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部书记李□□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不但不接受,反而嫌其啰嗦:“哪里有那么多的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 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两人当场争吵起来。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上党校,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 杨长春不依不饶,再回道:“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 这下子,李支书更生气了,放下手里的活,直指着杨长春叫:“你们这些从外面(国统区)来的人,洋里洋气得讨厌!”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7、41页。 在延安初期的革命队伍里,穿皮鞋、戴礼帽的技术工人,是被穿草鞋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视同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子上就被看不惯。所以,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征战。为了赢得胜利,军阀们不惜重金从国外购置先进的设备,筹办兵工厂。当时全国有奉天、上海、汉阳、巩县四大兵工厂,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人才济济。其工程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技术工人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为了能熟练地操作先进的机器,他们一般都粗通外文,业余组织读书会,学习数学、绘图、读报、议论时事。这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以1933年为例,通常都是大洋20元以上,而一般普通工人工资只有8元,同时期的生活费用约10元。这些产业工人与农村手工作坊工人相比,其文化程度和言谈举止完全不一样。他们平时就穿皮鞋,戴礼帽。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千百万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先后逃难到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汪精卫伪政权、阎锡山地方政权等都纷纷抢夺其中的熟练技术工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延安共产党政权也公开地参与到这一人才争夺战中。 1940年在延安创刊不久的《中国工人》杂志,连续刊登《陕甘宁边区各工厂招聘技术工人启事》: 我们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促进经济建设,提高技术,发展生产,招聘棉毛纺织、制革、采矿、冶金、化学工艺、造纸、畜牧、园艺、机器修造、印刷等等技术工人,待遇从优,愿应聘者,请函延安信箱十号接洽。 此前,1937年零星招募的工人,或直接进入延安,或被安排在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受训“安吴堡青训班”,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由“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机构,主要负责对准备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和甄别。1937年9月创办,1940年4月全部撤回延安。,尔后再安排进入延安。随着招募来的工人越来越多,1938年3月特设安吴堡职工训练大队。从这里开始,“对于工友特予优待,除供食宿外,并发给文具讲义。本班虽受物质条件所限制,但对于工友的生活,无不尽力改善。在饮食上,因他们多来自北方,不惯米食,所以有时增加他们常食的面条、馒头等;在居住方面,亦选较好的房屋为宿舍。此外,关于医药费,亦往往由校垫付。即因故离开本班者,也常资助旅费。对于无衣服鞋袜被褥者,则由队部发起阶级友爱捐,将所得的现金,购置鞋袜,连同募得的衣服,分发给他们。所以全体工友在生活上都极感满足。”训练班课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目标“在于短期内,授与[予]工友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敌救亡工作”陈希文:《安吴堡职工大队概况》(1938年8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57、256页。。工人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大中城市和东南亚地区华侨,34%已经结婚养子,但极少数带家属在一起,大多留在沦陷区。这里就有后来被树立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边区和中国工人旗帜的赵占魁。 到延安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职工大队学习,或进入公营工厂工作,其利益由独立于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工资待遇,高于边区供给制条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也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当时在全国是很少有这样高的工资的”。《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457页。参见朱鸿召:《公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海文学》1999年第8期。据当时在抗大任教的徐懋庸介绍,“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21页。可以想像,高出于徐懋庸津贴费三四倍的技术工人们,怎么不过着体面的生活呢。 另据两份当时公开的宣传材料称: 他们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禁止,男女同工同酬。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假,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公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得出该机关证明请政府救济,或得社会保障基金救济。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夏江:《进步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1940年5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37页。 边区工人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有顺利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并且还得到边区抗战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援助。边区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没有失业的恐慌。齐华:《抗战动员中的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解放》(延安)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除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原来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红军长征到达后,带来了一个军事修械所,稍后,建立起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8年2月,上海工人沈鸿带来10部机器和7名工人,参与建立边区机器厂。同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赈济委员会派出以曹仲植为首的五名赈济委员,携款10万元到陕北放赈,救济难民,经双方协商同意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此项专款作为基金,设立难民工厂(纺织)、难民农具工厂、振华纸厂、兴华皮革厂等四个工厂,救助避难民众,也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外,处于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于外援,其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划拨给八路军的经费,每月拿出一部分用作财政收入。1939年全边区全年收入共计880余万元,其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的协议款有790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此项专款始于1937年,到1940年同比下降到占50%,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便全部断源了,延安财政供应进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便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 这种资本来源的外援性特征,以及多方政权对人才的争夺态势,边区对外来人才实行一定程度的来去自由的边境管理环境等,都从外部条件方面制约了边区技术工人的丰厚待遇。而边区内部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权利,积极创办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在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先进模范的理想高姿态状况。1937年7月,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转变与创造边区为全国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的总任务下,更加需要提高边区工会的任务与作用。目前边区工会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的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7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119页?建设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这成了延安初期响亮的口号,以此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争取国民政府和海外华侨等其他一切社会经济物质与精神道义援助,招引吸纳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才资源与人口资源。 在这样的工作方针指引下,边区工会一方面加入全国总工会,响应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号召,在延安组织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共延安市委等群众团体,共同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面向全国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延安旁听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1938年4月17—23日);另一方面致力工会民主建设,公营工厂和县乡工会组织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1937年6月在边区颁布执行的《国家工厂工人须知》中就明文规定:“国家工厂中的工会组织以一个工厂为单位,以工厂委员会称之。委员会是由全厂工人大会直接选举出来,委员人数不规定,由三人至七人组织之。并且选出来的委员要分工,委员长必须要在工人大会上单独说明其职责通过。”时任边区总工会筹委会委员、文化教育部部长的郑义撰文阐述工会选举的意义是:“边区工会的选举运动就是为着发展工会的民主,健全工会的领导,坚强工会的组织,使边区工会真正成为领导全边区工人参加抗战,推动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的组织。”正义(郑义):《边区工会选举运动的意义》,《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1月20日。直接选举产生工会委员及其委员会,不从上级部门委派,这样的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信。为了取信于民,在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自己工作努力的目标。 边区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陈云:《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2月10日),见《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07页。 这是陈云在1939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字里行间表达了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刚刚开始执掌政权的谨慎与实在。准此,一个时期里边区工会坚决地把改善工人生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为改善工人生活而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在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仍须要他起更大作用,因此不改善工人生活是不行的。”邓发:《纪念“二七”与中国职工运动的任务》(1940年2月9日),《解放》(延安)第100期(1940年2月29日)。大约到1940年底,边区工人工资水平达到延安时期的最高。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公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除星期日休息外,每逢下列日期为例假日:1月1日(新年元旦)、2月7日(京汉工人惨案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7月7日(抗战纪念日)、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节)各休息一天,农历新年休息三天。“工人继[连]续工作满一年,事假未超过十四天,病假不过十四者,得休息两星期;继[连]续工作半年,事假未超过一星期,病假未超过一星期者,得休息一星期。有旷工者不得享受此项权利。例假期间,因工作急需而加工者,工资加倍。”同时,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1940年11月1日),《中国工人》(延安)第11期(1940年12月1日)。这个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排除了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参与可能,基本完全由工会掌握着执行的标准。 “我们的生活好似一株鲜花,在民主政府的滋润下……我们要发展全国的民主,让鲜花开遍了中华。……生活好像一支奔流,在全国抗战的浪潮里……我们要坚持全国的抗战到胜利的明天……”《边区工人吟》,见《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通讯报道,《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20日。这是这个时期生活体面的边区工人们经常在嘴里哼唱着的一首歌曲,流露着他们对生活富足的喜悦和积极情绪。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 生活体面的工人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