深受感动。令我最难忘的是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和松柏彩门,四周布满彩旗和标语,身穿一色列宁服、腰扎皮带、排列整齐的队伍,把延河沙滩打扮得格外壮观。当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健步登上主席台时,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当看到500多名学员穿上我们做的列宁服,表演集体舞,不断变换队形,一会儿三八形,一会儿五角形时,无不感到内心的喜悦。化妆秧歌舞表演很精彩,雄壮有力的《女大大合唱》激励我们奋进。下午进行的排球对抗赛,抗大男子居然败在女大手下,格外增添了我们的欢乐。孙画秋:《忆延安女大——革命的摇篮》,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173—174页。 这次演出轰动了延安,并传为永远的佳话。在“公家人”穿着统一制服,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的延安,女大学员仿照苏联服装式样,自己组织裁剪缝制出绝无仅有的校服——列宁装。女大校服列宁装是她们自己缝制的,有些事出偶然。1939年生产运动中,“经过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有相当一部分女同学例假不准了,第二年就改变了生产方式,搞工业生产”。学校从边区外买来十几台缝纫机,组织缝制的第一批衣服就是1940年三八节作为校服发给全体学员们的列宁装。参见徐岚:《女大的劳动生活》,见《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同前引第253页。大翻领,双排扣,腰身收束,将女性青春健美的身材特征巧妙地显露出来,再穿上绣缀着两只红绒线球球的布草鞋,实在是别出心裁,标致极了,也时髦极了。这样的装束,配一张饱满红润的面孔,质朴诚恳的颜容,健美结实的身材,就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王朝闻创作的刘胡兰雕塑形象,就是以当时从晋察冀边区“七月剧社”到延安“鲁艺”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随后改制为“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学习的吕光为生活原型。冯松、吕光接受朱鸿召采访记录,2002年5月14日,北京德胜门外。 每到周六傍晚,女大门口一直延续到延河边上,就拥挤着来迎接女友或妻子回去过周末的男同志们。也有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对象,但自觉不自觉地跑过来看热闹,兴许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艳遇呢? 呵,因为有了如此烁热的簇拥,女大学员们越发显得这般非常的美丽! 《中国妇女》杂志停刊,中国女子大学停办,延安妇女工作明显受到削弱,一般人并不清楚这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前兆。相反,刚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却一度被误解是全社会都来帮助共产党寻找差错,纠正歪风,弥补不足。于是,1942年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倾诉文章,言辞激烈地指控革命女青年在革命婚姻过程中所遭受的身心损伤与苦痛。 3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除了艾青的诗《给姊妹们》,还有三篇出自知识女性之笔的文章: 曾克的《救救母亲》,指陈革命女青年为人之母后的种种矛盾困境,建议各级领导真正关心孩子们的营养健康与疾病防治,希望更广泛地建立起小规模的托儿所,用实际行动拯救这些在革命婚姻中沦为母亲,回到窑洞家庭里的知识女性们。“新的女性,不仅是做一个好母亲,而且是各种学问与事业的创造者,她们每一个人应当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救救母亲!为着革命事业的成功,为着新社会的建设!” 草明的《创造自己的命运》,对于那些借革命婚姻攀附政治权势,图慕虚荣,甘心回到窑洞家庭里的个别女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痛切的鄙夷。“因为缺少创造自己命运的信心和决心,往往把自己的一生花费在几个孩子的抚育上;或因嫁了一个政治家,而抛弃了自己的医学技能,和单纯的为了体面而嫁给一个艺术家,这在延安的女同志中,也有些渣滓。” 白霜的《回家庭?到社会?》,认为抗战以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妇女英勇参战的事实,在初期曾使妇女回家的论调收敛;“近两年来,随着整个抗战中倒退逆流的产生,妇女回家运动,又在各种不同形式下,蠢蠢发动。”对此,她尖锐地指出,“提倡妇女回家,对整个社会国家来说,是摧残民主,削弱抗战力量,维持半封建的旧社会的企图;对妇女解放来说,是加紧妇女封建束缚,奴役妇女的勾当。” 紧接着第二天,3月9日《解放日报》又刊出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极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在恋爱、婚姻与家庭问题上所遭遇的陷阱和困境。 在男女比例曾经30∶1、18∶1、8∶1的延安革命队伍里,一个女同志不想结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地]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如果选择结婚,僧多粥少,同样要遭到议论。“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嫁了工农干部,同为知识分子的男同志讥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结婚以后,不要孩子不行;有了孩子,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绝大多数母亲只有自己领养,又被讥讽为“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离婚,更是她们遭受诽议的谈资。 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克[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密[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惟]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在延安革命队伍里,深切关心妇女命运的,最初是尼姆R26;威尔斯(即海伦R26;斯诺),稍后是陈学昭和丁玲。尼姆1937年到延安,当时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还不是很多,主要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陈学昭1938年到延安,她从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与个人婚姻破裂的痛苦经验中,发现了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客观方面的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等,都已经并可以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但是在主观方面的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尤其是生育方面,却存在着许多深刻的矛盾问题。如果说陈学昭偏重于理性思考,那么,丁玲则主要凭借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敏感,通过对不同社会层次妇女的贴心观察,感觉到“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这就具备了鞭辟入里的艺术力量,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进程中最初不为人们所料想得到的,以后又为人们所讳莫如深的深刻矛盾。 