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统一的过程。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这在革命队伍里一般战士或工作人员并不觉得有什么妨碍,相反,领导人没有到场前的时间里正可以互相“拉歌”,热闹一阵子呢。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十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陈学昭:《时间》,《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16日。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只有那些将自己生命当作个人财富,或者是更广阔的人类财富的知识分子们,才觉得“不重视时间,不遵守时间,不抓紧时间,也就是浪费时间”。 位于南门外新市场附近的南区合作社门市部,是公有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两种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便产生了心理矛盾和思想冲突。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以及医学、通讯等现代科学事业的出现,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往相差到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0日。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沙漏和日晷。 1939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央医院,采用的是与李鼎铭先生所擅长的中医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诊断、治疗、化验等操作过程都需要精确的时间计量。医院筹办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于是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四、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听者不会误会。”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页。不久,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需要,就全部给了医院,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但一来僧多粥少,二来坏了没有人维修,所以刘允中医生便制作了沙漏。 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15秒与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沙漏适宜于室内精确细小刻度计时,室外大刻度计时是日晷。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日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日晷,1947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5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Michael Lindsay)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英]林迈克:《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6月版,第101页。 延安当时不多的钟表都在中央领导人手上,他们分别从南京、武汉、重庆、莫斯科等地来到延安,然后各自主持某个部门的工作,便使得不同的单位使用不同的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用行政的办法统一了标准的时间,林迈克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感觉到方便多了。对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般战士,以及奔赴延安后在整风运动中接受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关于时间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天有阴晴雨雪,石质的日晷岂能承受过多的苛求?在延安革命队伍里,过着供给制集体生活的人们,最严格的时间作息标准,其实是食堂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开饭吆喝声,或梆声,或哨声。 1938年秋,陈学昭以《国讯》旬刊(黄炎培主编)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到延安,刚开始她被安排住在中央交际处招待所。吃饭时间是: 早饭:8∶00左右,干饭; 午饭:11∶00左右,稀饭; 晚饭:15∶00左右,干饭。 “三顿饭在六七小时内吃完,只觉得一天工夫吃饭的时间占去大部分,因为饭与饭之间的距离太近,常常把工作打断。三顿饭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她写回的报道中记述着:“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现在,初春的美丽季候,只有菠菜,白菜绝对没有了,其他菜类与冬季的一样,不过荤菜增加了鸡蛋而已。”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7月版,第81—82、216页。近代陕北灾荒连年,几万人的革命队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了。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周围没有围墙。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可供学员读书、吃饭。四五个学员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供晚上点灯照明读书用,没有椅子。“学院的生活很有规律,读书、上课、讨论、就餐、睡觉均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以哨为号。学员吃饭一般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段苏权:《一生奋进总思源——忆延安马列学院》,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17—218页。一位学员于1938年12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学员生活待遇是: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3钱油,3钱盐。每年发单棉制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证的。每月还发一点津贴。郭敬:《马列学院的生产劳动》,见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同前引第182页。另一位学员于1939年3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回忆当时的学员生活待遇和伙食情况与上有些出入:“当时的生活很艰苦,每日小米(糠不少)1斤,蔬菜1.5斤,油3钱,盐5钱。每周一顿二米饭(小米掺杂大米——引者注)或馒头,菜汤上漂几片肉,节日可吃到一顿大米饭。每月零用费1元。”同②。 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学员们都是将来的干部候选人,言行举止也都比较入规入矩。而另外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年龄上较马列学院普遍年轻,资历也浅,有的甚至还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伙食单调,油水不多,遇到每周一次的伙食改善,就会出现很多热闹。 山下的哨子声盖过了乐器声,要开饭了,今天又逢改善生活,同学们放下学习工具,雀跃着跑下山来。炊事员已经把一大饭桶面条抬到广场上,“掐饭,掐饭,吸烟,吸烟”,操着各种强调的语言,身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顿时把饭桶围严实了。有一个调皮鬼打着快板,敲着餐具,“‘武’餐呵!”一个鹞子翻身挤在最前边,三下两下就捞起一碗面条。后来的不甘示弱,手伸过他的头顶,两条胳膊已经探到饭桶边沿上了,“加油呀!莫后退。”人们拥挤起来,终于把盛起来的那碗面条挤翻,洒在更下边人的头部及肩膀上。这时候四周响起了喝彩声、笑声,尽情的欢腾着。这是独特的景观,没有导演的节目。司仃:《古元——我在延安鲁艺的同学》,见《古元纪念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88页。 此情此景当时热烈紧张,事后令人难忘,思之有趣。据另一位鲁艺同学回忆,平时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每星期吃一顿面条,里面掺的猪肉,味道怪鲜的;用大木桶盛的,打饭各人围着木桶去盛,都是青年学生,人挤人抢面条,怕迟了吃不到了。”华君武就此还画过一张漫画,夸张地“只见面条落在有的人的背上、肩上、头发上、耳朵上”刘蒙天:《回忆古元同志点点滴滴》,见《古元纪念文集》,同前引第51页。。漫画张贴出来后,引人捧腹大笑。 1940年大生产运动后,改善了学员的伙食,能够吃上馒头,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大生产运动中,各单位多种经营,养猪、种菜,并创收,改善生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原来每天伙食的主食是小米,此时变成面食,并且逐渐地每周还可以吃上一餐大米饭。这是他们一周的食谱: 星期一: 早饭:羊肉炒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 星期二: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油炸丸子、汤。 星期三: 早饭:猪肉炒白菜、卷心菜汤; 午饭:面条; 晚饭:煎肉丸子、炖南瓜、西红柿汤。 星期四: 早饭:羊肉炒土豆、炒菠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色拉、裹面油炸茄子、卷心菜汤。 星期五: 早饭:牛肉炒白菜、西红柿汤; 午饭:面条; 晚饭:蒸鸡蛋羹、南瓜甘薯泥栗子、萝卜汤。 星期六: 早饭:猪肉炒白菜、白菜豆腐汤; 午饭:疙瘩汤; 晚饭:炖菜、蒸南瓜、醋拌凉菜。[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北京:长征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4—55页。 该校学员都是日本俘虏,为了体现优待政策,伙食是上乘的。但毕竟大生产运动解决了革命队伍的温饱问题。不久,当地老乡的生活也改善了,街上的饭馆里可以买到大米饭、馒头和面条,以及肉食菜,各机关学校食堂虽然还是以小米为主,但副食品花样多了,一天可以吃上一顿肉。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二 时间与食谱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