同在3月9日报纸上的,还有王定国的文章《听听乡里妇女叫苦声》,反应“我们的妇女工作,很不深入。只是机关上的妇女有自由,老百姓的妇女很多还是被当作物品一样的买卖”。就住在延安县宝塔山下县法院门口的一户人家,丈夫和公公对媳妇严重打骂虐待,而这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媳妇欲告无门。文章呼吁,“在我们眼面前的妇女同胞都没有得到解放,远的地方就不能谈了。” 也许这只是个别的案例,但有个案的存在,至少说明边区妇女运动在1940年高潮过后,在一定程度上是松懈了。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还有马加的《间隔》、莫耶的《丽萍的烦恼》、洪流的《乡长夫妇》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边区妇女运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的披露。 在紧随而来的抢救运动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问题,不但没有被引起重视,反而被当作知识分子抢台,造成整风运动“偏向”的证据,在揪斗出王实味事件后,惩一儆百,“转向”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审查斗争。丁玲为《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先在4月初的一次高干会议上接受曹轶欧等人的批评,幸亏毛泽东在作总结时为之解脱:“《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深深地感念毛泽东的话保了她。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2年第2期。接着,她又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发言,表示“尽管我灌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篇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她进而承认,“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文章中虽然“并没有责备男子的语句,但的确有一种‘不要靠男子,自己争气吧’的味道。我想这是不对的”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1942年6月),《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6月16日。。这样,她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公开表态,只有依靠男人才能求得妇女的翻身解放。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美]艾格妮丝R26;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同前引第159页。 另据埃德加R26;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转引自[美]简R26;麦金农、斯R26;麦金农:《史沫特莱传》,同前引第255—256页。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自己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参见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同前引第177—178页。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素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后期,史沫特莱在延安的朋友似乎只有丁玲和朱德。而此时丁、朱都不在延安,所以她临行前只有向斯诺夫人借钱。她对斯诺夫人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见[美]海伦R26;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同前引第310页。 在审讯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你知道她今年多大年纪吗? 答:知道,十六岁。 问:既知道她多大年纪,为什么还要求与她结婚呢? 答:她的身体已发育完全了,不像是十六岁的人。……我并非汉奸卖国贼,只有[?]我一息尚存,还恨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她公开或不公开的[地]破坏我的名誉,故我恨她才打死她。黄克功案公审记录,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沿用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份条例最初由王明从苏联引入并加改进,1931年11月28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通过,1934年加以修订。其中规定结婚年龄,男子须满20岁,女子须满18岁。由于战争环境影响,这个婚姻条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确不是非常严格的。延安时期主要从事妇女工作的红军女战士刘群先曾对到访的外国记者说:“在新苏维埃各项法律最初实施的时候,这个新结婚离婚法常常被人滥用。”[美]尼姆R26;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下册,同前引第317页。 当时的婚姻现实是,中央主力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9万余人,只剩下将近2万人,再经张国焘分裂后,真正到达陕北的幸存者只有近4000人,其中女红军50人。到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男女比例上升为30∶1。到1941年,为18∶1。到1944年5月,达到8∶1。平时大家“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以组织的形式处理婚姻的问题。 马加的一篇小说,写从外地来到延安,经过学校学习培训后,担任县妇救会的女干事杨芬,行军中掉队落入另外一个支队。“支队长露出不整齐的黄牙齿微笑了,他的两只小眼睛频频的[地]闪着光,表示着无限的愉快,似乎他在打扫战场时意外的发现了稀罕的胜利品。”到了宿营地,支队长更显示出露骨的亲昵,亲手把她从马背上抱下来,拍去她身上的尘土,尔后又赠之以物,介绍她进星火剧团。此后一有机会,支队长就找她谈心,很快就提醒她应当考虑婚姻大事了。杨芬说现在还没考虑的必要。 ——“没有考虑的必要,那么就请组织批准吧!” ——“请组织批准我们结婚?” ——“第一点,你和我结婚你会进步;第二点,……” 她没有答应。没想到,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相继来做工作: ——“你不和支队长结婚,那么你想和谁结婚呢?” ——“找一个老干部结婚,是顶吃得开的。”马加:《间隔》,《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2月15—17日。 这篇小说当时受到严厉的批评,那些红军干部们说:“我们打天下,找个老婆你们也有意见?”艾青:《漫忆延安诗歌运动》,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43页。“所以,在延安的相当长时间里,婚姻问题便成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最敏感的问题。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四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